四臣辅政

鉴于顺治初年有摄政王多尔衮“阴谋篡逆”,为了避免宗室结党专权现象再度出现，顺治皇帝遗诏一改幼主由宗室辅佐的传统，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异性“勋旧重臣”辅佐，以“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索尼，姓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为清朝开国功臣。早在努尔哈赤时，索尼因通晓满、蒙、汉文字被安置在文馆内理事，赐号“巴克什”,而后索尼被授予一等侍卫，“出入扈从，随军征讨”。天聪五年(1631),索尼任吏部启心郎。天聪八年(1634)授骑都尉(正四品)世职，并且日值内院，宣示谕旨，审察功罪，从此，索尼深得皇太极信任，参与机要。崇德八年(1643),索尼因功提升三等甲喇章京。据传皇太极临死前曾将幼子福临(顺治)托付给他。皇太极死后，索尼坚定拥立福临(顺治)即位。顺治五年(1648),摄政王多尔衮以索尼曾谋立肃亲王豪格之罪，将索尼处以免死赎身，革职为民，徙置昭陵。顺治皇帝亲政后索尼方被召还，恢复世职。后累晋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因索尼为“四朝元老”,又系“两朝顾命之臣”,所以他在四辅臣中居首位。

苏克萨哈，姓那拉氏，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早年随努尔哈赤创业，深得努尔哈赤宠信，被招为第六驸马。苏克萨哈依靠驸马之子的贵戚身份与自己的才干，仕途一帆风顺。他初授牛录额真(备御),崇德六年(1641)因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备御世职),晋升三等甲喇章京(游击)。顺治七年(1650)升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梅勒章京，为副都统，从二品),并“以材辩”得到多尔衮的赏识，不久授议政大臣，晋一等，加拖沙喇哈番(一等公)。多尔衮去世后，苏克萨哈因率先告发多尔衮“阴谋篡逆”的罪行而得到顺治皇帝的重用，被提升镶白旗护军统领。后因围剿农民军屡立战功，又被晋升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尽管遏必隆、鳌拜都以公爵比苏克萨哈先列为内大臣，但是苏克萨哈以驸马之子入侍禁廷，与清皇室有着更密切的裙带关系，因此，他的班行列于遏必隆、鳌拜之前，而仅次于索尼。

遏必隆，姓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他是清朝开国勋臣额亦都第十六子，其生母系和硕公主。天聪六年(1632),遏必隆以军功承袭其父总兵官世职。天聪八年(1634),又袭一等昂邦章京(一等总兵，子爵),授侍卫管牛录事。顺治五年(1648)四月，因亲侄诬告他在皇太极死时有“变乱”之举，被多尔衮革除官爵及籍没一半家产。顺治皇帝亲政后，遏必隆冤案得申，官复原职，还并袭其兄图尔格的二等公爵，提升为一等公。不久，遏必隆进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三。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在四辅臣中位列第四。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立战功。天聪八年(1634)授牛录章京世职(备御世职),任甲喇额真(参将)。崇德二年(1637)授三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爵为三等男),赐号“巴图鲁”(意为勇士)。崇德六年(1641)封一等梅勒章京(一等男),提升护军统领，位列大臣。崇德八年(1643)封三等昂邦章京(三等子)。顺治初年，随大军攻灭农民军，晋封一等昂邦章京(一等子)。顺治五年(1648)被多尔衮以前此谋立肃亲王豪格之罪夺取世职，免死赎身。顺治皇帝亲政后，鳌拜方得到重用，授议政大臣，累晋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四辅臣中索尼、遏必隆、鳌拜三人都属于黄旗人，在皇太极去世时，因拥立皇子继位，曾遭到多尔衮的惩罚。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人，在多尔衮死后反戈一击，从拥护多尔衮转到支持顺治继位的立场，因此，他们都得到顺治皇帝的信赖。

顺治皇帝一反传统旧例，没有同诸王、贝勒和文武大臣商量，擅自决定让异性四大臣辅政，这不能不引起四辅臣的忧虑。当诸王贝勒等人说，“大行皇帝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索尼等人忧虑稍减，忙将诸王贝勒拥护遗诏的态度奏知皇太后。尔后，四辅臣与王以下文武大臣先后分别在顺治皇帝灵前和大光殿各立誓言。四辅臣宣誓说：“尔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亟罚，夺其凶诛。”王以下文武大臣发誓说：“冲主践阵，臣等若不忠竭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誓言明显地强调四辅臣、诸王贝勒和文武大臣不得利用各种关系，互结党羽，以致以往君主逝世后出现的乱政现象，尤其是四辅臣应共同执政，不受诸王贝勒干预，不得单独同诸王贝勒等府私相往来，以竭尽全力稳定幼主的统治地位。

事实上，四辅臣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行皇帝职权。凡一切军政命令，均以“辅臣称旨”名义谕诸王贝勒大臣遵行。但真正把持政权的是孝庄文皇后。早在顺治皇帝即位之初，因其年幼，孝庄文皇后曾扶持顺治皇帝度过辅政时期，因此在朝廷诸王大臣中享有一定的威望。玄烨即位后，她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扶植皇孙辅政。从顺治皇帝逝世到玄烨即位的一切措施和安排，诸如遗诏草成即谕令奏知皇太后，经皇太后改定，并同四辅臣商定后宣诏；诸王贝勒对遗诏指定四大臣辅政表示拥护的明确态度，四辅臣当即向皇太后上奏；孝庄文皇后召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及文武官员等，谕令他们务必偕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等等，无疑地都出自孝庄文皇后的授意和决定。但是孝庄文皇后决不像清末慈禧那样“垂帘听政”,她甘愿辅助孙儿，让玄烨在实践中增长治理国家的才干。

康熙一直在孝庄文皇后的直接教诲与勉励下治理国家。他即位不久，孝庄文皇后问玄烨有什么愿望，玄烨答道：“惟愿天下又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孝庄文皇后则亲笔书写条幅告诫康熙：“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生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地疆，惟休。”康熙的初愿与孝庄文皇后的为君“必深思得国得众之道”的教诲，成为玄烨后来治国的出发点和归宿。至于军国大事，康熙总要向孝庄文皇后禀报，直至康熙亲政后，孝庄文皇后仍继续过问国事。如笔帖式出身的图海，在顺治皇帝时曾获罪免死削职。三藩就乱时，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机作乱，孝庄文皇后向康熙推荐说，“图海才能出众，盍任之”。康熙皇帝立召图海“授予将印”,领兵前往，最终平定布尔尼叛乱。所以，《清史稿》说“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康熙皇帝也曾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这话倒是康熙的肺腑之言，可见其对祖母的怀念之情颇切。

康熙皇帝即位后，与四大臣辅佐政务同时并存的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清初特设的权力机构。清初，军国大政都需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可见它的权力很大。“诸王大臣会议既定，虽至尊无论如何”。议政王大臣会议亦称“国议”,其成员都由满洲贵族组成，“半皆贵胄世爵”,即多系宗室亲王贝勒。所以不论孝庄文皇后还是四辅臣的权力也都要受到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

就这样，康熙以八岁的幼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依恃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与培育下，了解和熟悉国家的政务活动以及群臣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为由辅政过渡到亲政积极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