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科举制

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许多文人士大夫放弃仕途，隐居村野。宋朝建立之后，人才极其匮乏，许多饱学之士，仍对赵宋政权采取观望，犹疑的态度，为了招纳贤士，稳定和巩固新建立的赵宋政权，当时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科学取士。

科举取士起源形成、初步发展于隋唐，是一种设科考试、择优录取的选拔官吏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广泛吸收中下层士人参与国家政权，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和活力。科举制度到宋时已有几百年历史，曾经出现了不少弊端，如取士不公，势家显族操纵录取，主试部门和主试官擅权舞弊等。宋太祖重新开科取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革除科举制度积累下来的弊端，完善相应的科举程式和机制。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比较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制度。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令及第举人不得称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有违命不普的，由御史台弹劾上报。在宋太祖看来，国家开科取士，为官择人，应该凭考试成绩公正录取，不得背后凭借私交私情从中作弊。“公荐”是科举取士中的一项特权，每年知举官赴贡院主试之前，台阁近臣可以保荐“抱文艺者”,号称“公荐”。事实上，这是一种变相的请托，“去取不能无所私”。乾德元年(963)九月，宋太祖下令礼部贡举人，从今以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严惩。禁绝朝臣“公荐”士人，意味着提高科举取士的透明度。后来又重申此项禁令，鼓励举报违反规定者，一经查实，举人将丧失参加科举考试资格。

为了尽力减少或避免科举取士中的弊端，宋太祖设法限制知举官的权力。主持考试的各级官吏须选择有才学公正无私者担任。与唐代主考官基本固定不同，宋代则临时差遣，称“权知贡举”。每年的主考官都不相同，并且增设了副职，称为“权同知贡举”。知贡举官与考试官必须共同评卷，定其优劣，不能由一人决定取舍。主考官如果受人请托，徇私舞弊，要受到严肃惩处。乾德二年(964),库部员外郎王贻孙、《周易》博士奚屿共同主持品官子弟的考试，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将其子陶戬嘱托给奚屿。陶戬考试时诵书不通，奚屿却以合格上报。不久被人告发，此时泄露，太祖命令御史府认真对此事进行调查。奚屿因接受请托，贬降为乾州司户参军。王贻孙因失察被贬降为赞善大夫。陶谷被扣掉两个月的俸禄。

在科举程序上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复试”和“殿试”。乾德四年(966),权知贡举王祜主持科举考试，得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宋太祖恐怕遗漏人才，下令中书复试没有中第者，录取其中的优良士子，第而升之。为了防止官宦子弟利用不正当手段投机取巧，宋太祖规定这些人在初试合格后还要复试一次。开宝元年(968),权知贡举官王祜录取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

六。第二天，陶谷到宫廷致谢。太祖有些怀疑，对左右大臣说：“听说陶谷不能很好教育子女，陶邴怎么能登第?”命令中书复试，陶邴合格登第。但太祖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官僚子弟的警戒，他说：“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于是，下令通过科考，选拔人才不能营私舞弊，从今以后举人凡涉及食禄官僚子弟，礼部要登记造册并及时上报，由中书再进行一次复查。中书等部门的主考大臣在复试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杜绝以权谋私的行为，宋太祖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于是借鉴中央集权的经验，将科举取士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宝五年

(972),宋太祖打破陈规陋习，在讲武殿亲自召对合格进士及诸科举人，然后下诏放榜。这一新的做法，预示着宋太祖亲自确定考生等第名次、录取与否。第二年，新及第进士及诸科举人三十多人到讲武殿接受宋太祖召对。他觉得进士武济川、《三传》举人刘浚才疏学浅，应对失次，于是在合格者的名单中将二人画掉了。宋太祖又获知武济川是主考官李昉的同乡，心中很是不悦。恰巧，进士徐士廉去登闻鼓，状告李昉舞弊用情，取舍不当。太祖询问翰林学士卢多逊，卢也回答说“听到了很多意见”。于是宋太祖便命员院将所有考试者的名单上报，三百六十人，太祖全部召见，最后选其中一九五人，包括被录取的和来被录取的，然后各赐笔墨纸砚，重新考核，命侍御史李莹，左司员外郎候陟等人为主考官员。考试完毕太祖到讲武殿亲自审批，考中进士二十六人，其余录取一百零一人，徐士廉中进士等。李昉右赞善大夫杨可法等人都被贬职。这种由皇帝亲自召对复试奏名进士和举人的办法，称为“殿试”,又称“御试”“廷试”。殿试作为“常式”始自宋太祖。唐代武则天曾在洛城殿策问贡士，但未形成制度。开宝八年(975),宋太祖又到讲武殿复试考官所奏合格举人，

确定王嗣为第一名，礼部试(省试)第一名的王式则被定为第四名。

从此，科举取士之权直接由皇帝掌握。殿试与礼部试名次始有升降之别，礼部试名次必须通过殿试重新排列，最终名次必须由殿试决定，宋太祖曾高兴地对奏名举人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尽革畴昔之弊”未免夸张了一些，但洞开孤寒之门、堵塞科举漏洞则是属实。

宋太祖取消了前代对应举对象的许多限制为了扩大取士范围。吸引各类人才参加科举考试，无论年龄大小、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懂得些文墨的，都可以报名应试。从此，国家得人不尚谱牒，不重乡贯，不讲门第。对路途较远赴京师应试有困难的贫寒士子给予照顾，往来发给纸券，凭此券途中饮食住宿，由当地官府帮助解决，从而，给贫寒士人读书应举、入仕参政带来了福音。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士人读书人佳的积极性，科举重新获得了士人的青睐。

随着孤寒之门的洞开以及优惠条件的实施，应举人数逐年递增。但宋太祖始终坚持严格取士的原则，一般每年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不随意放宽和扩大录取条件及录取名额不像后来那样动辄录取上百人、数百人。割据各国被平定，纳入赵宋版图后，应举人数急剧增加。为了防止有滥竽充数者，宋太祖及时命令州府，适当限制各地发解人数。有时应举人数太多，宋太祖便想出一种“特奏名”也叫“恩科”的办法，就是录取完毕后，宋太祖又特施恩惠，赐予本科出身。据记载，太祖时“特奏名”十分慎重，仅实行一次。开宝三年

(970),录取进士后，太祖命令礼部贡院查阅进士、诸科应试十五次以上曾经终场者及应试十五次未曾终场者共一○六人，具名奏报，各赐本科出身。对这些特赐出身的人，宋太祖要求有关官吏对其真实才能予以监督考察，负责上报，不得隐瞒，谎报。这说明宋太祖在录取这些人时放宽了条件，但在使用时相应地加强了管理。特奏名前朝没有先例，是宋太祖在新的条件下开创的一种新的笼络士人的手段。

科举取士是文人治国的基础，宋太祖对科举制度恢复和完善，有利于广泛选拔，吸收知识分子参政，争取地主阶级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支持，对加强中央集权、稳固新建立的赵宋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所倡导的重文政策及重文政策带来的宽松文化氛围，使他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景象，在哲学、文学、史学、科技等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宋太祖重文及文人治国政策，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到重文及文人治国，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及其奠定者宋太祖。宋太祖“重文轻武”是相对于唐末五代“重武轻文”而言的。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写道，五代诸镇节度使几乎用的都是勋臣武将的，遍检薛居正、欧阳修的新旧五代史，文臣为节度使，只有冯道暂镇同州和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

已。这些执掌藩郡的武人，恃功自傲，模征暴敛，茶毒生民。至于不隶属藩镇的州郡，由朝廷任命刺史管理。但的是刺史也多以有军功的武人担任，他们也骄横无比，为害不细。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害剥烝民。几百年的武人专政、分裂割据局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就促成了文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宋太祖以文臣统治人民后，天下渐渐得到苏息，顺应了这种历史趋势。事实上，在10世纪中叶前后，就连北汉统治者及少数民族政权契丹对文人、文治也非常重视。北汉曾支持李筠反叛赵宋，左仆射赵华认为李筠轻易举事，劝北汉主不要出兵援助。后来，李筠果然失败，北汉主对赵华说：“李筠无状，卒如卿言。吾幸全师以归，但恨失卫融、卢赞耳!”由是重文学之士。后来赵华告老退隐，北汉主让其终身享受俸禄。当中原的五代十国发生纷争之时，北方的契丹族正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加速封建化社会进程。阿保机契丹国家政权的建立者他受到汉族先进文明的影响和熏陶，重用人才，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受到重用的汉族知识分子，积极为阿保机出谋献策，促进契丹封建化进程。阿保机攻打蓟州得到康默记，“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藩、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韩延徽为阿保机所重用，“请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韩知古被阿保机用为“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就之，使国人易之而行”。阿保机除了重用汉族文人之外还尊崇儒家学说及儒士，并把儒家创始人孔子，摆在祭祀对象之先看作有大功德者。这是从重文的大趋势而言的。

从宋太祖本人的心理而言，他认为文人是可以信赖的，对武将心存芥蒂。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也未及武臣一人也。”文人贪浊并非不及武臣，而是在宋太祖看来，文人治国，书生当政，不会像武将那样一旦势力壮大，心生异端，便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而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太祖的这种心态在许多场合都有所表露。有一次，太祖在宫中设宴与群臣饮酒，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吵闹。太祖因他是前朝学士优容他便命人将他挽扶出去。王著不走，反而移近屏风，掩袂痛哭，被左右拽之而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太祖说：“他是一个酒徒。在周世宗幕府，我很了解他的情况。况且一介书生哭周世宗，又能怎么样呢?"

说宋太祖轻武，一是相对于前代重武而这时对武将有所抑制而言的；二是相对于重文而言的。从总的情况看，宋太祖对武将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他朝代及其他君主。他对高级将领和边境将帅甚至可以说是宠爱有加。实际上，他与许多高级将领的关系很好。对武将的抑制主要是针对禁军高级将领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防止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