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治国方略 用文人洽国

宋太祖建立政权之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采取许多措施整治内政，特别是用文人治国，重视文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使宋朝形成了开国之初励精图治的大好局面。

五代之时，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人普遍受歧视。各割据政权考虑的是自己武力的加强及地盘的稳定和扩充。而重用人才，治理国家则很少考虑。这样的政策显然不能适应新建立的赵宋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天下、励精图治的需要。宋太祖本人对前代骄兵悍将祸国殃民之事也感触颇深，所以他在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再三强调要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仅就这一点而言，宋太祖比五代时期的任何帝王都要高明，所以他能够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其中之一就是他决定改变前代重武轻文的传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太祖自己是武将出身，同其他许多武将一样，言行举止不免有时会流露出轻文的倾向。有一次，同赵普一起到朱雀门，宋太祖指着门上的牌匾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书‘朱雀门’,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处?”赵普回答说：“‘之’是语助词。”宋太祖听后，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但有时他对自己的粗鲁有所觉察和省悟，并且能很快进行纠正。有一年，宋太祖到太庙参加祭祖典礼，看见里面摆放了很多祭祀时用于盛果脯米饭等食物的器皿，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叫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左右侍臣回答说是礼器。宋太祖说：“我祖宗难道也认识这些东西?”命令左右侍臣撤走这些礼器，并命令摆上与平日一样的碗筷和饭菜。不一会儿，宋太祖有所醒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祭祖，而是作为国家大典的皇帝祭祖，于是他立即改口说道：“古礼不可随便废除。”又下令左右侍臣重新摆上被撤走的礼器。北宋理学家邵雍对太祖的这一举动评价说：“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在礼乐方面称宋太祖“达古今之宜’,是很贴切的。唐末五代历经战乱，礼乐仪制遭到践踏，官籍散落，幸存下来的礼书也是残缺不全，太祖多次下令大臣考寻旧制，重新编纂有关礼仪著述，健全礼乐仪制。用于礼乐的器械在战乱中也所剩无几，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加以考究，予以修复。如悬挂钟磬的木柱、升堂奏歌的本架、鼓钲箫等乐器、舞人所执大旗、用于武舞的兵器等等皆如旧制复现于赵宋朝廷。

宋太祖尊儒还表现在对文人的宽容政策上。他曾立下誓言，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并将誓言秘密刻在石碑上，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中，封闭甚严。新天子即位，朝拜太庙后都要礼启默诵誓词。皇帝恭读誓词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都必须远远地回避。所以，除了皇帝，没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宫门都被打开，人们才得以纵览，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誓词内容有三项：其一是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其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即遭天罚。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被作为“祖宗家法”传承下去，展示了赵宋政权对文人治国的重视。

与五代相较，宋太祖对文人儒士的宽容政策值得大加赞扬。五代是武人的天下，但对文人儒士并不是一概不用。群雄割据，各务争胜，即使是书檄往来，也不甘居人之下。各藩镇之间也常常从书檄中观察对方得士与否，乃至实力强弱。因而一时之间各藩镇都纷纷延致名士光耀门庭，尤其推重掌管笺奏的掌书记之官。不过这些掌书记也仅仅是武力的点缀而已，不但得不到真正的重用，而且常遭大祸。其中最惨的当是张式。张式是彰义节度使张彦泽幕府的掌书记。张彦泽为政苛暴，甚至上章请求杀掉自己的儿子。张式以为有伤名教，拒绝为其撰写奏章，并且再三劝谏阻止。张彦泽不纳谏反而暴怒，引弓射杀张式。张式闪身躲避，被迫出逃。张彦泽派二十骑兵追赶，并恶狠狠地说：“式不肯来，当取其头以来!”张式历经艰险到了邠州，节度使李周留下张式。但朝廷畏惧张彦泽，将张式流放商州。张彦泽仍不罢休，派人到朝廷要回张式并对朝廷进行威胁。晋高祖不得已屈服了张彦泽。得到张式后，骁悍残忍的张彦泽，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杀了张式。类似的事俯拾即是。“由是观之，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经历了五代的文人儒士，入宋得到的待遇真可谓天壤之别。

宋大祖尊崇儒家学说，但并不对儒家学说之外的佛教，道教等一律加以排斥，而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一方面停止执行后周毁废佛寺的政策；另一方面准许削发为僧，诵读佛典。宋太祖所奉行的儒释道兼容并行的政策，为开启于中晚唐的援佛入儒、糅合佛道思想的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契机，其影响十分深远。

兴学尊儒不仅可以“转移人心”,而且可以转移世风，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的轻视文人、鄙夷文人的社会风气尊重读书人，重视学校教育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