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吴越

赵宋王朝经过十余年的征战，陆续平定了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最后只有北汉和吴越，仍旧偏安一隅，没有划入宋朝的版图。对于北汉来说，赵匡胤在任期间，曾三次用兵虽然没有最后将其灭亡，但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给北汉以沉重打击，为后继者灭亡北汉奠定了良好基础。

至于吴越，本是唐节度使钱锣建立起的割据政权，首府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全省以及太湖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始终奉中原各王朝为正朝。宋建立时，正是钱假统治时期。钱假对宋也是大献殷勤，承认宋的正统地位。赵匡胤也投桃报李，授予钱假“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称号，对他进行安抚和笼络。举兵南唐前，赵匡胤特地遣使带信给钱假，要他别听信南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谣言，助宋共伐南唐。钱假于是率兵五万，攻常州，下润州，对赵匡胤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南唐灭亡后的第二年春天，赵匡胤召钱假入京朝圣，并表示不要有质疑见面后一定放他回去。李煜的事就是一例，钱假自然不敢违抗。便携妻带子，到开封庆贺赵匡胤

的生日。钱假北上，顿时使吴越小朝廷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人们都以为此去是有去无回，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他平安归来，臣僚们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建造了“保假塔”。越匡胤对钱假的到来大为高兴，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最后，赵匡胤果真没有食言背信，如约放他回归。只是临走时赐予他一个黄色的包裹，嘱咐他暂时不要看，在途中再

打开。早已迫切希望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宝贝的钱假，打开一看，不禁目瞪口呆。这哪是什么宝贝，原来全是宋朝臣僚要求扣留钱假的奏章，钱假冷汗直流。赵匡胤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大师，他此举的目的，一是要表示自己对钱假的信任，同时又委婉地警告钱假，必须识时务，老老实实，否则就会大祸临头。赵匡胤此举又获得成功，达到了他的目的。钱假对赵匡胤既感激涕零，又心惊恐惧。于是，对宋就更加服服帖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赵匡胤要将吴越划归自己的名下，已易如反掌，轻而易举了。因此，到赵匡胤去世时，全国统一的大局已定。除了辽和边疆少数地区外，中原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都已划入赵宋版图之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统一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它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唐中期以来，长期的诸侯割据，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耗尽了人民的膏血，所谓“天下黎民，莫非疲敝；天下州县，靡不凋残”。战火所经，田园荒芜，白骨横野，流离失所，人口锐减。民众在苦难中挣扎。饱受战争之害的广大民众，渴望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

频繁的战争，带来了沉重的兵役负担。广大农民被迫放下农具远离家园，使土地荒芜，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各个割据势力各自为政，关卡林立，妨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交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巩固政权，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业随之发展。尽管分裂割据造成了人为的阻隔，但各地的商品交流仍在进行，而且联系日趋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汴梁为中心的商业网。经济的发展最终必定要打破分裂割据的局面。

人民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结束割据状态，而且为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位伟大的人物。“江山代有才人出”,即所谓“帝王之道，必崇经略，有其时无其人则弘济之功阙，有其人无其时则英武之志不伸。至于能成帝王业者，惟人时合也”。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后周，特别是周世宗时期，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军队，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出现了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并且已经着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周世宗英年早逝，宏业未竟。“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替代者是会出现的”。果真不假，赵匡胤应运而生，凭借所掌握的兵权，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毅然夺得了政权。

登上皇位的赵匡胤，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接过了周世宗的大旗，依靠后周所奠定的基础，“其处心积虑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几所措置，规模宏远，造成了更加宏大的统一之势。其所作所为，使流离失所，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如担任后蜀宰相的李昊所言：“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赵匡胤众望所归顺应历史潮流，“应天顺人，体元御极，战无不胜，谋无不臧”,最终结束了混战，实现了统一。

赵匡胤之完成统一，既是顺应时代潮流，又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同他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赵宋建立之初，面对的是“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形势，决策稍有偏颇，不仅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丧失一统全国的大好时机，且有可能重蹈覆辙，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短命王朝。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战略方针是否得当关系到统一事业的成败。对自己经济军事实力正确估计的基础上，赵匡胤君臣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即先易后难的方针：先用师荆湖，继取后蜀，次及南汉、南唐。这是符合当时形势要求和客观实际的完全正确的方针。结果，“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宋朝经济实力由此大为增强，为统一战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贯彻先南后北战略时，赵匡胤又正确地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南方各政权承平日久，积弱不振，但他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忽视。而赵匡胤即位之初，兵力只有二十万人，除去防卫辽、北汉以及党项外，能南下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几万人，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南方各政权本来是唇齿相依，利害攸关，但由于统治者缺乏远见，小心谨慎，难以同舟共济。于是，赵匡胤巧妙地利用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用政治和外交手腕，进行离间分化，再配合军事进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赵匡胤每战都小心谨慎周密计划，充分准备，尽力做到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进军荆南前，派卢怀忠前去了解“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从后蜀降将赵彦韬那里知悉四川地区的地形地貌，派卢多逊出使江南侦察南唐各方面的虚实。所有这些战前的工作使赵匡胤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在战争中能够胸有成竹，用兵如神，所向披靡。

宋承五代之后，时当一统，统一战争无疑是进步的。连连征战，黎民百姓早已厌倦战争，期望和平。顺乎民心要求，赵匡胤在战争中实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针，尽量减少流血，避免伤亡。于是，实行优待降者的方针，给予各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以出路，保持其富贵，再加之以兵威，恩威并施，又打又拉，拉打结合，分化瓦解。从而加速了统一战争的步伐。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五代割据军阀为了取得士兵的支持，对士卒姑息放纵，任其烧杀抢掠刮尽人民膏血以填充其无底欲壑。所谓“今四方诸侯皆悬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赵匡胤却与众不同，他清醒地认识到改朝换代，“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为此，必须整肃军纪，严禁部队烧杀抢掠，残害无辜。他郑重宣布：“朕固不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灭蜀时，听说有一军官割掉一民妇**后把她残杀，赵匡胤大怒：“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置法以赏其冤!”赵匡胤不顾一些将领的反对，将这个军官依法处斩，悬头示众，以示惩戒。再如平定南唐时，多次派使者告诫曹彬，约束部下不要枉杀一人。在统一战争进程中，“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周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赵匡胤一反近世帝王的做法，申明军纪，严禁滥杀无辜，因而大得民心。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赵匡胤实现统一的重要保证。所谓“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

与赵宋政权生机盎然的情况相反，当时的各割据政权，无一例外都是昏庸腐朽。如后蜀孟昶穷奢极欲，挥霍民脂民膏；南唐李煜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南汉刘钬终日与波斯女游戏宫中，全然不理政事。他们浑浑噩噩，玩物丧志，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君既无志，将无能，武备废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宋军一到，便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这种局面特别有利于宋朝的统一。所谓“彼未尝誓死以守，此未尝喋血以争”,“宋于是乘之以有功”,完成了统一使命

宋朝得以实现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完成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抹杀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个人的作用。赵匡胤的作用正在于运用他个人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军事上的老谋深算，并经过艰苦地努力，结束了长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赵匡胤卓越的才能，是统一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统一的完成，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两个多世纪长期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使饱受战争灾难的广大民众终于能够从连绵不断的战火中解脱出来，能够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安居乐业，对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