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皇权防政变

巩固皇权，维护王朝万世之业，是每个皇帝的理想。唐太宗如此，他的曾孙也是一样。

从隋唐两朝历史看来，只有两种势力可以推翻皇帝统治，一是农民起义，因为民能载舟，也能覆舟。

第二种能推倒皇帝之势力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其中包括武将、贵族、功臣、外戚等反对皇帝的活动。到玄宗即位为止，唐朝共发生四次政变，即玄武门之变、五王政变、太子李重俊政变、明皇反韦武政变。太宗、张柬之等人、唐玄宗发动的政变之所以成功，其共同的原因是掌握了武装，控制了宫廷北门军。

开元十余年间的政治改革，稳定了农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欣欣向荣。但开元十五年(727)以后，政治方面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威胁了皇位的安全。

这就是王毛仲与龙武军将领葛福顺、李守德等结成集团，图谋不轨，这对明皇来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王毛仲属高句丽族，其父因犯法，全家被籍没为官奴，隶属于临淄王府。毛仲因“性识明悟”,有武功，便服侍临淄王。景龙三年(709)冬，王归长安，以王毛仲、李守德为贴身保镖，二人对临淄王也忠心耿耿。

在六月灭韦政变中，王毛仲“避匿不从，事定数日方归”。实际是临阵脱逃，但当时临淄王并未严加责罚，反倒“超授将军”。

先天二年(713)七月，在诛灭太平公主的斗争中，王毛仲诛灭武党骨干萧至忠与岑羲有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并检校内外闲厩使，晋封霍国公，食实封五百户。京城有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数”。

开元九年(721),毛仲持节任朔方道防御大使，与大总管王睃、天兵节度使张说，东与幽州节度裴仙等计会。

毛仲管理军马成绩卓著，马匹增加一倍左右。“玄宗益喜”,立即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从开元初到十四年间，只有四人得此殊荣，毛仲以前有姚崇、宋璟、明皇岳父王仁皎。

不仅如此，而且明皇还命宰相张说，作《监牧颂》以美之。因此到开元十五、十六年(727—728),王毛仲的名誉地位在武将中最高。但他野心勃勃，公开向玄宗要兵部尚书职位。明皇不答应，毛仲很不满意，暗地里发牢骚。

后来有两件事使玄宗产生戒心，一是毛仲与北门军龙武将军关系密切，结为姻亲。并与北门军其他首领结成集团，横行不法。

王毛仲集团的非法活动已引起朝臣的警惕。开元十六年(728),吏部侍郎齐唆对明皇说：“葛福顺典兵马，与毛仲为姻家，小人宠极则奸生，不预图，且为后患。”说完请玄宗保密，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开元十七年(729),毛仲曾经私自从太原把兵器运到京城。当时严挺之任太原少尹，他发现毛仲的反常活动立即密报玄

宗。《旧唐书》第九十九卷《严挺之传》载：“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为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

严挺之为什么“密奏毛仲牒太原器丈”呢?因为王毛仲“不挟敕”。当时唐朝军事制度很严密，如果有某官要调动十名以上兵丁或十匹战马、或十套器仗，必须挟带三件东西：一皇帝敕书，二兵部给刺史的公文，三兵部发的鱼符。地方刺史见了以上三件东西后，把半个鱼符与刺史府的鱼符合在一起，如果合拢勿误方允许发兵。如果调器仗、军马，也同样挟带敕书、兵部公文等。

但严廷之是太原少尹(州副长官),他发现王毛仲索器仗时，只有自己机关“牒”文，而“不挟敕”,查到这种非法举动后，当然他必须“密奏”玄宗。难道说王毛仲不懂唐朝军队的老规矩吗?这当然不可能。私调器仗可能有“异图”,可能为政变做准备。

为此大太监高力士对玄宗说：“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这是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的事。因此玄宗下了决心，于开

元十九年(731)下诏：“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贬滚州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皆贬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永州，追赐死。”

玄宗机智果断地处理了王毛仲、葛福顺集团问题，实际是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对巩固皇权，安定唐朝社会秩序，保证封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同时，玄宗着手改组北门禁军。开元二十六年(738),“析左右羽林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隶焉”。可见龙武军是从左右羽林分出来的，并不是由“万骑”改的。

把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合并为龙武军，实际是把旧“万骑”重新组合，几十名首领已经清除，重新派遣忠于玄宗的人领导龙武军，即北门四军，统一由陈玄礼统率，营以上官员当然由陈玄礼派遣，这支军队专门负责保卫宫廷、保卫皇帝。

政变胜利的关键虽然要掌握武装，但武装部队经常与王公大臣互相结合，而以王公为政变的旗帜，徐敬业的叛乱不就是举着太子贤的旗帜吗?睿宗时，太平公主要篡位当女皇，一方面推荐自己亲信入内阁；另一方面煽动宰相“易东宫”。同时，又鼓动李成器反对太子。因此，皇帝为巩固自己帝位，总是要警惕王公与功臣，对他们加以控制。

一是严禁国家重臣与亲王秘密交往。

二是调亲王到京城外任刺史。这本来是贞观年间制度，后来废弃。玄宗一方面关心亲王生活，但同时又要防止他们与重臣勾结，或被野心家利用，因此决定调亲王外任刺史。这件事与姚崇的建议有密切关系。他让亲王都离开京城，把他们与大臣隔离起来，使他们难与朝臣联合，以防万一。

亲王虽然出任刺史，对各州政务只领大纲，实际各州政务是由长史司马管辖。换句话说，亲王不过是挂名刺史，没有实权，从而也不可能在外州搞非法活动，皇权更加巩固。

功臣权势扩大以后，威震人主，对皇帝也构成威胁。如果允许他们久居京城，有的人可能图谋不轨。因此，贞观时就建立功臣外刺之制。

兵部尚书郭元振，是有勇有谋的名将，屡立战功。在诛灭太平公主过程中，参与谋划，功不可没，威望甚高。但在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在骊山阅兵式上，以军容不整为由，立即判元振死刑。由于宰相刘幽求和张说说情，才把郭元振流放新州。

事实上玄宗这样办是有意刁难，因为唐朝经过几次政变以后，把正规的军事训练搞乱了，平时缺乏正规操练。开元元年十月突然举行一个二十万人大型阅兵式，军容不可能严整，这是时代造成的，不应由兵部尚书一人负责。明皇这样办的目的，是要剥夺郭元振的兵权，以防不测。

另一位功臣是刘幽求，一贯反对武党，忠于明皇。在诛灭韦后过程中参与密谋，而且打入禁宫，除灭韦后。当时下制敕百余道，皆由幽求起草。后来在诛灭太平公主斗争中，幽求又参与谋划，功勋卓著，大功告成，升任宰相。

到了开元元年十二月，罢相，降为太子少保，已经无权。第二年，由于背后发牢骚，又贬为睦州刺史，后迁杭州刺史。开元三年(715),转桂阳郡刺史，途中怨愤而死。

钟绍京，诛韦以前，任苑总监，此苑在玄武门外北侧，与宫城连接。他非常熟悉宫城内各殿位置，苑中凿墙可通内宫。他不仅参与诛韦密谋，而且政变组织者是在他的廨舍集合出发的。

在行动时，绍京派二百余工匠参加入宫战斗，为政变成功建有重大业绩。政变成功后，升户部尚书。但他是这次政变策动者之一，最了解政变底细。玄宗对他存有戒心，可能他怕这些人最善于搞政变，但又无理由杀掉他们，最后决定降为太子詹事。

姚崇投井下石，造绍京谣，说京“发言怨望”,贬绵州刺史。又遭诬陷，贬果州尉。果州是山区，林密人稀，野兽出没。当时他的勋爵实封已被撤销，度日艰辛，又转温州别驾。

王琚，怀州河内人，为中书侍郎王隐客之孙，坚决反对武三思，准备行刺，受明皇岳父王同皎赏识。后任诸暨主簿，到京城，通过高僧普润推荐，得见太子(唐明皇)。时王琚揭露太平公主阴谋，反复说明诛除公主的必要性。

从此以后，助玄宗下定了决心。在诛灭太平公主的斗争中，王琚与岐王、薛王、毛仲等同时参加，建立功勋，升户部尚书，封赵国公，食实封五百户。玄宗即位后，有人诽谤王琚，从此被帝疏远，转御史大夫，又贬泽州刺史，削封户一百。

魏知古，深州陆泽人，进士及第，中宗时任吏部侍郎。景云二年(711),上书反对建金仙、玉真观，斥员外斜封官，后升副相，常与太子(玄宗)狩猎，以诗讽谕，得太子嘉奖。

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与宰相萧至忠等密谋政变，魏知古先一日密报太子，使太子提前一天诛灭太平公主之党，为玄宗夺取政权做出重要贡献。开元元年后，继续担任副相。但姚崇对知古“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相。”

崔日用，中宗时兵部侍郎，韦后谋害中宗以后，日用投靠太子隆基，参与诛灭韦党，成功后，擢黄门侍郎，参加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后降兖州都督。他发觉太平公主心怀叵测，入京奏事说：“‘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住在宫府，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忽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上曰：‘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闻天子孝与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天子之孝乎?伏请克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玄宗从其议。”

诛灭太平公主集团以后，升崔日用吏部尚书，加实封通前四百户。后来出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转汝州刺史。

从上述情况可知，当年在诛灭韦党及诛灭太平公主过程中参与密谋、战斗的官员，皆一一被玄宗逐出京城，出任刺史、别驾等。为什么玄宗要这样做呢?

一是由于这些大臣都是政变专家，最熟悉政变手段、设计等，玄宗称帝后，如果这些人住在京城，怕他们联合起来再搞政变。

二是这几位大臣功劳大威望高，过去与玄宗过从甚密，很难驾驭。从历史上看，多数君主即位以后都把功臣作为敌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历来如此，玄宗待部下还算宽厚，只是将几个大臣逐出京城，做些小官，并没有置他们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