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严明重法治

唐太宗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假若赏赐了有功者，无功自己老老实实。犯罪之人及时受到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会悬崖勒马。”

太宗非常重视法治，把法治作为施政纲领之一，用赏罚两种手段促进各种事业的前进。唐玄宗继承其曾祖治国之道，也很重视法治。他明确指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

营州都督府原在柳城，武周时期，契丹奴隶主入营州掠夺，并抢占营州，原州府侨迁渔阳。开元五年(717),契丹归复，当时玄宗欲复营州旧城，宋璟不同意。当时营州都督上奏，反复说明恢复旧城的必要性。结果取得玄宗的支持，敕令宋庆礼、姜师度充使督工，于柳州重建营州城，三十天完工。并开营田八十余区，数年之间，“仓廪丰实，居人渐殷”。不久，宋庆礼升任御史中丞。

同州刺史姜师度，开元初年任陕州刺史。当时陕州粮仓是长安与洛阳间最大仓储基地，是京城粮食重要来源之一。但运粮艰难，必须先把粮食从仓城运到河边，然后装船，需用大量运力和时间。

姜师度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组织劳力掘一条地道，从仓城直接把粮食注入地道直达河边，然后装船起航。这样做既节省时间，又减少运费，为国家立了大功。

后调任河中尹，当时安邑盐池渐涸，师度率部卒努力开拓，疏通水道，设置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又转同州刺史，在朝邑、河西交界处，利用古代的通灵陂，引雒水及黄河水灌溉，开稻田两万余亩，内置屯十余所，年收获万计，升将作大匠，主管全国建设事业，并赐帛三百匹。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不论职位高低，玄宗皆绳之以法。如刺史裴景先，因贪污五千匹绢，被判处死刑。

宰相、太子太师萧嵩，在京郊置庄田，地尽膏腴，亩值千金。他用数百亩田贿赂太监牛仙童。事发后，贬青州刺史。

营州刺史张守珪，曾建立战功。后来欺骗朝廷，谎报军情。并贿赂太监牛仙童，贬括州刺史。

幽州长史赵含章，盗窃国家物资。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赵含章贿赂，事发以后，敕令在朝堂杖打后流放滚州，后在途中被赐死。

供奉侏儒黄觚，聪明伶俐，经常侍奉于玄宗左右。某日迟到，玄宗问其迟到原因，他回答说：“途中遇见捕盗官，他与我争路，我很生气，把他拉下马来，争吵一阵。"不到半个时辰，那捕盗官来上告，黄觚判刑，被乱棍打死。

类似以上之事很多，难以尽述。

唐朝建国时期功臣很多，当时食实封者只有二三十家，每家封户最多一千。武则天掌权以后，为收买贵族、官僚的支持，任意增加实封之家，扩大封家的税户。

到中宗复位之时，全国实封之家增加到一百四十余户，每家贵族最多有七千户，实封贵族比唐初增加四五倍。贵族封户扩大七倍，特别是武氏诸王、公主封户增加最多。

神龙元年至景云二年(705—711),中宗、韦后、睿宗为了收买贵族、官僚，大批赏赐亲王、郡王、公主。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过去食实封各三千户，中宗朝增至五千户。其他亲王公主一般在一千户以上。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实封一万户。

玄宗即位以后，最初也给亲王加恩。宋王成器食实封五千五百户，岐王隆范、薛王隆业各五千户，邠王守礼一千八百户，皇妹公主一千户。

武周、中宗时期不仅实封贵族大增，而且封家自己派人到封地直接向百姓征收租调，并在租调以外多收“裹头”,弄得州县骚扰，民不聊生。

玄宗鉴于上述情况，开元初年进行了改革，具体内容包括三方面：

第一，在诛灭武、韦诸王以后，不再滥封王爵。

第二，减实封贵族的封户定额，玄宗对无故要求增加封户的贵族说：“百姓租赋，非我所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汝何为功，而索多户耶?使知俭啬，不亦可乎?”虽然如此，为了照顾亲族，开元以前王公封户，一般仍留原额。但开元以后王公的封户，却大量减缩，亲王最多二千户，公主一千户。

第三，禁止王公贵族直接到封地向封户征收租调，由太府寺统一发放。

打击不法贵族。薛王业内弟王仙童，仗势欺压百姓，被御史弹劾。薛王代为说情。玄宗置之不理，并敕令由中书、门下省复审。姚崇、宋璟上奏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当时明皇决定依法惩办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

又如，李元纮任京兆尹时，“诸王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础，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

倡导俭约限制奢侈。开元二年(714)七月，玄宗决心改变宫内外奢靡之风。敕令“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勿得服珠玉锦绣”。

不仅制止宫内奢风，文武百官也必须厉行节约。限令“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官，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丈夫，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这次玄宗下令焚毁的珠玉锦绣，虽属宫廷内部之事，并非全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移风易俗，改善社会不良风气，对全国影响很大。他不仅毁了宫廷现有的珠玉、锦绣，后来太监、“胡人”又搞珍禽、珠玉，在大臣批评指责下，玄宗也照常禁止。说明在开元前期，玄宗决心革除奢风返璞归真。

打击佛教势力，扩大朝廷税源。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制造篡位舆论，在各州都设立大云寺。中宗时期，寺院进一步增多。

当时，高僧不仅兼并民田，而且逃避税役。左拾遗辛替否说：“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由于造寺不止，枉费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从而“使国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左拾遗虽然说得情真意切、有理有据，但朝廷却置若罔闻。

玄宗即位以后，接受姚崇建议，于开元二年(714)正月，敕令沙汰僧尼一万二千余人。二月，又令“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修葺者，请有陈牒检视，然后听之”。并且一再告诫，禁止贵戚百官之家与僧尼道士往来，禁止民间造佛写经。

最后是严禁厚葬，玄宗颁布了《禁厚葬制》,谈到有些人把坟墓建成田园，名为下帐。"又明器等物，皆兢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今后有司“宜令所习，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明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

由此可见禁止厚葬的诏令并非一般号召，而是严肃的禁令，对葬家及地方官员都作出具体规定，违者以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