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用能喜纳谏
唐太宗特别重视宰相的人选，即位之初，启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各有所长，玄龄善于谋划，如晦长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皆为良相。贞观时期很多制度政策都是由他们两人制定，房玄龄、杜如晦是太宗得力助手。每议国政，太宗便说“非如晦莫能筹划”,及如晦至终用玄龄之策。
两位宰相关系密切，同心济谋，共佐太宗。史书将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比之于管仲、鲍叔、子产、罕虎。除了房玄龄、杜如晦以外，魏徵、马周、长孙无忌等人，各有所长，不仅对国事尽心竭力，而且对太宗都敢谏诤。
“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几位贤相的努力有密切关系。唐玄宗有鉴于此，即位以后十分重视宰相的人选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姚崇，崇制科出身，武周、中宗时两度出任宰相，他是正直而又有才干的大臣。处理很多军国大事政绩卓著，声望很高，受朝臣的拥戴。中宗复位以后，在姚崇倡议下，纠正不少弊政。
睿宗时姚崇曾任扬州长史，由于为政有方，关心民痪，受民众爱戴。在他离任时，大量官民流泪拦住马头挽留，最后把他的马鞭、马镫留作纪念。新上任的长史听到这件事上报朝廷，睿宗为此赏他黄金一千两。后来，扬州人民为他立了德政碑。
姚崇兼备文才武略，任兵部尚书后对全国军备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不仅如此，他曾参与张柬之等诛灭二张密谋，立有功勋。开元元年(711)十月，姚崇出任宰相时，向玄宗提出十项建议，取得玄宗同意，后来变成他的施政纲领。宋璟、张嘉贞、源乾曜等宰相也加以贯彻执行，促成了“开元之治”。
玄宗为了治理好国家，非常尊重姚崇，每次在便殿接见时，都站起来迎接，走时送出门外。有一天，玄宗想找姚崇讨论政务，赶上天降大雨，路上泥水很深，玄宗专门令太监准备轿子把姚崇抬到宫里。
姚崇家庭穷困，京城没有私宅，临时住在小庙里。玄宗了解情况以后，立刻派人把他家搬进“四方馆”(政府机关办公处),使姚崇很受感动。
姚崇虽为贤相，但也有缺点，对自己子弟管教不严。其长子姚彝，任光禄少卿。次子异，任宗正少卿，广泛结交宾客，收受贿赂。崇亲信赵诲，收外国人重礼，被人揭发，判处死刑。由于姚崇出面说情，结果免死，杖打一百，流放岭南。当时朝中反对派对姚崇议论纷纷。因此辞去宰相职，推荐宋璟为相。姚崇虽然不当宰相了，但仍受朝廷优礼，玄宗常以国事咨询。开元九年(721)逝世，遗嘱薄葬，阐明信佛之害，不许子孙延请僧道，不许抄经造像追荐冥福。
开元初年与姚崇共事的副相是卢怀贞，滑州人，出身名门，进士及第。中宗时，曾任御史中丞，专门监察各级官员。升黄门侍郎，与魏知古分管东都铨选事。开元元年(713)升任副相。他与姚崇共掌军国大政，励行法治。怀贞谦虚谨慎，重大事务都请姚崇决定。他任人唯贤，曾推荐马怀素任玄宗侍读，后来马怀素对发展文化做出贡献。为官清廉，所得俸禄常分给贫困亲故。到东都铨选官吏时，全部衣物只装一个布袋里。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患病在家，宋璟、卢从愿奉敕探视，见他家只用破竹帘，门上无门帘。当刮风下雨时，只用破竹帘挡风雨。他招待客人吃饭，只用两盘素菜。死后因家贫无钱下葬。他的老家人，请自己卖身为奴为他筹措安葬费用。后被玄宗知道后，赐他家二百石粮、一百匹绢。
某天，玄宗狩猎时，经过怀贞墓地，看见无一块墓碑，凝视很久，流下泪来。立即令苏翅撰碑铭，自己书写碑文。唐明皇任用这种人为宰相是非常正确的。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说：“崇，唐之贤相，怀贞与之同心戮力，以济玄宗太平之政。”
继任宰相是宋璟，副相苏遇。璟刑州南和人，进士及第。开元四年(716)十二月上任。宋璟耿介有大节，好学，工文辞。武周时曾任监督官员的副长官御史中丞，当时武则天宠臣张易之被告策划谋反，璟认真处理，后被武则天开脱得免。
中宗时，任吏部侍郎，主管人事工作，朝廷“嘉其直”。睿宗时任宰相。当时玄宗为太子，太平公主欲夺帝位，拒太子。她向宰相宋璟等人散布“易东宫”的舆论。
宋璟当即明确表态：“太子有大功，宗庙社稷之主也，安得异议?”他与姚崇共同向睿宗建议，“出公主诸王于外”,睿宗不听，罢璟相位，贬楚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开元初，任京兆尹，即京城长官，晋御史大夫。后被谗毁，降为睦州刺史。
开元四年(716)末，由姚崇推任宰相。宋璟继续执行姚崇提出由玄宗批准的政治改革十大纲领，使开元政治更加清明。史称“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曲意听纳。”“姚崇善应变，以成天子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子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光也。”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因处理恶钱问题引起朝野攻击，罢相。继任者是张嘉贞与源乾曜、张说。张嘉贞系范阳旧姓，生于滑州猗氏县，明经及第。武周时由监察御史转兵部员外郎，历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为政严肃，被人吏所畏。
开元初年，因奏事入京，玄宗闻其善政，“数加赏慰”。开元八年正月，升任宰相。他任相三年，“寅亮帝道，弼谐王政，恐一物之乘所，虑四维之不张。每励己精励，缅怀故实，未尝有乏”。嘉贞虽然长期担任高官显职，但为政清廉，不置田园。虽当大官，但妻子儿女却仍然过着清贫生活。虽得不少俸禄，多给贫穷亲故。
副相源乾曜，相州临漳人，进士及第。睿宗时，任谏议大夫。开元初年，任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升户部侍郎，助尚书理财政。他“政存宽简，不严而治”。开元八年(720)春，任副相。他主张京官势要子弟，应出任外官。玄宗支持他的建议，后来，其长子弼，由河南府参军转绛州司功。次子由太祝调郑县尉，得到玄宗赞扬。在源乾曜的带头之下，当时“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余人”。
源乾曜在朝中十年，先后与张嘉贞、张说等共事，“不与之争权，每事必推让之”。彼此通力合作，共襄玄宗大业。宋朝著名史学家欧阳修说：“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不者若张、源等，犹倦倦事职，其建明有足称道者，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
张嘉贞去职后，任张说为相，河南人氏，进士及第，为唐朝文学家之一。武周时参加武则天主持的廷试，在近万人中名列榜首，立即任太子校书、右补阙。
长安初年，参加修《三教珠英》。后迁右史、考功员外郎，主张科举考试。升凤阁舍人(中书舍人),公开为魏元忠辩诬，反对武党，得罪武则天，流放钦州。玄宗为太子时，任侍读，“深见亲敬”。开元元年(713)后，因与亲王谋，反对姚崇为相，贬相州刺史，后转御史大夫。
开元九年(721),继张嘉贞为宰相。张说与姚、宋不同，他是文学家，玄宗当时之所以请张说为相，是由于开元元年以来八年多的政治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欣欣向荣，天下出现太平景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兴盛。重用文学之士，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张说是当时文坛领袖人物，他兼任集贤院期间，引用大量文采之士。如韦述、贺知章、徐安贞等人。韦述兼综文史二者之长，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进士及第以后，晚年“醉后属辞，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徐安贞则“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推甲科”,后掌知制诰，尤负盛名。其他由张说所提拔之人，也皆以文词知名。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兼任修书使，徐坚辅佐。罗致全国知名学者，编写、整理、抄录各种图书，为唐朝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张说罢相，李元纮继任，杜暹、源乾曜为副相。李元纮系长安万年人，前后任宰相三年。中宗时，曾任好畴县令，赋役均平，社会安定，后转润州司马。
在离任之际，走出百里后仍有群众拦路，乞求他留任。开元四年(716),任京兆尹，管京城及附近各县。他担任宰相以后，杜绝请托，禁止走后门者当官，不少人都很怕他。
当时朝廷撤销各级官员职田，有人建议用以开置屯田区。李元纮认为，开屯田要骚扰百姓，结果把田地按均田制分给农民使用。他家生活质朴，为官多年，“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所得赏赐，分给贫困亲族，得到宰相宋璟的赞许。
以上就是开元前期的正副宰相，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公正廉明、能忠实执行明皇与姚崇共同制定的十项政治纲领，对拨乱反正、安定政局、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几位宰相都担任过地方官员，比较了解民情，了解社会实际，对他们制定政策非常有利。
第三，每位宰相任期不长，一般都在三年左右，这对于刷新政治、防止个人专权，具有制约作用，对巩固中央集权有利。
第四，宰相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姚崇年龄最大者不过六十三岁，张嘉贞五十四岁，宋璟五十三岁，苏翅四十六岁，卢怀贞五十余岁。他们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强，有干劲，对政治改革有利。
唐太宗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他把全国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随时记录他们的业绩和缺点，以便升降。玄宗不仅亲自召见地方官，而且对他们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努力方向，让他们知道如果业绩卓著，当给予“非常赏”,“若不达意，苟复因循，亦当有非常罚”。
开元四年(716)四月，有人向明皇密报：“今岁吏部考试太滥，县令非才，全不简择。”这件事引起唐明皇高度重视，当新授县令进宫拜谢皇帝那天，玄宗突然敕令全体新县令立即到宣政殿集合，参加考试，“问策一道”。
当时参加考试者共二百余人，结果考试合格者仅一百余人，甚至还有交白卷者。最后宣布处理决定，其中二十五名落第者“还旧官”,四十五名成绩最劣者“放归学问”,名列榜首者是鄄城令韦济，调任京郊醴泉县令。
当时玄宗不仅处分了落第官员，对主持县令考试的吏部有关人员，也予以惩处。吏部侍郎卢从愿，降为豫州刺史，另一位侍郎降为滑州刺史，限期离京。
这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使吏部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玄宗让中央官员与地方官互相交流，以提高地方官员的素质，促进地方官工作的效率；同时也使京官了解下情，了解百姓的需要，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开元二年(714)正月，唐明皇在《黜陟内外官制》中指出：“今之牧守，古称侯伯，贤者任之，则循良之迹著。不贤者任之，则怨苦之声作。当于京官内，简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频有升进状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常式。”
这件事牵涉面广，直接关系京官个人利益，积重难反，阻力很大。京官中不少人是贵胄子弟，他们的意见随时可传到宫内。但唐明皇决心很大，于开元六年(718)第二次下诏，指示朝中有关机构说：“自今以后，兼向京官两叙，诸司清望宫阙，先于牧守内精择。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简授。其台郎下除改，亦于上佐县令中选取。即宜叙择，以副朕怀。”
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又强调京官与守令互换之事，可见他改革吏治的决心十分坚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开元六年以后，京官有一百余人去到地方任职，其中著名者如大理寺卿源光裕，出任郑州刺史。吏部侍郎许景先，出任虢州刺史。兵部侍郎寇瀚，出任宋州刺史。礼部侍郎郑温倚，出任邻州刺史。大理寺少卿袁文静，出任杭州刺史。鸿胪少卿崔志廉，出任襄州刺史。卫尉少卿李升期，出任邢州刺史。太仆少卿郑放，出任定州刺史。国子司业蒋挺，出任湖州刺史。左卫将军裴观，出任沧州刺史。卫率崔诚，出任遂州刺史。此外，还有礼部侍郎韩休、吏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齐等也先后出任刺史。
在中央官员离京之时，举行盛大的践行式典。届时玄宗“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坊水嬉，命高力士赐诗，帝亲书。具给纸笔令自赋，赍绢三千遣之”。
京官外出任刺史以后，很多人做出成绩。例如，汴州过去的刺史“数不称职”,中书舍人齐调任汴州任刺史以后，清理河道，改善运输，使汴州改变了面貌。
到玄宗封禅过汴州时，“车骑数万，王公妃主四夷君长马橐驼亦数万，所顿弥数十里。列长棚，帝幕连亘，上食数千舆，纳管钥，身进膳，帝以为知礼，甚喜!为留三日，赐绢二千匹。以徐城险急，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
韩休以礼部侍郎出任虢州刺史，虢州位于东西都中间，农民除了负担正常的租调以外，还要给闲厩出草料，本州农民负担过重。韩休到任后，“奏请均配余州”,以均平草料的负担。时宰相张说不同意，韩休又上奏，结果玄宗准奏，为虢州人民办一件大好事。
开元十一年(723),王丘以黄门侍郎调任怀州刺史，他“在职清严，人吏皆畏慕之”。
最后，加强对各级官员的考选审核工作。明皇为此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当地按察使较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五等奏闻较考”。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以次定优劣。改转日凭唐明为升降。
县令每年选举人内准前条访择补置。在任有术一任申，使状有两请兼户口复业带上考者，选日优与内官。“刺史第一等量与京官。若要在州未可除改者，紫微黄门(按即中书门下省)简勘奏闻，当加优赏。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任台省官。吏部铨选委任尤重。比虽守职，务在循常。选日拔擢一、二千人，不须限以资次，必须究其声实。不得妄相汲引。”
开元元年(713)十月，姚崇建议：“凡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玄宗回答说：“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他言而有信，第二年正月向朝野主动征求意见，颁布了《求言诏》。
诏令的颁布，说明玄宗纳谏的诚意，对朝臣广开进谏之门，从而使各级官员打消了疑虑。
玄宗不仅表示虚心纳谏的姿态，而且有实际行动，如恢复贞观年间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制度。
开元六年(718)七月，玄宗又重申：“百官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
玄宗所谓“旧制”即贞观制度，就是说除了特殊机密及琐事外，一律在朝堂当着谏官、史官的面公开上奏。这样一来，除正副宰相外，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以及史官等，都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
允许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一方面便于了解正副宰相的活动，便于监督。同时便于及时提出意见，使朝廷政策更能符合实际，减少失误。
开元年间纳谏的事例很多，如开元二年(714)二月，皇兄李成义请明皇将自己属下九品流外员阎楚生提升为正七品官，最初玄宗表示同意。
当时，姚崇、卢怀贞说：“过去陛下有旨说王公、驸马所奏请，没有陛下亲手指示无效。臣以为量才授官应由吏部办理，如果用官爵赠送给家族亲友，岂不是重复中宗随便任官的弊端，这样做朝廷制度就搞乱了。”唐明皇因此没有提升阎楚生，从此堵住后门。
开元二年六月，玄宗准备给其生母窦氏的靖陵建立纪念碑，已下敕征工征料，当时汝州刺史韦凑建议说：“自古陵园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旱俭，不可动功。”结果从此“工役乃止”。
开元四年(716)正月，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琐事对御史大夫李杰有意见，长孙昕约自己亲信杨仙玉，在京城一条胡同里打了李杰。李杰上报玄宗说：“我个人被打不仅自己受罪，实际是朝廷被污辱!”玄宗看了他的奏章以后大怒，立即敕令逮捕长孙昕、杨仙玉，在朝堂上把他们二人用乱棍打死。
不仅如此，而且还安抚了李杰，希望李杰仍要坚持刚直不阿，不要怕恶人。
同年五月，由吏部新录取的数百名县令进宫谢恩，事先有人上告说，今年吏部有人舞弊，所录取的县令中，很多人不合格。在新县令入宫之日，玄宗把他们集中起来，自己出题复试，结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落第。玄宗立即取消这些人的县令资格，“放归学问”。
开元四年(716)二月，宫内派太监到江南罗捕珍禽鹚鹊、鸿鹑，欲置宫苑玩赏，途中烦扰百姓。路过汴州时，刺史倪若水给玄宗上奏说：“目前正值农忙，而太监却到江南罗捕珍禽以供宫苑玩赏，他们来往江南，水陆传送，劳民伤财。途中百姓都认为陛下贱人贵鸟。”
玄宗看了若水奏疏，立即敕令放掉珍禽，惩办太监，表彰了汴州刺史倪若水，并赐他四十段绢。
同年五月，有一南海方面来的“胡人”,上奏说他们那里盛产珍奇宝物，价格便宜，请玄宗派人去做珠宝生意。狮子国(斯里兰卡)还有会炼丹的老妪，最好把她请到皇宫服务。玄宗动了心，立即派御史杨范臣和那个“胡人”同去。
当时范臣谏阻说：“陛下前年焚烧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炎瘴，死不敢辞，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至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
玄宗看了御史的奏书以后，“遂自引咎，抚慰罢之”。
开元七年(719),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玄宗敕令按他外祖父窦孝谌之先例，给王仁皎建五丈一尺高的坟墓，宰相宋璟、苏翅指责说：“如果这样做，岂不和韦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鄢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这几句话很不中听，但唐明皇立即停止给其岳父建大墓，并赐宋璟、苏翅各四百匹绢。类似事例，还有很多，真可谓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