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恤民情重农业

武周、中宗、睿宗时期，选任官员制度非常紊乱，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只要能出三十万钱者，不论人品、能力如何，都可以取得正式官职。

从此以后，商人、地主、和尚、道士、地痞流氓等，都有人当了政府官员，各机关便出现了员外、同正、试、摄、检校等名目的官员，总数达数千人。由于官员的激增，一方面虚耗国库资财，同时又影响正式官员执行公务，使政治更加日趋腐败。

至于地方官，除了京官有劣迹者，就是年老“无手笔者”,从而吏治败坏，百姓遭殃。玄宗登基以后，决心处理遗留问题，裁汰京城闲散诸司十余所。

开元二年(714)二月，玄宗敕令涪州刺史周利贞及裴谈、张栖正、张思敬、王承本、刘晖、杨允、康肺、封珣行、张知默、卫遂忠、公孙琰、钟思廉等十三人，皆武周时酷吏，“放归草泽，终身勿耻”。其中，周利贞的罪行最为严重，应判死刑。张柬之等五大臣经两次贬抑后，流放边州，张柬之病死，其他四大臣被流放以后，周利贞一直穷追不舍，亲自赶到流放之处，把崔玄肺等四大臣毒死或打死。

在诛灭太平公主以后十天，玄宗敕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督造的“天枢”,这个“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周七十尺，八面各宽五尺，直径三十尺，上面四龙立捧火球高十尺，用铜铁五十六万余斤。开元二年(714)三月熔铸铜钱，用一个多月。与此同时，还拆毁了韦后在长安造的高大石台。

减轻农民负担。《资治通鉴》二二○卷开元八年(720)二月条载：“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年限，使百姓更迭为之。”这里所谓“促其年限”未指出减少多少年。但《新唐书·食货志》中载，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对成丁年龄作一次调整。从唐初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根据这次决定，农民一生可以减少两年服役期，对农民是一件喜事。

另一方面，在开元以前，全国各州县农民所交之租、庸、调物定的较死，租要纳粮，庸调交绢(或布)。但开元二十年(732)实行“变造”。这是因为“江淮输运有河洛之艰，而关中桑蚕少，菽粟常贱，乃命庸调资课以米，凶年乐输者布绢亦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以绢，代关中庸课”。朝廷这样做，可以减少农民负担。

开元十年(722)正月，敕令撤销各级官员职田，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使用。

开元十六年(728)十二月，敕令在一千里以外为国服兵役的农民，允许每年分五批轮流回乡探亲。

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敕令凡父母年达七十岁的士兵，允许退伍归农。

撤销逃户限期归本乡的限制，允许逃户就地安置。武周、中宗以来，由于政治腐败、剥削繁重，各地逃户大增，相当总户口一半，约数百万人。过去朝廷限令各州逃户必须限期归返原籍，但这项法令受到农民抵制，实际归籍者甚少。

开元九年(721)以后，朝廷被迫让步，撤销过去敕令，允许逃户就地入籍，豁免在逃时期应纳的租调。这样一来，既减轻逃户往返搬迁之苦，又少纳一些粮绢。

救灾与抗灾。开元元年(713)以来，玄宗多次下诏救济灾民，减轻灾民的负担，使他们安心农业生产。当时不仅救灾，而且组织农民抗灾自救。

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州县发生蝗灾。当地农民迷信，吓得成群结队到田边焚香祈祷，企图免灾。当时，宰相姚崇建议玄宗敕令御史分赶蝗灾州县，发动官民动手捕灭蝗虫。捕虫方式是夜间在田边点火，火旁挖坑。夜间蝗虫捕向火堆，乘机把蝗虫扫到坑里埋掉。

但当时有人反对，认为虫多无法捕灭。副相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姚崇说：“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敖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经姚崇反复说明及部分州县捕蝗业已见效，玄宗便下了决心，敕令灾区官民认真捕灭蝗虫，仅汴州一地就捕灭十四万石。由于有关州县尽力灭蝗，从而大大减轻了灾害损失，稳定了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