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思想统治

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因其势力的扩大，部发众多，在阶级之间和民族的纠纷也多了起来。于是，努尔哈赤采用军事镇压、政治笼络、物质赏赐、法律制裁和思想麻醉等多种手段，来加强统治。

后金汗努尔哈赤重视立法治民。他谕众贝勒大臣说：“为国之道，存心贵乎公，谋事贵乎诚。立法布今，则贵乎严。若心不能公、弃良谋、慢法令之人，乃国之蠹也，治道其何赖焉”!努尔哈赤的“公”与“诚”我们且不去评论，但立法布令、整肃严明却是他治国、治军、治民的一贯思想。最开始，建州社会没有成文法，其不成文法使人毛骨悚然。据申忠一所见云：

奴酋不用刑杖，有罪者，只以鸣镝箭脱其衣而射其背，随其罪之轻重而多少之；亦有打腮之罚云。

但是，无论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如果没有审判机关是不能保证法制执行的。随着努尔哈赤王权的不断提高，需要建立审理和惩罚机关。万历

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设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即理事官十人，并对审理程序做了规定：

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奏明三覆审之事；犹恐尚有宽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

在八旗军占领沈、辽之后，努尔哈赤再谕各贝勒、大臣，要每五天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在审理衙门对各种罪犯进行审判。时有受贿、荒怠之事，所以规定不许向有罪者索银，在审案时也不许喝烧酒、吃佳肴。

并明令允许各地可以到赫图阿拉告状申冤如属实，给予免罪；如诬告，反坐定谳。在执法时，努尔哈赤强调要按法规办事，虽子弟侄孙触法不贷。

有一次，他的侄子讲济尔哈朗、宰桑武和孙子岳托、硕托，因得扈尔汉分与的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在赫图阿拉的都堂衙门里，穿上女人的衣服、短袍、裙子，加以羞辱；并画地为牢，监禁三天三夜。他还亲去四位贝勒幽坐的地方，斥责诸侄孙，向他们脸上啐唾沫。后金汗如此大动肝火，故作姿态，显然想利用这件区区琐事，既惩儆子侄，又严惩诸臣。不过，勋臣如罹重罪，他们因军功而获得的免死券，仍可得到赦免。

建州的刑法在当时极为残酷。但是，随着女真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受到明朝辽东刑法的影响，酷刑被逐渐废止。天启二年(1622年，天命七年)六月，后金宣布“废除刺鼻耳之刑”。

为了加强法制，巩固后金政权，努尔哈赤还指令翻译《刑部会典》和《明会典》。他在下达给阿敦、李永芳的文书中，要他们将明朝的“各种法规律例，写在文书里送上；抛弃其不适当的条文，而保留其适当的条文”。后来，其子皇太极仿照明朝有关典章，制定出《登基后议定会典》会典的前二十条，都是有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的等级名号，效法汉族封建伦常，改革满族旧习。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法制思想，制定典章，这对后金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满洲政权的巩固，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后金汗努尔哈赤非常重视加强思想统治。他利用喇嘛教取代萨满教，作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萨满教，萨满又称珊蛮、萨莫、萨吗、叉妈，在满语中是巫祝的意思。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萨满教，已不能适应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迁的需要。因为原始的萨满教，不适应于满族封建主对农奴和降附蒙古族人民进行思想统洽的需要。

而喇嘛教则既能怀柔蒙古族人民，又能成为驾驭满族农奴和奴隶的一条缰绳。因此，努尔哈赤在征抚漠南蒙古的过程中，汲取蒙古封建主统治经验，把长期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喇嘛教加以推崇，作为驯服满族人民和

明朝火器“红衣大炮”

笼络蒙古人民，维护后金军事农奴主统治的精神工具。喇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它和当地原有的本教长期立相影响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喇嘛教的形式。

喇嘛教黄派首领宗喀巴，创立复杂的寺院等级制度，制定喇嘛教寺院的清规戒律。后来由于西藏新兴封建领主的扶持，黄教派逐渐取代红教派而成为执政教派，并传入蒙古族地区。喇嘛教按佛教信条，宣扬生命即是苦难，摆脱苦难的方法是修行。它劝说被压迫者群众，要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安分守己，忍受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喇嘛教的这一套说教及其宗教等级制，恰恰符合后金新兴封建主的需要。

努尔哈赤模仿喇嘛教的语言，劝谕：

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在来世能生在一个好地方，福便得到了。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也以喇嘛教的信徒自居。

如果崇奉喇嘛教，便要兴建喇嘛庙。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努尔哈赤授意在赫图阿拉城东高地，修建喇嘛寺。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店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从兴建工程所用的时间，可知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

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曾发布达保护庙宇、违者治罪的汗谕。他对蒙古大喇嘛，“二聘交加，腆仪优待”,遣使迎至后金传教。乌斯藏(西藏)人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即“不惮跋涉，东历蒙古”,来至辽阳。后金汗努尔哈赤对大喇嘛千禄打儿罕囊素，“敬礼尊师，培(倍)常供给”。天启元年(1621年，天命六年)农历八月，干禄打儿罕囊素大喇嘛死去，努尔哈赤敕令修建宝塔以为纪念。他又命派六十三户诸申种地纳粮，以供香火。

努尔哈赤因为大力提倡喇嘛教，使其原有的萨满教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萨满教与喇嘛教便发生了矛盾。在满族中关于《萨满与喇嘛斗法的传说》,则是这一矛盾的影子。努尔哈赤虽力倡喇嘛教，在女真内部仍设堂子祭天。古勒山之役临战前，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拜”祝。在费阿拉城有祭天之所。在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绕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堂子祭天礼俗，延及有清一代。

后金汗努尔哈赤，一手持法令，一手捧佛经，动之以残酷刑法，诱之以憧憬来世，威慈并济，硬软兼施，加强了对后金人民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