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谋起兵

在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有一天，安众侯刘宰相约张绍在一起秘密谋划，最后得到一结论：“安汉公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于是，率众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却打响了武装反莽的第一枪。

到了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在都试兵马的时候，趁机发动了反王莽的武装起义。翟义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传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的丑恶嘴脸，并号召“共行天罚诛莽”。众人纷纷来投。很快，反莽军就拥众十余万人，声势颇为浩大。如果说刘崇率百余人攻宛，虽令王莽大吃一惊却有惊无险的话，那么这次翟义的起事倒着实让王莽深感危机的严重了。

他“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一方面急调大军前往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则仿照《尚书·大诰》做了一道策文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返)政孺子之意”。三辅地区听说翟义起事，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赵明、霍鸿立即响应。一时间，东起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西至汗县(今陕西陇县),共有二十三个县的人几乎是同时并起。

赵明、霍鸿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檠令”,聚众达十余万人。他们见长安空虚，便率众直逼京师，“火见未央宫前殿”。当时，长安城中风声鹤唳，一片混乱。是年冬末，翟起义军失败。第二年春天，赵明与霍鸿也战败身亡。王莽眼看着渡过难关，非常得意，除了对叛逆首领施行掘祖坟、诛种嗣、灭三族的严惩之外，还下令把所有参与起事的三辅吏民的尸体，分别堆放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南)、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圉(今

河南杞县南)、槐里、鳌屋(今陕西周至东)等五地的通衢大道旁，立木表，上书“反虏逆贼鳗鲵’六字，用来威吓天下。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朝中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试图密谋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刘行为帝的事件。这件事因计划不周，还没实行就失败了，但却表明人们并未被王莽的高压政策所吓倒。王莽即位之后，武力反莽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新朝建立当年的初夏，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从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刘快率众进攻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声势浩大。这年冬天，真定的刘都等人又密谋举兵反莽未遂。

接二连三发生反叛事件，搞得新莽政治上极不稳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开始借题发挥。如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于大道之中，呼喊什么“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类。新莽立国将军孙建，始建国二年(公元10)十一月奏言中所陈述的两件事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那时社会的真实情形，其一是转呈西域将但钦上报的一则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人匈奴。”其二为孙建本人的亲身经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讲的两件事，一起边防军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师人冒充汉帝儿子的诈骗案，充分说明当时民间反莽的情绪十分高涨，反莽的活动已经蔓延得相当广泛。

尽管它和以后的绿林、赤眉这类农民起起义军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反对新莽这一点上还是非常相同的。上述频繁的武装反莽斗争基本都是由刘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层人物发动的。像首举武装反莽义旗的刘崇，乃长沙定王的后裔，说起来与刘秀还是同宗哩!再如反莽声势、影响最大的翟义，是成帝朝名相翟方进的儿子。他们的反莽，主要目的是政治上的。特别是刘氏皇族，由于王莽代汉对他们来说打击最为沉重，因此他们也就必然成为反莽的急先锋。这几次起兵后，王莽对刘氏宗室进行了更严酷的报复。刘崇失败后，王莽下令“污池刘崇室宅”。刘信、翟义失败后，刘信的儿子、翟义的母亲、哥哥等亲戚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高四通之衢”,命令人民都去观看。不但如此，还把翟义之父翟方进和先祖墓挖出棺材烧枢平坟，并“夷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葬之”。翟义的党羽王孙庆不幸被捕，王莽竟“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残酷至极。对于刘氏宗室，王莽建国后，都先后削其实权。如始建国元年(公元9)正月，“诸刘为郡守，皆徒为谏大夫”,改为空衔；始建国二年(公元10)十一月，又下令“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也由于这些措施，必然更加深了刘氏与王氏两大集团的矛盾，后来刘玄、刘縯兄弟和刘永以及《汉书·王莽传》所提到的“故汉钟武侯刘圣，聚众汝南”的反莽起兵，都与这些原因有直接关系。《后汉书·刘盆子传》载，当赤眉军兵近长安时，求刘姓尊立之，军中仅属于城阳景王之后者，即多达七十余人。刘氏宗室参加反莽起兵，说明了王莽集团与刘氏宗室矛盾激化的严重程度。

具有汉皇族血统的刘秀，对于刘、王两姓在政治上的消长先天地便具有特殊的兴趣，非常注重时局的发展变化。刘秀自长安返乡后，即避吏新野，并经常来往于新野与宛城之间，做贩卖粮食的生意。这在表面看来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甚至当姐夫邓晨用话激他促其表态时，也只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不过没有外露而已。这是因为他还需要继续寻找一种合适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通的人开始以图谶前来游说刘秀。李通，字次元，南阳宛城人。家里世代经营工商业致富，为当地的著姓。其父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即使在家里也和在官府一样丝毫不苟。李守起初跟随刘歆，喜好天文历法谶记，后官拜新莽宗卿师。因为有了父亲这层关系，李通也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山北)县丞，因治理有方在当地小有名气。

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纷纷造反。李通经常听父亲讲图谶所说的“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这句话，便把它牢牢记在心中，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变为现实。由于家境富裕，雄踞地方之首，所以他对于做个小小的县丞并不感兴趣，于是就自求免职回到家乡。当时，由绿林农民军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正向四周扩展，南阳亦屡有**。

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通的从弟、“素好事”的李轶提议说：“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李通听后，笑着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说，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恰恰在这个时侯刘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带，李通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让李轶去请刘秀。而刘秀也早就耳闻李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十分倾慕。

但由于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干扰，却使刘秀处于既想相见又不愿相见的尴尬境地。这是因为李通有个同母弟申徒臣(或曰同母兄公孙臣),会医术，在当地也有点小名气。有一次，刘秀的哥哥伯升去请他，没有想到他却百般刁难。伯升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将对方杀了。刘秀心里因为惦记着这件事，担心李通伺机报复，所以便把前来相请的李轶拒之门外。没想到李轶这人还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请。没有办法，刘秀只得勉强与之相见。

李轶向刘秀转达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刘秀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会李通，并相互结交的意愿。这样一来，双方总算是有了初步的沟通。不过在刘秀的心里总感到有些不安，于是便买了把刀藏在怀里，作为防备措施。刘秀应邀如期来到李通家，李通见到刘秀如期到来非常高兴，连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秀的手，在这个时侯刘藏在怀里的刀却不合时宜地露了出来。李通见状即对刘通说：“一何武也!”意谓多么好武呀!刘秀听了非常不好意思，只好搪塞说：“苍卒时以备不虞耳!”“苍卒”即“仓促”之意，也就是说遇到突发事件以备不测。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开场，反而把双方原有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两人在彼此交谈之后，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李通乘势把“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讲了出来，言下之意是说，复兴的刘氏就应验在你刘秀身上，而为辅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刘秀听了之后，不知李通是不是说的真话，显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不敢以自己去比附谶文里的刘氏。当时，李通的父亲李守在长安，刘秀就用试探的口气问李通道：“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也就是问对宗卿师应该怎么

办?李通回答说：“已自有度矣。”这里的“度”,是“计度”的意思。紧接着，李通就开始把他的打算与安排，向刘秀做了详细介绍。刘秀这才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图，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约结，定谋议”。

他们约定在立秋都试骑士那天，计划仿效当年翟义利用都试起兵反莽的做法，劫持前队大夫(南阳太守)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发动反莽的武装起义。根据这一计划，刘秀与李轶立即动身回春陵，在那里组织人马，“举兵以相应”。与此同时，李通派遣“从兄子”李季赶赴长安，将与刘秀的计划向父亲李守汇报。就这样，又一场武装反莽的斗争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