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国家

光绪帝长期精心缔造的变法图强事业，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用血腥与高压政策毁灭了。但在光绪帝的心中“改造之中之观念，并未因此而消灭”。

当光绪帝被囚禁以后，他“心底上，始终确认那些新政的策划是绝对合理的，绝对可以推行的。但须等到老佛爷(西太后)撒手西归的时候，他一定就可以很顺利地干一番”。

的确，在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革新祖国的愿望并未消失，他只不过在西太后的强大压力下，把它埋藏在心里罢了。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光绪帝之所以反对向列强宣战，以及后来要求留京，以便摆脱西太后的控制。除了为抵制西太后的祸国阴谋之外，又因为他始终怀有待机重建维新“大业”的缘故。

当然，光绪帝没有成功，但他其维新图强之志，在此之后仍未动摇。即使在光绪帝被西太后挟持出走的途中，他终日郁郁寡言，说明在其心中还存有种种难言之隐。

但是，光绪帝深怀的满腔忧国之愤和强烈的图强之念却依然时有表露。在当时，光绪帝每至一地总好独自“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即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即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

在这里，光绪帝画的那些各式“鬼形”,如果说可能是比作破坏变法维新的大小顽固派权势者，这只是出于推测，但他痛恨袁世凯却是确凿无疑的。

这时的光绪帝之所以如此，表明他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出卖行径还深恶痛绝之外，亦反映出他还在怀念变法维新的往事。光绪帝采取这种动作，无非是在抒发自己的郁愤之情。

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末至九月中(1901年10月),当光绪帝又被西太后带着自西安返回北京之际，他还在设想回京以后能够继续“大行新政”呢。但是，光绪帝的这一念头，同样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翌年初，光绪帝在随从西太后自西安回到北京时，当他沿途看到被帝国主义联军**后的惨景，便使其“立刻感到一种不能形容的耻辱”。进而，光绪帝“见外患日逼，大局垂危，宵旰忧劳，遂樱心疾”,不断地自言自语：“外国人如此闹法，怎么了?怎么了?”又激起他深深的忧思。

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仅就清政府向列强各国的赔款而言，即达创记录之巨。

当时以中国四万万人口计算，从刚生下来的娃娃到尚有一息的老人，平均每人承担一点两多白银；如加上利息便人均二点四两多了。

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全国广大劳苦群众更是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仍旧沉醉于穷奢极欲之中。而且她为了粉饰其建筑在人民的血与泪之上的罪恶统治，回京不久，又下令筹集款项修建被八国联军破坏了的正阳门城楼。

然而，光绪帝却认为，“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这个被敌炮火摧毁了的城楼，变成八国联军侵华的罪证，亦是西太后等祸国行径给京城带来的伤痕。它确也具有启示后人不忘国耻的作用。

西太后及光绪帝，在庚子事件后回到北京时，其在心情和表现上形成的反差，可以说是体现了他们对当时的国难和国家的前途所怀有的不同心态。

戊戌政变后，变成囚徒般的光绪帝，竟然成了一个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直到庚子事件发生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自它们的需要，仍在关注着光绪帝的去向。

在中国人当中，那些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振兴祖国的人，对光绪帝的不幸遭遇更深为同情。

至于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在日本成立了“保皇会”,打起了保卫光绪帝(即“保皇”)的旗号。他们所以又把光绪帝高高地抬出来，除具有在感情与理想上的联系之外，在实际上康、梁也主要是为适应在新形势下的政治需要。

他们力图以此作为继续推行改良路线，以抵制日益发展中的民主革命运动服务的。

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年)夏，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进入**、八国联军大举侵入中国及西太后在施展政治阴谋之际，康有为、梁启超企图利用国内空前动**的局面，策动唐才常等回国发动营救光绪帝的起义。

唐才常回国后，即运动会党成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准备在长江中游一带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

在这时，唐才常等便在国内揭起了“讨贼勤王”的旗帜，并以让“光绪帝复辟”作为起义的“宗旨”之一。由于这些人仍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要另起炉灶，所以他们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已把立足点转移到革命方面的章太炎，认为唐才常“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

自此，章太炎为反对“保皇”、力争实现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目标，把光绪帝也列为革命的对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在当时正与英国进行政治交易中的刘坤一等，也想利用光绪帝的名号来与英国等列强搞“东南互保”。显然，这些内外的各种势力对光绪帝采取的不同态度，除了在社会一般人中具有感情因素之外，其他

无不怀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光绪帝影响的扩大。

因为光绪帝的影响不断扩大，这又给西太后增加了威胁感；又对她起到了较大的牵制作用。因此，西太后的“废帝”棋子更迟迟不敢落下了。

事实上，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光绪帝就成了西太后的一大政敌；亦变成了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筹码。另外，西太后原来准备取代光绪皇帝而立起来的大阿哥溥俩，自从被接入宫内以后，在她的庇护下其行为**，极不检点，无所建树。就是溥儒在随同西太后逃到西安期间，他仍然“顽劣日甚，时与宦官等私出冶游，甚至在宫中拔取皇后之簪珥以为戏乐”,在宫内时而激起风波。

特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末(1901年2月),西太后为了满足帝国主义提出的“惩凶”要求，以便尽快完成新的卖国交易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又采取了“舍车马保将帅”的手法，把她原来的追随者载漪、载澜等也给予了“惩治”。

于是在西太后看来，载漪已经没有用了，那么他的儿子溥儒，在清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此外，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官僚，也越发感到光绪帝的名位不可弃，并为此而反复向西太后疏通。

正是鉴于上述各种缘由，西太后在从西安返京的途中，于一九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降懿旨颁谕宣告：“已革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儒，前经降旨立为大阿哥，宣谕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乱，肇衅列邦，以致庙社震惊。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经严谴，其子岂宜膺储位之重。自应更正前命，溥儒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

就此，西太后借“惩治”载漪之名废去了大阿哥。其实，这是她在内外不断增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其原来的“废立”企图。

从而，西太后改变了手法，又以光绪帝作为纯粹的傀儡，继续牢牢地控制着清廷。当西太后一九零二年初回到北京后，为了进一步给自己装潢门面，在表面上“稍给”光绪帝一些行动“自由”。每当其临朝或有接见事宜时，亦把光绪帝拉去作为陪衬；凡是发布政令继续利用光绪帝的名义。

但是，西太后对光绪帝的“监视仍严”。在之后的多年里，光绪帝不仅依旧对朝政根本没有发言权；就是在平日的言行也照样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特别是西太后唯恐光绪帝与外界发生联系，又命其亲信太监严戒外人“跟皇帝说话”。

庚子事件以后，光绪帝的皇位虽然保住了，但他的实际处境并未改变。事实上，光绪帝完全成了西太后的一个会说话的工具。

原来，西太后在逃至西安期间，当她看到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的一场空前的卖国交易即将有绪，为了掩饰其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改变一下统治方式，笼络浮躁不安的那些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中的上层人士，尤其是想给帝国主义露一手，以便博得其主子的信赖。

于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颁谕宣布，她也要起来“改弦更张”、利用“西法”,采取“补救”措施了。那么怎样“改”和如何“补救”呢?西太后在这个谕旨里说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今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这就清楚地道破了西太后高唱的改革论调，不过是张之洞之《劝学篇》的翻版，还是洋务运动的那一套。因此，她在此后四五年间进行的这种改革，除了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矿藏、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等大开方便之门外，还花样翻新，如奖励商办实业、废除科举等等。在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了一些较为宽松的措施，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封建专制体制和维系它的思想链条，还是拉得紧紧的。

可以看出，西太后推行的这种改革，确是洋务运动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和“修补”她的封建统治躯体。至于较之戊戌维新，可谓有进有退。尤其在目的与导向上，两者截然不同。

总之，从二十世纪开始以后，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西太后进行的这种改革，越发明显地露出了它的欺骗性。对于西太后的改革，光绪帝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曾在私下向对其怀有同情感的德龄说：“我不信太后有力量有本领能够改变中国的情形。就是太后有本领，也不情愿做。恐怕离真正改革的时候远得很呢。”

直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帝又对德龄言：“你说劝太后推行新政，我没有看见什么效验。”当然，光绪帝对西太后的改革持以否定态度，是出于他对西太后顽固劣性的认识。

其实，就在西太后“更张”期间，光绪帝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坚持“阅视时宪书”,表明他依然有着自己的追求。可以看出，直到这时，光绪帝与西太后在政治见解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他们都要改革，但其所走的道路和想以此达到的目标却大相径庭。

西太后在贩卖自己的货色时，却又不忘诋毁康有为、敲打光绪帝和诬蔑变法维新。每当她在发布“更张”诏令之前，总要逼迫“皇上先自骂两句，曰：“‘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夫康有为一小臣耳，何能尸变法之名?’”就这样，光绪帝对西太后的假改革，却又不得不被迫说些违心的话。

当时的光绪帝，为何对西太后仍如此屈从?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年(1903至1904年)到清宫为西太后画相，并趁机见过光绪帝的美国人卡尔女士的口中，我们知道光绪帝所以这样“非帝之懦弱无能，盖被处于万钧压力之下，固不得不尔，以为自全之计”。

在光绪帝身上的确具有明显的懦弱性，这是由于他的特殊成长过程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造成的一个致命弱点。

如说光绪帝在西太后面前的屈从表现并非出于无能，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光绪帝来说，只要还想保存自己，以备东山再起重建维新大业，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了。

在深陷逆境的岁月里，光绪帝依旧在“朝夕研求”古籍时书，在其中“于西学书尤留意”。

同时光绪帝还每日坚持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并光绪帝虽然被禁于高墙之中，但却未阻塞住他那面向世界的目光。

除此之外，还可见到，光绪帝对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激烈争夺也深感忧虑。在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无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西太后，竟然宣布中立、划定战区。让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地区任意火并、厮杀，给自己的同胞带来无尽的苦难。

与此同时，西太后依旧在宫中“极度挥霍”,不断地大摆戏台，终日拉着光绪帝在成群的宫女、太监陪伴下寻欢作乐。

但是，在这当中“唯皇帝一人，总无笑容”。光绪帝在公开场含“默无所言，若不介然于怀，斯岂光绪帝之本意哉!然而不知光绪帝者，则诚将以光绪帝为不识不知之庸主矣。安能见其操心虑危，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存于其间耶。

被长期软禁的光绪帝，还在埋头攻读、密切注视外界动向、关心国家的危亡，仍在不断的追求，其原动力，是来自他的忧国之忧和从未动摇的复兴祖国之志。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民主革命的波澜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已形成汹涌澎湃的滔滔洪流，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光绪帝还在幻想重新操政，继续走他的维新治国之路。就光绪帝自身的处境来说，他也根本无力再扬起政治风帆了!

光绪帝在政治上的行迹早已消失。在此后的数年间，光绪帝除了作为西太后的陪衬参加一些祭祀、接见等活动之外，他自己在瀛台唯以录书“表明心迹”了。光绪皇帝的末年，其存在的价值，仅仅体现于西太后的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