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灾难

西太后宣布对列强同时开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功漪惟恐天下不乱，使其子“速正大位”,二是西太后“以快其私愤”,所以西太后在宣战时之时埙论“招集团民御侮”等高调和采取了一些小动作之外，很快显露出真实面目。

在西太后等一伙阴谋家、野心家，企图利用义和团民仇恨侵略者的爱国义愤及其自身弱点，大肆煽动盲目排外的同时，清政府又以制订“团规”和派大学士刚毅、庄郡王载勋统辖义和团等手法，来控制广大团民的反抗斗争。并颁谕命“载勋等严加约束”义和团群众，对所谓“借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

一些团民被不幸杀害。在西太后等人利用、欺骗和控制之下，既给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蒙上层层阴影而把它引向歧途；又使义和团的成分越发复杂，加速了这个战斗群体的分化和瓦解，特别是很大程度上地削弱了义和团反封建斗争的锐气。

当八国联军大举侵入，义和团广大爱国群众和部分清军在与强敌展开

浴血奋战、处于抗击敌军的紧急时刻，西太后与载漪等人还按其预谋，演出了幕幕干扰抗战的丑剧，他们企图利用一些被欺骗的义和团群众加害光绪帝，仍在进行废帝活动。继载漪在义和团民中煽动“杀一龙(光绪帝)”的活动之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载漪、载勋一伙又带领六十余名义和团民闯到光绪帝临时居住的宁寿宫门。

这些人，口称寻找“二毛子”,“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欲对光绪帝下毒手。甚至大阿哥溥儒也仗势欺人，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对光绪帝肆意污辱。

由于野心家载漪、载勋兄弟的这种活动过分拙劣，使清宫中陷入一片混乱。因而西太后便以二十来个义和团的大小头目作为牺牲品，把他们杀掉来掩人耳目。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对外宣战的上谕墨迹未干之时，西太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向其帝国主义主子频频奉迎，想给自己处处留条退路。这时，她除了在北京不断向外使献殷勤之外，六月初三日(6月29日),通过驻外使节向列强各国政府解释其所谓的“苦衷”。说什么“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即指义和团群众)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

这就是向帝国主义者交了底。随后、西太后即以奴才的脸谱、乞求的口气向列强各国政府说，“且中国(实为西太后)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

原来，此前在清廷统治集团举行御前会议时，光绪帝即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一再指出不应同时与列国开战。而当时的西太后，竟气壮如牛似地非要蛮干下去。

曾几何时，现在的西太后却把此话以求饶的口吻向帝国主义者道出了相同的话，在不同的时间与场合、说给不同的人听，当然体现了说者的不同用意。其效果，固然亦会有异。

几天之后，西太后控制下的清政府，继以递交“国书”的郑重方式，再次向俄国、日本以及英国政府表示，希望彼此在共同对付中国“乱民”的前提下“暂置小嫌，共维全局”。

到此，西太后丑态百出的奴相暴露无遗。她公开向帝国主义者表明：

宁肯叛卖国内人民，也绝不愿切断与其主子的连线。在国内军民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刻，西太后的这种言行，无疑在事实上即已构成了一种出卖国家和人民的罪行。不过，这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紧紧地咬住中国，他们岂肯轻易松口。

历史事实验证，西太后的对外宣战，在她的骨子里还主要是消灭义和团和实现其废立之谋。在这期间西太后的所作所为，同样还是围绕着她的统治地位这条基线在左右摆动的。

西太后根本没有联合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诚意，她不仅没有全力组织抗战，反而还想方设法、或明或暗地在破坏各地军民的反侵略斗争。致使八国侵略军于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攻陷天津，接着又**，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犯至北京城。到此，西太后便完全成了一个输光了的赌徒，要仓皇地逃跑了。

西太后准备携带其心腹臣属离京出逃之际，光绪帝曾请求留下，准备“亲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以求议和。他产生这种想法，与其对西方列强存有幻想有关。当时光绪帝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在争取议和尽量减轻国家损害的同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重执朝政，继续推行其变法新政。

但是，诡计多端的西太后马上意识到，“帝留之不为己利”,于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决意也要把光绪帝带走。当八国联军兵临城下，西太后在仓皇出逃的前夕，她又命太监二总管崔玉贵(桂),把禁锢近两年的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珍妃，时年仅二十四岁。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珍妃从北三所被“召”出后，她也提出“帝应留京以镇人心”的要求。不过，自从政变之后，光绪帝与珍妃曾时有在密中会面的机会。

在此之前，其彼此之间趁便沟通一点心情，也在情理之中。另外，在西太后已知光绪帝有留京之念的情况下，她又向珍妃下毒手，绝非只是其凶残性的暴露。要清除一切有助于光绪帝东山再起的苗头，以稳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是西太后的要害所在。

正因如此，后当《辛丑条约》签订，西太后回到北京保住其女皇宝座之后，她又以另一副面孔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2年1月8日)降“懿旨”宣称：“上年(实为1900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可见，在其皇太后权位保住之后，西太后又挂起羊头卖狗肉了。

光绪帝得知珍妃被害的噩耗之后，“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在其思想感情上又受到极大挫伤。事实上，这也是西太后施展的杀鸡给猴看的伎俩。

当然，“颖敏”的光绪帝会从中意识到，似乎自己也只有服服帖帖地顺从西太后的摆布了；否则，个人的生命亦同样操在她的手中。

因此，国难、亲仇以及其有志不得伸的积怨，均一并压在了他的头上。从此，光绪帝更犹如失去“灵魂”,“变成完全像木头人一样”。无疑，这正是其悲愤至极的心态之集中体现。

西太后在出逃之前，授于李鸿章全权，命其迅速来京承办乞降事宜。当她于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挟持光绪帝、带着其臣属逃走之后，又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西太后宁愿只要保住自己的女皇宝座就不惜一切来取得帝国主义的宽恕。

八月十四日(9月7日),西太后等逃至山西太原附近时，她又派出庆亲王奕勖回京“会同”李鸿章办理投降事宜。并同时颁谕宣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

至此，西太后便彻底地现出了原形，她把罪责一并都推到了义和团群众身上，将自己洗得清清白白。

继而，就便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中外反动武装联合镇压义和团的局面。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逃到西安的西太后，看到她的统治地位又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确认，就降谕公开宣布，甘愿进一步采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彻底卖国方针。

西太后为了满足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决心拍卖国家和民族的所有权益。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经西太后批准，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助、李鸿章便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

清廷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奴、主关系，就在中国人民的血泊中进一步确定了。中国人民所得到的是一具更为沉重的奴役枷锁。从此，又把中华民族拖入更为苦难的深渊。

至此，西太后“宣战”的真实含义也就随之而昭然于天下了。

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西太后又挟带光绪帝自西安返京。至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1月7日),西太后踏着人民的血迹回到了北京的清宫，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继续其万恶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