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决策
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高度的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使许多爱国人士走到一起，商讨抗击列强之策。这时，燃烧在直、鲁交界等地的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星火已在迅速蔓延，预示着淤积在广大劳动人民心中的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即将猛烈地迸发出来。
继挽救民族危机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又出现了群情激奋，共同抗敌的局面。
西太后对来自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斗争从不心慈手软，“剿”、“抚”兼施，亦是她对付人民斗争的惯用伎俩。
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以前，在西太后看来，这种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还只不过是“散贼”、“股匪”、“小鱼焉能掀起大浪”,不会构成什么严重威胁。而已成为西太后死敌的康有为、梁启超还“逍遥法外”;被她视为眼中钉的光绪帝仍占据着皇上的位置，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她极大的关注。因此，她依然醉心于朝廷中的权位之争。
至当年五六月间，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已燃烧到中外反动势力集结的京、津一带。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剑拔弩张。
这时，一方面，列强的驻华公使在越发蛮横地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其各国政府正在加紧策划，要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进行武装干涉了。从而，内外矛盾错综交织，形势急剧紧张。
因为内外形势出现了日趋复杂的尖锐局面，所以西太后也就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了。
不过在复杂的局面中，她向来均以对其皇太后统治地位的威胁程度，来决定对策的。
在6月上旬之前，西太后因在废立皇帝的问题上，对列强各国产生的怒火还没有平息；并且她越来越感到，这一牵动其心的悬案不能落实，其症结还在于列强的干预。
与此同时，义和团的事又越闹越大，而且这还需要其迅速作出决断。因此，正如当时控制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所说，“中国朝廷(实为西太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
的确，如果清政府采取坚决镇压措施，有可能迫使义和团转向“抗清”,这也确是西太后的一大顾虑。她所以在四月十五日(6月4日)派出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出京“宣抚”团民，说明西太后对义和团还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中。
显然，这又为义和团民大批进入北京城，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的西太后，虽对外使怀有强烈的怒气，但她依然缺乏与列强对抗的胆量。
在五月初四日(5月31日),英、俄、美、法、日等国的侵略军先遣队三百多人所以
进入北京，是因为得进八北，是因为得到西太后“准该兵来京”的。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当西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时，她还旨令发布上谕，“著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不得稍有疏虞。”直到西太后决定要对列强同时宣战的最后时刻，她还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
在当时，西太后曾向天津、北京调集了一些军队，但其目的又是为了准备“攻剿拳民”,根本不是准备抵抗侵略的措施。随后，由于八国联军不断向大沽口海域集结，无疑这又给她加重了压力。
另一方面，反帝斗志益愈高昂的义和团群众，也加速向天津、北京推进，进一步使西太后陷入“剿抚两难”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太后似乎认为这是决定对策的时候了。
其实，当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烈火燃至京津之际，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清廷统治集团发生了歧分。其问，在他们当中，军机大臣荣禄、吏部侍郎许景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联元等，均主“剿”。端郡王载漪、庄郡王载勋、贝勒载濂、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竭力主“抚”。
在主“剿”派中，如许景澄，多年任驻法、德、俄、奥等国公使，了解外情；荣禄、联元等在总理衙门任职中，也多与外使打交道。
其中，多为原顽固派官僚，他们的思想并非完全闭塞。这些人，基本是从维护清王朝出发，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
后者，以原来不得志的满洲贵族为中心，载漪即是大阿哥之父。他们和一些居心叵测的原顽固官僚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为满足其私欲的阴谋集团。
正当西太后有意在义和团上打主意而又犹豫不定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光绪帝),而令其子速正大位”。企图利用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混乱时机，完成皇帝的废立，从而争夺权势。
同时，经管溥儒学习事务的大学士徐桐、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以及贝勒载濂等人，也都怀心腹事，在见风使舵，“竭力阿附”西太后。通过这些人的鼓噪，如热锅上蚂蚁的西太后更“意已为动”。
但西太后清楚地知道，如若采取利用义和团的计谋非同小可，其中有着极大的风险，特别对列强她更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西太后既要准备押下赌注，又想为以后可能出现的不测之局留下嫁祸于人的借口。
正是出于这种卑鄙的用心，西太后在准备作出阴谋决策时，居然声称，“此国家大事，当问皇帝”,又要把已被囚禁起来的光绪帝拉出来表态。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西太后于仪鸾殿召集、主持的御前会议，就是她要公开施展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阴谋的开始。
到会的除大学士及六部九卿之外，受西太后之命光绪皇帝也出场了。实际上，对西太后召集这次御前会的用意，一些人是有所觉察的。所以在会上，围绕着战、和及如何对待义和团等重大问题，群臣纷起陈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曾出使过外国的吏部侍郎许景澄，想先发制人当即进言，他认为“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元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
太常寺卿袁昶更明确地说，“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太常寺少卿张亨嘉，也持以同见。
这些人之所言，皆从敌视人民反抗斗争和维护清王朝出发的。主张对义和团应继续坚持“剿”的方针，镇压不了就“设法解散”,不主张利用义和团对外开战。
对于他们的这些议论，已心中有数但尚未拿定主意的西太后没有公开表态。不过，她对反战者却有倾向地以“目慑之”。从而，载漪、载濂兄弟等人便会意地奢谈起“人心不可失”的阔论来了。
他们竟冠冕堂皇地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载濂甚至满脸杀气地建议，“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态度蛮横地煽动利用团民对列强宣战。
或许是鉴于这场斗争事关紧要，已被剥夺了执政、议事权的光绪帝，也未失时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人心何足恃，祗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钜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他进而明确地指出“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
在这次的御前会议上，西太后没有公开作出决定。但她在当时虽已有了倾向，但不过还没有最后形成定见。再从这次议论的情况看，野心家的主张还未取得明显的优势。但是，载漪并未因此而甘拜下风。他抓住了西太后内心活动的症结，在这次会后的当天，即唆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个以“请太后归政，废大阿哥”等为内容的所谓“外交团照会”,连夜派人通过荣禄把它传到了西太后手里。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对西太后犹如火上浇油。她看到伪照立即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地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
到这时，西太后才真要对帝国主义列强翻脸了。因此，她于次日(6月17日),再次召开了御前会议，企图利用“会议”来施展她的政治手腕了。
在这次的御前会议上，因光绪帝仍在场，所以，西太后又不得不暂且自我心虚地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她在委婉地宣布了伪照后即表示，“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西太后说这些话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她既要押宝，又不想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了这个政治赌徒的丑恶灵魂。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更为急切地感到“国命安危，在此一举”。当时他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处境，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叉说，"‘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光绪帝还进而指出，“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手前敌，其能久恃乎?是以不教民战，直是弃之。”很清楚，光绪帝的如是之说，是直接针对西太后和载漪等人而来的。
可是，老奸巨猾的西太后，没有从正面给予反驳，想通过对光绪帝将军的办法来套他的口气，故问日：“为今之计将安出?”这时，光绪帝也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他的见解：“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断未有以一国，能敌七八国者。为今之计，惟有停战议和为上策，其次则迁都。”
正当光绪帝说到迁都之时，一个紧紧追随西太后的贝勒立即跳出来，当面歪曲光绪帝准备抗战的原意，指责这是畏敌潜逃。对此光绪帝也没有让步，他据理反驳说，“朕岂惜一身，然如太后及宗庙何?且古未有京城糜烂如此，尚能布置一切者。”在遭到光绪帝的有力批驳后，这个无言以对的贝勒遂“拂衣径出”。
因为在这次御前会议中仍存有尖锐的分歧，特别西太后尚未得到可在日后为逃脱罪责的借口。因此，西太后虽亮出底牌，却仍没有公开作出决定。
由于在第二次御前会上，对垒的双方仍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因此，西太后没敢立即作出最后的决断。但是对她来说，既然主意下定，就要顽固地走下去了。
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举行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开始，西太后以及载漪等人就专横地控制了场面。载漪提出围攻“使馆”,西太后当即“许之”;总理衙门大臣联元说出点不同意见，他们就予以顶回。
在这时，权臣荣禄，实际也是从维护西太后的统治地位着想，怕她仓促蛮干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也不同意对外宣战，主张保护外国使馆。看来，西太后对其心腹的劝告也置之不顾了。
于是，她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又问光绪帝：“圣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圣(光绪皇帝)颜悲戚，默然颇久，似乎欲言而不敢言，后云以应请太后允从荣禄所请，使馆不可攻，洋人亦应送津，惟是否有当，出于太后圣裁，非朕所敢做主者也。”
既然事态如此，光绪帝只得借荣禄之见再重新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了。其所谓由“太后圣裁，非朕所敢作主”云云，无非是不让西太后抓住以后出乱子时再嫁祸于自己的借口。看来，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其时，后党官僚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也忧虑“何以善其后”,请求“三思”;可是西太后依然大为反感，竟以“手击案骂之”。就这样，西太后等人的阴谋决策便强行通过。
鉴于这种情形，光绪帝无可奈何地拉住许景澄的手沉重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苍生耳”;他要求许景澄再出面“设法救之”。
但是，当这一情景被西太后发现后，她竟厉声强令光绪帝“放手，毋误事”。直到此时，这个清廷主宰者凶相毕露。看来，她要决心下赌注了。
在此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紧要时刻，光绪帝未计前嫌，散会时他对荣禄言：“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不宜浪开衅”。光绪帝又企图通过荣禄来劝说皇太后，不要对外宣战。
在连续召开御前会议之后，西太后又观察了一下内外的动向，并经其单独召集会议进一步策划，遂在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便正式颁布了对列强同时宣战的上谕。在谕中表示，要与列强各国“一决雌雄”,改称“团匪”为“义民”,命各省督抚将其“招集成团，藉御外侮”。至此，一贯无视国家与民族利益和极端仇视人民反抗斗争的西太后，曾几何时，现在她竟然要“联团抗洋”、向列强各国宣战了。
西太后为何如此一反常态，决意与列强抗衡?实际上，这正是体现了她以私欲为核心而阴险、狡诈的特性。
在五月上旬(6月中旬)之前，西太后对来自列强及义和团两大不同的压力，在权衡对策时尚处于犹豫不定的状态中。对于列强，她既有在废立皇帝问题上的积怨，后来又因外使逼迫镇压义和团过急而加重了反感。
但对帝国主义各国，西太后还的确不敢轻易“翻脸”。高举“灭洋”旗帜的义和团民，仅在京师一带即已“处处皆是”。从而使西太后越发感到，如果对其大力“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他们自己也有迅速灭亡的危险。加上去涿州“宣抚”团民的赵舒翘等于五月二日(6月9日)返京后的蓄意回奏，更加重了西太后要借义和团之手打击列强的意向。
其实，这就是她举行御前会议的基本心态。但是西太后又明知，她要下的是一步险棋。而且，西太后从来均把自己的罪责借口转嫁在别人身上，因此，在她看来，能于事后做其替罪羊的人，还只能是挂名皇上光绪帝。
显而易见西太后举行的御前会议，所以又把光绪帝召来，同样又是企图让其上钩的一大阴谋。实际上，这也是她召开御前会议的另一个不可告人的主要目的。
光绪帝自从他参与清廷政事后，在其所经历的中外战争中，出于反抗侵略维护朝廷，向来都站在清廷统治集团主战的一边。到此，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锤炼过的光绪帝，确又展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当时，光绪帝察觉到了西太后召开御前会议的用心。但在事关国家大局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处境与安危，仍利用得到的这点有限发言权“侃侃而谈”,尽力表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当然，在对于义和团的问题上，光绪帝是站在了它的对立面，且对其怀有明显的偏见。显而易见，他虽然遭到皇太后的打击又处于被禁的地位，但还毕竟占着皇帝的位置。因此，光绪帝没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帝力量，对之持以蔑视的态度，在敌视人民斗争这一基点上，他与西太后并无本质的区别。
光绪帝之见，是基于认识到列强在“合而谋我”这一总的前提下，依据“中国积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并鉴于甲午中日战争“创巨痛深”的教训，认为“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反对同时与八国开战，主张只有议和。
固然在八国侵略军已气势汹汹扑向中国的情况下，即使与敌议和，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然而，这却能使中国取得一定的主动地位。
于是光绪帝强调，以团民“徒手前敌”根本抵挡不住列强侵略军。光绪帝虽然说了些蔑视团民的话，但又讲出了一个实情。义和团反侵略的正义性及其英勇之气、爱国之情和它对敌所起到的巨大威慑作用，都是抹杀不了的。
不过，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种种严重弱点，加上他们还是孤军奋战，所以义和团的斗争，是不能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随之光绪帝又说，“奈何以民命为儿戏”!甚至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未经“训练”的徒手团民推到“枪林弹雨”的战场“直是弃之”,如此等等。可以认为，这是光绪帝在愤怒尖锐地揭露与痛斥西太后一伙的险恶用心。
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光绪帝的“侃侃而谈”,其实是从力图维护朝廷与“民命”的大局出发的。他与西太后及载漪等人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他们主战、主和分歧的焦点。但是，由外交使团伪照激起的“火气”,西太后又终究抑制不住。于是，她就在载漪等野心家的大肆煽动下，不顾一切地横下一条心，与洋人宣战。
西太后一伙，无视内外大势；不做认真的抗战部署，不计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严重后果，孤注一掷，向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战。因此，这纯粹是西太后“以快其私愤”的巨大冒险之举。
同时西太后还有以此转移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进而暗算义和团的恶毒用心。实际上，西太后的对外宣战，确是她以广大团民和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赌注的一场政治大赌博。在八国联军祸乱中华之后的多年里，许多人都把西太后斥之为国内的“庚子祸首”,显然是不无道理的。
在近代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由于内外形势复杂，各种因素多有变化。所以的确不能简单地以主战、主和来判断爱国或卖国。
由于西太后等的“宣战”阴谋越发明显，因此当光绪帝得知这个所谓的“宣战”上谕即将颁布时，他又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说道：“可惜十八省数万万生灵，将遭涂炭”。在国家与民族又将蒙受深重灾难之际，已身陷囹圄的光绪帝，仍在心系祖国与民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