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惊涛骇浪难扬帆 逆流汹涌

西太后依靠手中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行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天下，从此由她亲自，又恶狠狠下令向维新人士“开刀”,以此表明她发动的戊戌政变大功告成。

在清廷宣布西太后“训政”的次日(9月22日),步军统领衙门奉命派出的大批武装“官弁”,在紫禁城、西苑与颐和园等处加强了防范，并对维新人士大肆搜捕。

这时的清廷，掀掉了全部期文的面纱，采用高压政策，对维新人士和支持及参与过变法的官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并大搞“连坐”,致使一些关心国家兴衰的人惊恐万分，坐卧不宁。与此同时，又开始向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新政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这期间，已经被迫先后出逃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被列为“首犯”到处查拿。其他维新之士和一些曾支持或与变法有过某种联系的各级官员，除康广仁已下令被捉拿、宋伯鲁被革职之外，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徐致靖、李端菜及陈宝箴、张荫桓、王锡藩、张元济等一大批人，亦先后被逮捕、被革职、被流放、被查抄。

甚至，早在变法之前已被革职逐出北京的原帝党官员文廷式，也被清廷命刘坤一等将其逮捕并常至北京，还要大加其罪。

从而，整个京师顿时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从政变之后，西太后凶残暴虐行径，已在广大官民之中“议论纷腾”,使“民情，颇觉惶惑”。因此，西太后在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和爱国官员的过程中，又以光绪帝颁谕自省的方式，企图缓解日益浮动的“民气”,以求稳住政变后的局面；又以光绪帝的名义废除新政的一些主要改革措施。在其中特别强调，已被光绪帝裁并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时务官报立即停办；严禁士民上书等。

原来，在科举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曾是光绪帝力排干扰在文教战线上取得的一大改革业绩。可能与此有关，随后西太后便直降懿旨宣布，“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即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恢复八股试士。

至此，光绪帝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所进行的重要改革，差不多全被取缔了。

特别是光绪帝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推行的开放性政策被废除，继而把封建统治的链条又重新拉紧，使人们刚刚获得的一点对国事的发言权也被取消了。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太后也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按照老一套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了，其所谓通商、惠工、重农、育才及修武备之类仍可继续进行，就是企图使光绪帝推行的变法维新再退回到不触动其统治基础的洋务运动的老路上去。

从中进一步表明，变法维新与洋务运动本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便倒在血泊中，为振兴中国而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西太后原拟通过当年秋天津“阅操”要达到的阴谋企图到此已基本实现，所以在杀害“六君子”之后的次日(9月29日),西太后便授命宣布撤销天津“阅操”的安排。

同时又降谕宣称，在政变中立下“功劳”的聂士成之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及董福祥的甘军各予赏银“以示体恤”。就在猖狂捕杀维新人士和对变法大翻其案之时，西太后又调整了她的班底。

从而，在发动政变中立了“功”的顽固官僚获得升迁，也使那些因抗拒变法而丢了官的顽臣又重新戴上项戴花翎。

原在政变后的八月十日(9月25日),西太后就把荣禄召进京师，授予军机大臣主管兵部事务并仍统辖北洋三军。在屠杀“戊戌六君子”的当天，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被光绪帝革职的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使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另又整顿礼部，任启秀为该部尚书。

启秀，满洲正白旗人，同治时进士，历任工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其为官“不学”,思想守旧，被顽固派大官僚“徐桐所赏”。

在变法末期，由于他也参与了策划政变阴谋。因而得到西太后的赏识，不久又使其进入军机处。经此调整，一些惟西太后是从的顽固守旧官僚重新得势。与这些昏庸腐败之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国者被屠杀、被通缉；光绪帝也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阶下囚。

在这令人毛骨惊然、血雨腥风的时日里，西太后已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视为与其不同戴天的死敌，大兴冤狱。与此同时，光绪帝亦成了弥天的“罪人”,西太后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事实上，从政变的当天开始，西太后就为迫害光绪帝在紧锣密鼓地罗织罪名，随之连续对他进行围攻和训斥(实为审讯)。

当时西太后把奕助等一大群顽臣召集于便殿，令光绪帝跪于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特设了这么个杀气腾腾的场面。

西太后即对光绪帝声嘶力竭地咆哮：“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

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太后所以对光绪帝恨之入骨的症结。

继而西太后便面向顽臣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以为我真不管，听他(指光绪帝)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今春奕助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

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

随之，西太后暴跳如雷地训斥光绪帝：“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从而，西太后便把“离经叛道”、“变乱祖法”等滔天罪名都加在了光绪帝的头上。

并且她又以倒打一耙的伎俩，把光绪帝指认为“亡国败家”的祸首，真是颠倒黑白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在西太后发狂之时，也暴露了她原来许诺光绪帝变法的虚伪。

在当时，光绪帝已被置于“被告”的位置上，权力完全控制在西太后的手中了。虽然如此，光绪帝也没有向西太后及其帮凶们完全屈服。

其时，光绪帝面对张牙舞爪的群顽仍以委婉的口气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不言而喻，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对西太后的诬蔑之词的一种反驳；谁在祸国，事实俱在。然而新、旧势力斗争的结局既已分晓，光绪帝也只是有口难分辩，无可奈何了!

其后，在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之后的八月十四日(9月29日),西太后为配合捉拿康有为、梁启超进一步消除变法影响，又利用光绪帝的名义来攻击康、梁诬蔑变法维新。

因此，在她的授意下炮制了一个所谓的“朱笔谕”。其中云，原来“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名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孥，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孥惩办。”

于是，在第二次训斥光绪帝时，西太后就命廖寿恒将此谕旨“呈与皇上，皇上转呈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臣，踌躇久之，始发下”。

此时此刻，这件事对光绪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难题。当时的光绪帝既已被剥夺了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无力阻挡西太后的倒行逆施。

因此，光绪帝目视顽臣的“踌躇”,只能理解是对西太后等人所表露的一种沉默的义愤。

西太后也加紧镇压维新人士和毁弃变法成果，一边又对光绪帝的迫害步步升级。

到八月中(9月末),她又把群臣召集于便殿，对光绪帝进行第三次审讯。

在这时，西太后将在光绪帝的寝宫、书房和康有为的原住所搜来的奏

文稿等拿出来，“逐条”地逼迫光绪帝认“罪”。于是她又以光绪帝“不敢认”,仍把他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并下令在平时撤除瀛台与岸上连接的唯一通道板桥，命李莲英选派亲信太监轮番监管，光绪帝的处境越发恶化了。

从此以后，光绪帝不仅被剥夺了执政权，亦失去了行动自由，而且还不时地经受西太后的无端训斥。他陷入了与世隔绝的悲惨境地。实际上，至此光绪帝确已变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

此时的西太后，想方设法切断光绪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她不择手段。在政变后的几天之内，她就把过去曾侍奉光绪帝的太监“或处死，或发往军台，无一存者”。

在此之间，西太后对光绪帝挚爱的珍妃也不肯放过。对她施以刑杖，撤去簪环，将其囚于偏僻的钟粹宫后北三所，并给她立下一条规矩，再“不许进见”皇上。

另外，又进而以“串通是非，不安本分”等罪名，对原侍奉珍妃的六名太监，也就给予了“板责”、“枷号”等处分。而且西太后还责令所有太监，今后不准为珍妃传递事件，如有违者，“查出即行正法，决不姑容”。

就此，珍妃也如同一个犯人，另由西太后派出的宫女进行监管。其被囚处，“门自外锁，饭食自槛下送进”,并且每天还得忍气吞声地跪着听从来人的“数罪”,备受欺辱。

由于平时珍妃很为光绪帝喜爱，而且他们彼此在思想志趣等方面亦有相近之处，特别是光绪帝在朝中的境况，又与她息息相关，因此，“德宗之变法，妃(即珍妃)实有以赞助之”。珍妃的思想性格比较开朗，她支持光绪帝变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这种支持，也无非是出自在感情上的共鸣，或尽点为妻的情分罢了。显然，那些无辜的太监和珍妃都受到株连，也是西太后迫害光绪帝的组成部分。

光绪帝身陷囹圄惨不堪言，过着孤独寂寞郁闷的日子，他的亲人珍妃也“窘苦备至”,受尽折磨。就这样，光绪帝在政治上的理想、作为受到横暴的摧残，在人身和生活方面也备受欺凌；即使夫妻之间亦是“积不相能”。

在这种情况下，在表面上，光绪帝虽已被慑于西太后的**威之下了，但对出卖变法维新者，实际上，光绪帝却始终怀恨在心。

后来，在个别太监出自同情感的帮助下，光绪帝曾不只一次地在月夜中偷偷地来到囚禁珍妃的地方。但是，他们隔着被紧紧锁着的门窗，也只能互相抒发些各自徒然的悲愤情怀罢了，真可谓“咫尺天涯”、欣酸交加，令人倍感凄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