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教训

甲午中日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经康有为思想和主张的影响，光绪帝的思想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化。

从光绪帝的思想和政治态度的演变趋向及其行动轨迹来看，他确实顺应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落后地位的时代要求，把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组织和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付诸实践。并通过他，在近代中国史上绘制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近代化图案。

在尖锐、激烈的革新与反革新的斗争过程中，光绪帝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坚定地站在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一边，并始终沿着维新派的指向和时代的脉搏不断地向前迈进。

可以说，在光绪帝身上体现了一个力图进取、时时向前变化中的人物形象。他在清廷政坛上的主要活动，是与戊戌维新密切相关的。所以，光绪帝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这场变法改革的实际推行者和“百日维新”的公开领导者。

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没有光绪皇帝，也就无从谈起“戊戌变法”。

以“百日维新”为**的戊戌变法运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阶段中占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与光绪帝在其中的重要作为分不开的，光绪帝变法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深远意义。

光绪帝在变法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感情”、“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改革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定性，固然有各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对祖国的“向心力”。

维新派，当然不是以其成员的个人出身划定的。如果说，它是在甲午中日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仿照资本主义国家来改造中国进而挽救民族危机为奋斗目标的一个“代表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利益”的松散政治派别，那么，对于实际推行和公开领导这一改革的光绪帝，说他是一个维新皇帝也未尝不可。后人评价光绪帝，“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这是很有见地的。

光绪皇帝起来变法改革的十九世纪末叶，世界上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

就当时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已被深深地卷入资本、帝国主义的漩涡，半殖民地地位越发深化，而且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不仅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而且阶级关系也进一步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已不是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了。

但从总的形势来说，中外比较，先进与落后、国力的强弱却越发突出了。对比的悬殊和时代的变异，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不会继续固定在旧有的模式里。

当光绪帝宣布推行变法新政以后，继维新派的宣传，御史宋伯鲁上奏指出，在当时要变法自强，必须“晓然于天道之变，古今之殊”,他认为“中国之在大地为数十国中之一国，非复汉、唐、宋、明大一统之时，其为治，当用诸国共立流通比较之法，不能用分毫一统闭关卧治之旧”。

一个清政府的官员也认识到，必须证实时代的变化和适应现实的潮流。

绪帝在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里即明确地指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也肯定必须因时而变。

所以他在变法改革中把模仿外国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强调，维新改革“勿蹈宋明积习”,显然这些都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冲动和好奇，而是体现了时代的制约。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帝要通过变法革新把中国引向“富国强兵”的道路，而历史上那些封建“明君”所走过的旧辙又不能重蹈，只有从强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寻求模式，并且他在这方面已经走出了可观的一程。

所以，光绪帝与资产阶级维新派走到一起，又是时代所促成的。

但是，光绪皇帝终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痛恨那些“老谬昏庸”的守旧顽臣，坚持走革新道路；可他又始终没有与西太后彻底决裂的勇气。

直到变法末期，光绪帝已清楚地意识到西太后等即将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在极力寻求既坚持改革又“不致有拂圣意”的所谓“良策”。在顽固势力的进攻下，光绪帝也加大了他的反作用力，采取了一些较为坚决的反击措施，特别是大力鼓励天下“臣民”广泛上书言事，进一步推行开放性政策，充分地体现了他所具有的开明性；光绪帝没有进而认识到依靠广大人民斗争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光绪帝也与资产阶级维新派有着相似之处。仅此足以说明，光绪皇帝的根本的阶级立足点尚未到发生质的变化的程度。

同样，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中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实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三十年后，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的中国的戊戌维新却失败了，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近代化道路的机会，确实发人深省。

中国和日本这两次相类似的维新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结果，除了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外背景等原因之外，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中国的封建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比日本长一倍还多，而且基本上是长期处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状态中，皇权“至高无上”。

由此。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为其服务的封建思想都发展得极为牢固。固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创造出大量著称于世的古代文明；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和千百年来小经济的局限，使得保守的惰性相沿成习”,这也是十分突出的。

甲午中日战之后，在中国的朝野内外，涌现了一批要求仿照外国来革新祖国的人，这是有目共睹历史事实。但是，在守旧“惰性”的集中体现者和“皇权”的实际代表者西太后及以她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借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压制下，使这支革新力量始终没有成长起来，并在最后被无情地扼杀了了。

对此，一些热衷于变法维新的人，后来出自亲身的感受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中华守旧者阻力过大，积成痿痹，商之不理，蝣之不动”,为此而抱以终天之恨。

所以，仅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弱来说明戊戌维新的失败是片面的。

使光绪皇帝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曲折和造成可悲的结局，与这场维新夭折一样，除了说明他和维新派自身具有种种弱点及局限之外，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一场历史的悲剧。

通过维新运动的兴衰，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近代中国，守旧势力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如若进行任何改革，其道路都会遍布荆棘的。但它留给后世的深刻教训，也是极其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