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夭折
西太后作为封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表面上允许光绪帝变法改革从来就“非其诚意”,她在起初给光绪帝变法定下以不违背所谓的“祖制”为限，便设下了一个陷阱。
在西太后的心目中，封建专制体统那是完美无缺的，绝不允许更改，至于其权势地位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在光绪帝推行变法新政期间，西太后除了利用其心腹出面加以阻挡之外，又时时注视着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她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借口“收拾局面”再来重新公开操政。
直九月上旬(7月中、下旬)以来，西太后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八月末，在光绪帝裁撤一些衙门和冗员的时候，就使“朝野震骇”,那些丢了它的“失职”者无不惊惶失措。
九月，当光绪帝进而罢掉礼部六堂官，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西太后的班底，并又任用维新人士，极力鼓励天下臣民上书言事，迈开“大行改革”的步伐时，更使“守旧大臣，人人危惧”,当然西太后也就坐不住了，感到她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似乎光绪帝的行动已经越轨。
当怀塔布被革职后，他就通过其妻以待奉西太后在颐和园“宴游”的便利条件，向西太后“哭诉”光绪帝的所谓“尽除满人”等“罪状”,对光绪帝和变法新政加以恶毒的诋毁。她的这种鼓噪，显然是投合了西太后的心理，从而西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了怀塔布“详询本末”,进一步掌握了事态的详情。随后，怀塔布便与内务府大臣立山及御史杨崇伊等人勾结在一起，频繁地到天津与手握兵权的西太后心腹荣禄进行“密谋”,加紧了“谋变”活动。
光绪帝打击顽臣，聚结力量的行动，触到了西太后的要害，当然在她眼里这些举动也都成了“乱家法”的叛逆行为。她在怀塔布等人被革职和任用四卿之后，于颐和园警告光绪帝不要“以远间亲、新间旧”云云，实际是向他发出的一种信号，表明她的忍耐已到限度。要最后下手来“收拾局面”了。
经过几天紧张地串通和密谋，到九月十三日(7月28日)前后，西太后一伙已进入发动政变的准备阶段，荣禄在秘密中调聂士成的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城西南的长辛店，便是加紧政变前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他们又大肆渲染让光绪帝到天津“阅兵”的气氛。于是，形势急剧紧张，预示着西太后要采取行动了。
在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要大动干戈的情况下，维新派人士也开始筹划对策了。康有为认识到，如果光绪帝不操兵权“恐不及事”,因此他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建议，应“亲摄胄而统之”,并为光绪帝筹划了“抚将帅”,抓兵事等具体办法。
在这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康有为等人原想拉甘军首领董福祥，后又根据一些表面的现象认为，农当时“拥兵积，可救上者”只有在天津小站统率新建军的袁世凯。
因而，康有为先由徐致靖呈折“请召见(袁世凯)加它优奖之”;后又经谭嗣同以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
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拉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以兵卫”光绪帝，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九月十三日(7月28日),光绪帝准备开懋勤殿以便大举新政，他尚未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当天的晚些时候，光绪帝得到一些新的情况，于是他拟就了给康有为和杨锐的两份密谕(但未及时送出)。
第二天，光绪帝到顾和园向西太后“问安”时，原准备利用这一机会请示开懋勤殿事宜，但在他与西太后的对话中，发现“太后神色迥异寻常，自知有变”,光绪帝对开懋勤殿的事没敢谈吐，就急忙准备采取应急对策了。
在此后的几天里，新、旧势力便在半公开半隐秘的状态中展开了最后的激烈较量，当然较量的结果直接关系着这场变法维新的命运。
光绪皇帝于九月十四日(7月29日)在颐和园发现西太后的异常动向时，心情极为焦灼，他当即召见了扬锐，匆忙地将于前一日准备好给康有为和给杨锐的两份密诏命其带出。接着，便于次日返回清宫。
光绪帝在这两份密谕里均倾吐了满腔的爱国热忱，表露了他与西太后在政见上的主要分歧，也道出了他的苦衷和焦急心情，但从语气和提出的要求来看，两者却截然不同。
给康有为的密谕说得急切，主要是命康有为待“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号。
在给杨锐的密诏里，口气就较为缓和了，大部分内容具有解释的意味，发出的要求也只是让杨锐等人“筹商”既坚持缓和的变法又不违背西太后意图的良策，没有提出求救的要求。
而且光绪帝又指出，杨锐等筹议的对策仍按通常的办法由军机大臣代递封奏，从机密性来说，两者也显然有异。所以出现这种区别，可能与当时杨锐的表现已引起光绪帝的疑虑有关。
据说，在光绪帝召见杨锐，向他述说情由时，杨锐竟推脱说，“此陛下家事，当谋之宗室贵近，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流露出畏惧的神情。
于是光绪帝以斥责的口吻对之日，“尔胡然”,遂拿出手谕命其出。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杨锐带出密诏后，因为“震恐，不知所为”,迟疑了二天多才转给康有为。
当时事态十分紧急，陷于束手无策之境的光绪皇帝，又采纳了康有为、谭嗣同原先的建议，在召见杨锐送密谕之后，又于当日传旨命袁世凯进京准备召见。
袁世凯是一个靠投机钻营发迹的人，甲午中日战争后，受命在天津小站仿照外国编练新军，到戊戌变法时，他编练的新军已拥有相当实力。
这时的袁世凯，仍观风转舵、两面三刀，大搞投机活动。在康有为、梁启超成立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的时候，他见克朝士大夫等陆续入会，自己也想趁机捞取政治资本，遂寄给强学会五千金以示“赞助”。在变法新政推行以后，当他摸到西太后等权贵对变法怀有敌意时，他又“日短帝于太后之前”,向西太后献谀。时到此刻，在他接到光绪帝的旨令后，同样怀着不可告人的企图马上在当日(9月14日)来到北京(住在法华寺),准备接受召见。
九月十六日(8月初1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的毓兰堂接见了袁世凯。在接见中，光绪帝只对他作了一些试探性的询问，没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袁世凯却趁机奏云：“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返回天津)。”
光绪帝与天津“阅兵”和对荣禄的态度，袁世凯不能一无所知，他说这些话，既有向光绪帝透露顽固派的动向以便从中讨好的意思；也有要以此来激发光绪帝的用心。这时的光绪帝认为不便表露自己的意图，只想，因此在接见后，光绪皇帝就颁谕宣布，以“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的名义，授予侍郎候补衔，命其“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
实际上，光绪帝这是按照康有为等的建议。采取的一种饥不择食的办法，企图把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拉到自己一边来。袁世凯很快就洞察了光绪帝的用意，在他被召见和受到封赏之后，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意识到可能要承担风险。于是袁世凯马上走访了后党的核心人物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想和这些权贵们拉关系。对于袁世凯的这些的活动，光绪帝并不了解，于次日(9月17日),再次以“谢恩”的方式召见了他。
在第二次召见时，光绪帝就进一步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言下之意，就是让袁世凯在今后可以不受荣禄的节制，自行其是了，从而光绪帝点出了召见、重用袁世凯的意图。
袁世凯心领神会，他既不愿为走投无路的光绪帝铤而走险；更不会为变法新政而卖力。所以袁世凯在向光绪帝“谢恩”之后，又一头扎进了西太后的砥柱之一、庆亲王奕助的官邸。当时恰值天空浓云密布大雨倾盆。正好衬托了他们的阴暗密谋。
光绪帝对袁世凯寄予，可是直到这时他连一点明确的、口头上的支持表示也未得到，他似乎有点不托底了。相形之下，西太后一伙策划“变政”的活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连日来在天津荣禄的督署府和在北京颐和园门前，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有些顽固派官员又联名上疏，要求光绪帝出面“请太后训政”。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遂“知事局已败”,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了。于是，光绪帝在第二次召见袁世凯的当天(9月17日),一方面，他以公开颁谕的方式说：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
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另一方面，光绪帝又召见了林旭，命其将一份亲笔密谕传给康有为，谕云：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廷。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放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一个明诏、一个密谕，说的本是一事。但前者是一派官样文章，看来也是说给他人听的；后者可谓语重心长，既对康有为个人表露了深切的关怀，又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如对任命康有为督办官报一事，在明诏中说的是理应如此，但在密谕里却谈“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表露的心情截然不同。
种种情况表明，在密谕里说的确是光绪帝的心里话。光绪皇帝为了使康有为迅速地离开北京，所以既送给密谕又发出这样的明诏，其用意显然是给康有为的离京造成正常赴任的样子，避免引起顽固派的怀疑，有利于他的行动。
至于说光绪帝为什么让康有为迅速离京?康有为在逃亡的过程中对外国记者谈话时说，这是“皇上命我到外洋去为他设法求援”。
当时的光绪帝对外国抱有某种幻想，康有为的这种说法或许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从康有为这一谈话的特殊背景和具体环境来看，其中加入了他个人的理解和出于某种需要是不应忽视的。
再说，光绪帝在此前给他的密谕，其目的是鉴于“朕位几不保”,命康有为“设法相救”;但这一个密谕，却是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
可以看出，这前后两个密谕，实际是反映了程度不同的严重事态和光绪帝的思想变化。光绪帝亲自写第二道密谕时的思想状况，是在看到这次变法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已把视野向前延伸，将主要着眼点放在未来上面了，希望以后有朝一日再重建维新“大业”。这一份密谕，不完全是消极思想的产物。
应当说光绪帝命康有为尽快离开危险的北京，其首要的用意是为了保存维新派的实力，以备让他在“将来更效驰驱”。在这里，既集中地体现了光绪皇帝的政治抱负。也反映了他与康有为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础。
林旭在得到光绪帝的这个亲笔密谕之后，马上来到康有为的住处，但因康有为外出，所以没有及时送到。
直到西太后发动政变后的几天里，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致其本国外相的电报中还说，"皇帝陛下(即光绪帝)及康派之意图虽尚不清，但无疑将对满洲派不利。”他仍然认为，中国围绕变法维新所展开的拼死搏斗只是清朝内部派别的冲突。
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皆不愿目睹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出现在它们的面前，为维护侵略权益，对中国政局的任何变化都十分敏感。
在变法运动初始之时，英、美在华的侵略分子李提摩太等人，就想方设法地想打进中国的变法中来以便加以操纵。
由于他们的伪装得很好，曾使一心要学习外国的康有为和要奋起图强的翁同和以及光绪帝都对他们产生过幻想。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地要把中国纳入它的势力圈里，对中国怀有突出的“兴趣”。在变法运动进入**时，日本政府不仅利用其驻华公使馆密切监视中国的变法动向，还派出特务到中国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变法维新的末期，下野不久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所谓“私人游历”的身份，打着“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的幌子来到中国，九月十一日(7月26日)到天津，九月十四日(7月29日)进入北京，当时正是新、旧力量进行最后决斗的紧张时刻。
伊藤博文参与过日本明治维新，到中国后，以“维新名臣”自居，到处对维新改革发表评论，还表示，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甚为欣幸”,把自己装扮成“支持”和“同情”中国变法改革的模样。
历史的复杂性就是这样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伊藤博文本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祸首，但到这时，在力图仿照外国革新祖国的一些中国人面前，他竟然又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人物。
自从他进入中国以来，有些清政府的官员即纷纷“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忾廪”。
伊藤博文至北京的当天，宗人府主事陈懋鼎，又奏清光绪帝，“召见日本伊藤博文以显敬贤睦邻之实意”。还有人还在奏折中提出，“我即效彼图自强，不妨消释前嫌，共保同种。”这种情形体现了当时一些中国人希望学习外国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他们在认识上的历史局限。
当时，处于山穷水尽状态中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这个突然到来的“不速之客”伊藤博文身上看来也产生了一线希望。在伊藤
博文到北京后的第三天，康有为到日本公使馆访见，请他劝说西太后“回心转意”,想凭借伊藤博文来帮助挽救变法危局。随后，于次日(9月17日)夜，张荫桓通过在其宅邸宴请伊藤博文，又定于九月二十日(8月初5日)“入觐”光绪帝。显然，张荫桓出面与伊藤博文作出这一决定，是由光绪帝授命的。
几天来，新、旧势力双方，一方为了挽救变法事业；一方决心要绞杀维新，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紧张活动。
九月十八日(8月初3日),光绪帝先后通过杨锐和林旭带出的密谕，康有为同时看到后悲痛不已。他在立即拟折表示“誓死救星上”和告知光绪帝他将于近日“起程出京”交林旭代递之余，又将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招来“经画救上之策”。
这些缺乏支持力量的维新之士，面对此严重的事态都“哭不成声”,当即陷入了手忙脚乱的地步。
在这时，早已看到“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星”的谭嗣同，态度坚毅，豪气凛然，在他的鼓动下进而议定了一个策动袁世凯“杀荣禄，除旧党”的对策。
荣禄，既是西太后的头号亲情，又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实力派顽固官僚，其他守旧大臣同样是变法维新的严重障碍。
正是这些人又成为西太后策划政变绞杀变法新政的主要依靠者，显然除掉他们，对扭转变法的危机局面和解救光绪帝皆会起到很大作用。但是维新派人士却把实现这一重大决定的希望完全押在了阴险的袁世凯身上，这又暴露了他们自身的虚弱性。
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议定的这一对策，只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动，就是持反对态度的王照，也拿不出转危之策。于是，他们为了营救光绪帝和挽救变法新政，谭嗣同带着大家的重托，于当日(9月18日)夜密访了袁世凯。
在他们的密谈中，谭嗣同用尽一切办法进行鼓动和说劝，袁世凯思是躲躲闪闪不作正面回答。
最后，谭嗣同在无奈之下，只要求袁世凯做到“诛荣某(荣禄)、围颐和园”两项。并说，“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要与他以死相对时，袁世凯才不得已应付道：“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否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晋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就这样，维新派人士经过苦心筹划而拿出来的这一最后“绝招”,也只是得到了这么个模棱两可的口头许诺。
当谭嗣同归来将情况告诉梁启超等人之后，他们也已意识到“袁不能举兵”。在这无情的事实面前，这些维新之士便完全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困境，康有为不得不准备尽快出京了。
当维新派为营救光绪帝和挽救变法新政趋向走投无路之时，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凭借着封建政权的力量，把绞杀变法改革的链条拉紧了。
九月十七日(8月初2日),荣禄在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军事部署之后，便“嗾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已“揣知太后意”的杨崇伊，为壮其声势又同后党骨干人物庆亲王奕助，将“请太后再临朝”的密疏“转达颐和园”。
在此之际，善于察言观色权宦李莲英，也出来，跪请西太后训政。
就这样，西太后的亲情、爪牙们，又在为她重新出来“训政”作舆论等方面的准备了。恰在这时，荣禄对光绪帝召见和封赏袁世凯又引起戒心。
因此。还不摸底细的荣禄为牵制袁世凯并为发动政变制造烟幕，于九月十八日(8月初3日),在继续放出各国兵舰开到大沽海口的紧张空气的同时，又通过电报和派出专人赴京敦促袁世凯迅速“回防”。袁世凯在当时因有自己的打算，故借口等待“请训奉旨”,未能及时回津。封建顽固派在加紧推进政变进程的紧急时刻，由于荣禄等做贼心虚，又围绕袁世凯加入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总的来说，到这时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准备已基本就绪，她可以随时动手了。
几天来，光绪帝或为掌握西太后的动向，到颐和园“问安”的次数也较前频繁了。在九月十八日光绪帝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之前，西太后已告诉他预定在九月二十一日(8月初6日)回宫，所以光绪帝国到清宫后便“代传懿旨”,准备到时迎接西太后。
可能就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之后，西太后得到了光绪帝在九月二十日(8月初5日)接见伊藤博文的消息，从而她大生其疑，认为光绪帝要“勾外国谋我”。
于是，西太后为了“明日监视皇上见伊藤”,以图抓住把柄当机立断，便提前于九月十九日(8月初4日)返回清宫。
据说，西太后回到清宫时，荣禄也“于同日化装潜回北京”。荣禄也在这时突然来京。显然不是与西太后还宫的巧合。伴随荣禄的到来，又是十营聂士成的武毅军开进京城。
西太后临时改变原定计划匆忙回到清宫意味着什么?看来光绪帝的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他也就在这时对枢臣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光绪帝说这一席话时的心境很明显，即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绝境；另一方面，又想尽一切可能争取变法新政能得以保存。
而且光绪帝为了保全变法新政，宁肯把个人的生死置于一边。可见，这与他给康有为的第二道密谕表露的心情是一致的。但是，他想“激发”那些顾臣出来维护变法新政，同样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西太后回到清宫以后，光绪帝的行动就置于西太后的监视之下了。不过，这时的光绪皇帝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并且维新变法也没有被公开取缔，在表面上还维持着常态，当时的形势可谓是血雨腥风来临之前夕。
处于这种状态，光绪帝预定接见伊藤博文和召见袁世凯的两项安排仍要按计划进行了。
九月二十日(8月初5日),光绪帝便按预先的安排于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原来，光绪皇帝准备在这次接见时与伊藤博文进行一次详谈，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拟给予较优厚的礼遇。但时到此刻，形势更加恶化，并于接见的时候西太后就坐在审后监听。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对光绪帝来说，这一接见也只能变成一种过场了。虽然如此，也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当时光绪帝的意向。
在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对话中，光绪帝说的大部分内容皆为寒暄之词。如说其要者只有两点；一是要求伊藤博文对中国的维新改革提出意见以备参考；二是表示希望发展中、日两国友谊。
从当时光绪帝的状况来看，一方面他已看到西太后等就要对这场维新改革下毒手了，个人以及维新人士都陷于险境；另一方面他对变法维新的志向并未动摇。
由此可以认为，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是基于对维新改革仍怀着坚定信念和对伊藤博文产生幻想的结果。
在对话当中，伊藤博文表示愿意协助变法和希望中国“富强”云云，只不过是要把中国纳入其所谓的“东亚安全”范围的政治圈套。
从中国方面来说，要学习外国，就必然要与外国打交道；但是不排除侵略，也就无从谈起中外友谊。
光绪帝希望发展中日“友谊”,显然是包括两层含意，一是想通过伊藤博文建立中日之间的联系；另是幻想从日本方面得到一些帮助。
不过，光绪帝想借助外力，却不仅是为个人寻求出路，更不是乞媚于外国，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当下的维新改革和准备将来重建维新“大业”。
在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光绪皇帝来说，对通过维新迅速强盛起来的日本产生一定的幻想是可以理解的。
当天(9月20日),又按预先的决定第三次召见了袁世凯。因为在这次召见时，新、旧势力的斗争已趋明朗，所以在已经看出政局趋向的袁世凯说了些离间光绪帝和维新派的话以后，光绪帝“无答谕”,只是授予袁世凯一道“于天津阅兵时，倘有他变，命以兵卫圣躬”的密谕，即令其退下。
在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和袁世凯之时，随着大批武毅军的到来，京城一下轰动了，政变的乌云已经覆盖了北京城。
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为了营救光绪帝，又走访了李提摩太，想通过他能得到英、美驻华使节的支援。然而在当时，这些侵略者均“各怀二心”,都已先后离开了北京，使康有为所作的最后努力又化为泡影。眼见大势已去，康有为就在这一天，怀着沉重的心情离京出走了。
时到此刻，阴险狡猾的袁世凯，看透了新旧势力斗争的结局，同时地摸到了维新派的底细，这在他看来似乎又到了“立功”的绝好时机。于是，袁世凯在这次被召见之后，便于当日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随后他就把在北京得到的“详细情形备述”给荣禄，荣禄又把光绪帝给袁世凯的密谕和谭嗣同要围颐和园等情况迅速地转告给西太后。
荣禄密告的情况，到这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西太后都已构不成威胁了，但这种情报，倒是西太后迫切需要的。西太后正是以此为口实，于九月二十一日(8月初6日)晨，趁光绪帝到中和殿阅家文的时候，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闯进殿中，声称“奉太后命”将光绪帝押解到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来，由此政变发生。
紧接着，西太后便按照预先的策谋，于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谕宣布，自“今日始”重新由西太后“训政”,从而结束了光绪帝的“亲政”时期。立即又颁发上谕，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并命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
实际上，这就等于宣布了变法维新为非法。到此，通过光绪皇帝报行的变法新政，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在处于步步深入的关键时刻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光绪皇帝为革新祖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也就因此而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