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推进
据梁启超说，此时光绪皇帝已“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大致在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之后，当光绪皇帝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问安”时，西太后面责光绪帝：
“九列重臣，非有大放，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似指康有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对此，光绪帝果断地回答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从光绪皇帝在这期间的言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确实被反对派势力逼迫得横下了一条心，为了不失去“祖宗之民”,维护“祖宗之地”,以免给“天下后世”留下笑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将变法新政推行下去。
而且光绪帝的这种信念，竟然达到敢于向历来望而生畏的“老佛爷”公开摊牌的地步。
九月五日(7月20日)的一天当中，光绪帝又采取了两项关系重大的措施。其一，任命署汉军部统裕禄、仓场侍郎李端菜署礼部尚书；内阁学上寿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署利部左持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使萨廉署利部右侍郎。其二，经分别召见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这两项措施既有联系，但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对清中央政府原有官署官员的更换；后者是光绪帝“以辅新政”而自行任用的官员。
更换官员，当然要按照清廷的惯例进行，而且尚书、侍郎通常属于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对于这些职官的任用权已被西太后重新揽去。很明显，光绪帝要能使他的这一任命得到西太后的批准，对在这些新任官员的搭配上自然要动些脑筋。在光绪帝任命的这七个礼部尚书、侍郎之中，李端菜、是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进士，累擢学政、御史、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后调任仓场侍郎。他长年担任乡试考官，累操“文柄”,“喜奖拔士”。
李端菜在广东担任主考官时，“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与梁启超在思想上互有影响，关系甚密。
在变法维新期间，他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的变法活动。尤其在兴学、译书、办报和派员到外国考察等方面多有建议，他是唯一的一个“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
徐致靖，是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进士，自此进入官场，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甲午中日战后，见“外侮日深，思变法图存”。在变法之初，徐致清是清廷官员之中推荐康有为的人之一。
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和议设制度局等重大改革的举动中，除致靖均站在维新派一边，成为改革的积极促进者。
在推行变法的风风雨雨的过程里，他一直与维新派为伍，使康有为倚为“知己，一日三往叩谢”,康有为的很多奏疏、建议是通过徐致靖过是给光绪帝的，并且他个人亦有建树。徐致靖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和维新派的可靠同盟者。
王锡蕃与徐致靖同样，皆是常为康有为代呈奏议，“频言新政”的人。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满族正白旗人。在变法期间，力主“舍旧图新”,建议“仿泰西设议院”,他是在满族高官当中唯一的一个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关系密切，积极支持变法维新者。
总之，以上四人，均可谓是维新官员。至于其他三人，都是守旧势力方面的人物。不过，寿耆与萨廉，既不属于西太后的嫡系，在维新变法时亦未见有多么露骨的抵制活动。
说起来，只是裕禄虽对变法维新还没有大露锋芒，但他却有点来头。裕禄，自同治本年和进入光绪年间以来，历任安徽巡抚及湖广、两江总督、盛京将军等要职。在其任总督期间，廷议修建卢汉铁路时，他“力陈不可”,思想十分守旧。
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因其辖地半失“数被议”,受到参劾。其时“德宗(光绪皇帝)将罢之，荣禄说于孝钦，强帝调之福州兼理关税”。
裕禄正是得到西太后以及荣禄的庇护终未丢掉乌纱帽，他可说是受到西太后宠信的一个顽固派官僚。光绪帝对这样一个原要对其罢职、后又得到西太后赏识的人，现在竟任其为礼部尚书，显然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并在这新任的七个礼部堂官当中，有四个(占多数)是始终站在维新派方面、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
就此安排，对于没有任用二品以上高官全权的光绪帝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果敢的举动。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光绪皇帝而言，在将礼部六个顽固派官僚革取之后，马上任用新人，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时的光绪帝不仅敢于罢掉阻挠变法新政的高级官员，即使是西太后的亲信，也勇于擢用他人。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极为必要的。
事实上，光绪帝采取的这种措施，也确实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
光绪皇帝为了建立“辅佐维新”的班子所选用的这四个人，当然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社会联系，但他们却有其明显的共性。
杨锐是四川绵竹人，自幼聪明无比，后在张之洞督学四川时“奇其才”,受“奖拔”,继续在其门下受业。此后多年，又随张之洞“任奏牍文字，佐幕府”。
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他从这时起即到北京做官。张之洞“爱其谨严”,所以直到在北京任职期间，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可是，当《马关条约》签订后，杨锐也“益慷慨谈时务”,并与康有为“过从极密”,在康有为、梁启超于北京创立强学会，大力宣传。组织变法维新的初期，他“起而和之，甚力”。
后来强学会被顽固派封禁，维新派人士将遭镇压，气氛愈显紧张的时候，杨锐又“奋然率诸人以抗争之”。后来康有为又到北京继续从事上书活动时，杨锐仍然“日与谋”,并且利用自己身为清廷官员的便利条件，又在给事中高燮曾面静“极称”康有为。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先生，君(杨锐)之力也”。
到一八九八年春，康有为在北京倡立保国会之际，他又率先署名加入该会为会员。
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家境“奇贫”。其人在家读书刻苦，学之有成。光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被授任刑部候补主事，仍“闭户读书”,是一个能文诗善书法、注重“实学”的“傅学”者。刘光第为人较为“廉洁”,不媚权势，除与其本省人扬锐相近而外不善交往。
在甲午中日战后，亦鉴于“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产生了“虚怀图治”的思想要求，后在康有为开保国会时，他也“翩然来为会员”。其人乃为文人官员，“性端重”,公开表露无多。
林旭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在四卿当中数其年轻。林旭也可谓才
华横溢，本省乡试第一名。林旭于一八九五年到北京应试时，正值《马关条约》签订，为挽救国家的危机，“发愤上书，请拒和议”。当他被任为内阁候补中书之后，继续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
康有为、梁启超创立强学会鼓动变法图强时，林旭亦“奔走其间”。以后便频繁接近康有为、梁启超，议论“国事”,对康有为“所论政教宗旨，大心折”,遂拜其为师。一八九八年春，他在北京首先倡立闽学会，与其他各省在京人士相继成立的学会密切配合，推动变法图强运动的发展。
在开保国会时，林旭又是“会中倡始董事”。正在这期间，到天津任直隶总督的荣禄，欲网罗林旭入其幕府。为此，他特地请命于康有为“问可就否”?康有为说，“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
于是，林旭便应聘入荣禄幕府，直到被光绪帝召见任用时止。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但在多灾多难的社会条件下，从少年时代起就胸怀“大志”。从而他与一般的求学者不同，“鄙科举”,注重经世致用，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思想要求进取。后便远离家乡，到新疆入巡抚刘锦棠幕，继而为“察视风土，物色豪杰”踏遍新疆、陕甘、东南沿海和大江南北、黄河之滨。
甲午中日战后，空前的国难，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进一步“提倡新学”,积极探索救国之道。当他得知康有为鼓动变法图强，他就历经周折亲到北京访求。但因是时康有为已经离京南下，经梁启超的介绍，他对康有为的思想主张“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
从此，谭嗣同放弃江苏候补知府奔而不做，集聚在康有为、梁启超高举的变法维新的旗帜下，踏上了革新祖国的征程。自光绪帝宣布推行变法新政以来，他们又支持巡抚陈宝箴大加兴举，使湖南成为在全国推行变法新政的最力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谭嗣同的名字也就和黄遵宪一样广泛传开，引起光绪帝的重视，一再旨个引进召见。后来黄遵宪受命出使日本，谭嗣同怀着对“国事大有可为”的热望，应诏入觐，被委以辅助新政。
杨锐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年即从张之洞门下就学，当然对杨锐的思想不无影响。或许与此有关，他在被光绪帝委任之后，一方面，当他获悉其兄死去的“凶耗”时，鉴于任事紧急不忍回归；另一方面，他又对谭嗣同等人存有某种异见、感到“积久恐渐不相能”。
刘光第，书生气十足，或许还有其他缘故，后来对变法的形势产生疑虑，他既感激“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又抱着“于政事，无新旧胗域”之分的折衷态度，并且他还时而思念“归田”,幻想躲避新旧势力的“互争”。杨锐、刘光第二人在辅理新政期间，思想并不稳定，然而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的光绪皇帝是难以觉察的。不过，刘光第在有的紧要时刻还确曾表现了一定的献身精神。谭嗣同、林旭，对于变法新政事业却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特别是谭嗣同，经过尖锐斗争的锤炼，竟成为一个激进的维新志士。后来在康有为的心目中重谭、林，而轻刘、杨，是不无其源的。但这四个人，在甲午中日战后国势临危的情况下，又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救亡思想，并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组织变法维新的过程中，都有大小不同的作为，除谭嗣同最突出之外，杨锐、林旭的表现亦为明显。
就此而言，他们既可称为“通达时务”,又与维新运动有缘，显然这是符合光绪帝的任人原则的。再者，谭嗣同一直活跃在变法维新的第一线，但是他在地方，虽曾遭到一些守旧人物的忌视，可是他却没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成为王朝上下所有敌对势力攻击的焦点。
其余三人，在光绪帝正式推行变法新政以来，均没有突出的维新活动了。这种情形，亦或成为光绪帝任用他们辅佐新政的原因之一。
因为光绪皇帝把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都作为自己的信臣选入中枢，所以他在颁谕宣布了任命之后，又向他们分别授予来笔谕，命其“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并又强调说，“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其用意显然是让他们放手经理变法新政。
梁启超说，此后“所有新政奏折，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这是对四卿的地位和作用的具体概括。
另外，原来“皇上欲大用康(有为)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致使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虽近在咫尺，但却犹如隔着万重山，彼此难以相通。而今，在光绪帝身边终于有了一个辅佐自己的班子，便于贯彻个人的意图了。
从翁同和被革职后，在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之间又重新搭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这就为光绪帝的变法继续沿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指引的方向前进提供了新的保证。
可见，光绪皇帝采取这一前所欲为而不敢为的重大举动，以公开颁谕的方式宣布任用“辅佐”自己推行新政的官员，既等于宣告他要冲破重重阻力“欲行大改革”;也表明，到这时他又敢于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选拔任用维新人才了。
在这期间，光绪皇帝是把回击顽固势力排除变法障碍和聚结力量推进改革结合起来进行的。就在他任命利部堂官和任用“辅佐”新政的四卿之后，又随之在九月七日(7日22日)降谕宣布，对在浑水摸鱼的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和昏庸腐败的宗室官僚敬信“均著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把他们一并赶出清廷中枢，又踢开了两块绊脚石。当然这也同样是打在反对派势力身上的两大闷棍。
同时，对来自守旧势力方面的反扑，他也采取了更加坚定的态度予以无情地回击。也就是在这一、二天之内，有些守旧官僚打着为筹集军饷的幌子，反复奏请继续实行“捐官”的弊政。对此，光绪帝毫无所动，最后愤怒地指出，“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勿多言!”坚决地给予驳回。在此斗争急剧紧张的时刻，光绪皇帝又一面回击守旧势力的挑战；一面保护维新派的核心力量。事实充分说明，光绪帝对推进变法、革新中国的毅力和斗争性有了明显的加强。
当光绪皇帝大煞了反对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和组建起辅佐新政的班子后，他便以一种新的态势来推进变法维新了。大致到九月中旬(7月下旬),光绪帝即从下列两大方面下手，力图把变法维新向纵深推进。
一方面，光绪帝紧紧抓住鼓励天下臣民上书言事的渠道，试图把这场维新改革引向社会，以摆脱权势者干扰。在这方面，继为勇于上书育事的王照伸张了正义之后，又在九月十二日(7月27日)的一天里，先后颁布了两个深有影响的上谕。
在上谕里，光绪皇帝在重申了通过鼓励天下臣民广泛上书言事来“革除壅蔽”的基础上，又特别指出，必须让“百姓咸喻朕心”,使变法维新做到“家喻户晓”,以期“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把实现变法的目标与取得社会上人们的支持联系起来了。
光绪帝不断完善这一重大决策，虽然是从“大小臣工，狃于积习，不能实力奉行”变法诏令出发的，但也表露出他对变法维新的坚定志向和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利用社会力量的必要性。这与历代“明君”仅在臣于当中的“举贤纳谏”,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专制乌云笼罩大地，社会上的人们对国家事务毫无发言权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帝为进一步冲破阻力，推进变法而大力提倡“广开言路”,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证措施，则更使“海内臣民，莫不欢欣兴起”,纷纷上书议论国家的振兴大计。
在九月上、中旬的几天之内，通过各衙门呈递的封奏，即有“一日多至数十件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各级官吏到各地读书的生员以及一些“士民”都踊跃上书，为变法献策或评议国家的兴衰得失，甚至一些所说的“野民”、“渔人”,也加入到上书言事的行列。
这些上书者，固然主要还是在政界和知识界，但也波及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因而“闸门”一经打开，必然会造成川决之势。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爱憎分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变法的期望和对破坏者的憎恶。
此外，有的人要求清政权“保护”本国的工商业；有的强烈主张改变由外人控制中国海关的制度，希望由“本国官员”管理关税以护“国体”;还有人要求仿照泰西“设立议院上下相通”,如此等等。就这样，在光绪帝大力倡导和强有力地推动下，使要求变法图强的声音迅速地冲破了由反对派设下的重重壁障而传向中国的四面八方，而且提出改革的方案也愈加丰富，在死气沉沉的清廷政坛出现了活跃的景象。从而，给这场变法改革带来了新的生机，为把它引向深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这种大好局面的出现，又引起了敌视革新的势力的恐惧。在这时，一些顽固派权臣，又抓住有的平民在上书中因不懂官场行文的规矩，称“皇上”不抬头等漏洞大作文章。他们煞有介事地叫嚷，这是“变乱祖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者”!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加罪于这些上书的人。
但是光绪皇帝对于这种上书的情形仅以“一笑置之”,并对这些顽臣说，“当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又压下了这股邪风。由此说明，光绪帝鼓励上书方事是认真的。
在这方面，他也与顽固派和洋务派官僚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比!光绪帝的政治思想又踏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另一方面，当光绪帝的目光在逐渐向下、向社会注视的同时，他又试图把刚刚出现的开放气流引向清政权本身。
实际上，这是对康有为在改革官制方面，为避免守旧官员的反对而提出只增新不裁旧和对擢用人员只委差事不加官的主张的发展。光绪皇帝增设的“散卿”、“散学士”,是运用了他的最大权限而设置的一种过渡性的官员。这种官员与四卿的明显区别，在于“散卿”,“散学士”的名额，可以无限扩大，并逐步作为正式官员安排到各衙门当中。这一措施，从现实来说，为更多的维新人士参与清廷政事又敞开了一扇大门；从未来而言，可以逐步改变旧臣一统天下的局面。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改革意义。
在九月上、中旬(7月下旬),光绪皇帝又在酝酿采取两项直接改革清政权的重大措施。
其一，就是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宣传、组织变法时，曾把“兴民权”、“设议院”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到光绪帝决定推行变法新政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等鉴于守旧势力顽而又强，变法改革步履维艰的现实，便放弃了这一主张。
但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中，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于八月十九日(7月初3日)上的奏折中，又提出请仿泰西设立议院的主张。随后镶白旗蒙古生员诚勤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阔普通武的具体建议是“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
可见阔普通武要求设立的这种议院，只不过是一种辅助皇帝的话询机构，它仅有议事的义务，但没有任何否决权，还起不到立法作用。
然而在封建专制时代，设立这么一种评议国事的常设机构，在清廷当中不免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这一建议的要点，又在于选用议员的条件上，阔普通武说：“惟议院之人实准其选，必须品端心正，博古通今，方能识大体，建高议。此泰西议员，必由学堂出身者，一取其学贯中西，一信其风有操守，亦防弊之深意也。”
按照这种条件，显然是为维新派、资产阶级人士和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人物进入清政权开辟了道路。所以这一改革主张，虽然在基本上还是停留于形式上的变革，但也涉及到改变清王朝统治体制的问题。
不言而喻，这种议院，在当时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气味的新事物，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兴民权”的低级形式。
正因如此，当这一改革主张由维新派提出之后，便遭到了一切维护封建专制体制的人的拼命反对。
对于设立议院，光绪皇帝无疑是有个认识过程的，也定然会有一个酝酿阶段。可能就在酝酿的过程中，光绪帝逐渐“决欲行之”。于是大学士孙家鼐出来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极力阻止。对此，光绪帝作了这样的回答：“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表示宁愿使大权旁落也要坚持这一改革。
到了九月中旬(7月下旬),当光绪帝在政治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他对设议院的态度也越发坚决。但在这时，康有为等鉴于“今守旧盈朝”,认为“万不可行，上然之”,乃作罢。
但是，光绪皇帝却未因此而放弃设议院的念头，他在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后仍然表承“待后数年乃行之”,表明光绪帝对设议院是坚定的。而这种坚定性显然是来自对变法维新的决心和对世界大势的认识。
其二是，议定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关于开懋勤殿的用意，除康有为说“以议制度”之外，梁启超又作了具体说明。他说：
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愈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另据王照记述，当开懋勤殿事宜议定之后，康有为前来见他时“面有喜色”,并向他透露，开懋勤殿初用的“顾问官”“业已商定”,其中，包括了康有为和梁启超。
懋勤殿，位于清宫内的乾清宫西廊，原是一所供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宫殿。到同治以后便已虚废。自从议设制度局流产、拟开议院作罢之后，经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策动，光绪帝决意要重开懋勤殿，这实际是想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以设“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领袖、骨干人物集聚起来，组成一个最高的筹划、指导变法维新的核心班子。
虽然从康有为等人和光绪帝来说，要开懋勤殿都想使之起到制度局的作用。但从其组成人员和赋予它的使命来看，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既与他们设计的“议院”不同，也较原议的制度局有所区别。
这个班子不仅包括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而且还具有了一定的独立议定权，显然这是为适应当时光绪帝要大举新政的需要而设计的。
同时，这次准备开懋勤殿的筹议，根本没有通过原来的王公大臣，而是由光绪帝和维新人士单独议定的。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决定开懋勤殿，也是力图进取的举动，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可是，就在光绪帝于次日到颐和园向西太后“禀请”时发现有变，他为筹划应急措施，匆忙返回紫禁城，开懋勤殿一事就此搁浅。
自八月末以来，光绪皇帝以破釜沉舟之势，在维新改革的征途中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动和措施，都基本是在政治领域中进行的，从而把这场变法维新引入新的深度。
事实说明，在当时要改变落后的中国面貌，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必然要触及到社会的核心部位，这是在激烈进行中的变法与反变法、维新与守旧斗争发展的结果。
斗争实践中，坚持革新的光绪皇帝，其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升华。他增长了斗争的勇气和才干，在严酷现实的逼迫和时代潮流的导发下，使他在思想中隐伏的政治离心倾向得到进一步的伸展，他在这期间采取或准备采取的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措施显然不是偶然的。
然而，正当光绪帝思想在向一个新的境界转化的关键时刻，却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伸出的魔掌笼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