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间
两个来月变法维新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表明，清王朝上自西太后下至各级拥有大小实权的绝大多数官吏，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皆从不同的角度与维新运动对抗，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势力。从而，使新旧营垒越发分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愈形尖锐激烈了。
在推行变法新政之初，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对顽固派权贵抵制变法的危险性是有所预料的。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启示和促进下，曾想通过设立制度局、选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士辅政的办法，来避开守旧势力的干扰；以大力创办各种学堂培养新式人才的途径，在地方培育一层基础力量。
但是，议设制度局，历经周折，还是夭折。办学育人，一方面远水不解近渴；另一方面也很不顺利，成效不大。选用人才，光绪帝也同样付出了力量，颁发了大量“选贤任能”的谕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但一开始光绪帝就陷入重围而难以举足。
对于左右变法维新方向的康有为，起初光绪帝没敢公开委以重要职务，只是让他在幕后筹划变法事宜。后来仍然“旧党皆侧目于康”,进而“谤言益甚”,特别荣禄等西太后的亲信大官僚气焰益形嚣张，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既猛烈攻击康有为，又阴险地中伤光绪帝。
这时，就连脚踏两只船的交部尚书、兼管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公然随波逐流地极力排挤康有为。于是，康有为便完全成了西太后和所有的反对派人物敌视、攻击的中心目标。
实际上，这是敌对势力企图以集中火力攻击康有为来破坏变法维新运动，其用心极为险恶。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光绪帝既“不敢多召见”,更不敢把康有为纳入清廷中枢。
至七月二十六日(6月初8日)光绪皇帝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作为一种“保全”措施，任命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当时康有为正忙于编写准备进呈光绪帝的《波兰分灭记》和《英德变政记》等书，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故未成行。
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的同时，另一个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也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命总理衙门“察看”梁启超以备召见。随后，还是由于顽固派官僚的作梗，拖到七月三日(5月15日),光绪帝才得以召见梁启超。梁启超自己说，他以“布衣”被破例召见，亦足见光绪帝对他的器重。
在当时，梁启超已成为几乎与康有为齐名的维新派领导人，并也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极端恐惧。光绪帝通过召见同样只是授予梁启超六品衔，命其办理译书局事务，未能加以高官，应当说还是迫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大压力的结果。
从一种策略上的角度来看，在此特定的情况下，光绪帝让康有为、梁启超主持负有“开通民智”使命的两大官办的舆论阵地，也可谓此“职任不为不重”。
但从变法维新的全局来看，作为推动变法的两大支柱康有为、梁启超，终未在清中央取得发挥更大作用的应有权位，这对整个的变法维新事业而言，又不能不认为是一大损失。
所以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新旧力量对比悬殊，也与光绪帝虚弱无力有关。
光绪皇帝在六月十三日(4月25日)宣布准备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时候，经徐致靖的推荐，又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将著名的地方维新人士、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及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
可是，就在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在清中央即有御史黄均隆跳出来“参劾”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随后湖南的一些“守旧党”人，也“妄造谣言”,恶毒地诽谤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维新活动。
其时作为两湖地区的最高长官张之洞，对谭嗣同等在湖南等地宣传、组织变法的活动亦认为“其偏尤甚”,心怀恶感，所以他与刘坤迟迟不予引送，也是具有其用心的。或许因为公开反对黄遵宪和谭嗣同的人，还不是清王朝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则光绪帝的态度毫无动摇。
至七月三十日(6月12日),他又电谕张之洞、刘坤一及湖南巡抚陈宝箴，气愤地指出，“湖南盐法长定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前经谕令该督抚，送部引见”。于是光绪帝又严词责令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即行饬令该二员迅速来京，毋稍迟延。”
事实说明，光绪帝在力图任用地方维新人士的问题上，同样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在用人的问题上，光绪帝只是从表面上看是否“通达时务”和有否维新的表现来决定任取。不过，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冒牌人物也受到任用。
如在八月二十一日(7月初5日)于北京设立主持全国工商改革事务的农工商总局时，光绪帝委派直隶霸昌道端方及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等督理其事。
从一方面来看，端方，系举人出身，号称“通人”,曾“附保国会”,似乎他与变法维新还有些联系；徐建寅是近代中国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懂得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并曾“颇游外国”,可算为一个“通达时务”的人；吴懋鼎，在这时正于天津创办了一个商办的硝皮厂，更可以说是个既“通达时务”又从事制造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三个人又皆为顽固派官僚刚毅、裕禄、王文韶的“私人”,他们对变法维新并无诚意。这里既暴露出光绪帝的弱点，但主要是反映了当时的复杂背景。不过，在选拔人才方面，光绪皇帝还是有一个大的界限的。那些支持或倾向变法的官员向他推荐的人，基本都予采纳，力求召见任使：相反，在当时，如反对变法维新的死硬派官僚荣禄，先后曾向光绪帝推荐了三十余人，但“无一召见，无一用者”。
另外，在远离清廷之地，有许多官吏又利用光绪帝让“保举”人才之机，出于各自的企图“滥保私人”,趁机安插心腹，“同出一气”。狼狈为奸。
例如两广总督谭钟麟，竟公然违抗光绪帝的旨令，对“全省有谈时务者，不委差使”,明目张胆地抗拒光绪皇帝的旨意。
对于以上种种违旨营私的卑劣行径，光绪帝曾多次降谕予以严词训斥，甚至还郑重宣告，各种“滥保”行为“一经查出，定将原保大臣，从严惩处”。
但是，对于那些以西太后为靠山的官僚来说，光绪皇帝的这种旨令，岂能放在他们的眼里!
实际上，光绪帝的保举人才的谕旨，竟成了一些权势者“营私牟利”、网罗党羽的借口。
就这样，光绪皇帝以及康有为，要尽力在清廷上下扶植维新势力的迫切愿望，也未能实现。在光绪帝周围终未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地方也未形成有力的支持力量。
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毫无改变，反而更加突出了，笼罩在变法维新上的阴影更加浓重了。
在严酷现实面前，作为这场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康有为也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感到，“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在康有为看来，只要再重新准备三年，“然后议变政，救中国，未晚也。”显然，康有为的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并且他的维新救国之志也未因此而破灭，后来还是留在北京继续筹划挽救变法的大计。却是事实。相形之下，光绪皇帝在这场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又使他经受了更加深刻的磨炼，思想认识和斗争毅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加强。
在这期间，光绪帝通过接触各种各样的奏疏，当然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见识；同时在此复杂、激烈的斗争过程中，他十分注意从外国的情况中引为借鉴。约在八月中旬(7月初),当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进呈的《波兰分灭记》,对康有为在该书中痛“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茶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卒以割亡”等惨状时而为之“唏嘘感动”。
光绪帝出于感慨的心情，马上赏给康有为“编书银二千两”以示奖励。随后在八月二十八日(7月12日),康有为又以上《谢恩折》的方式，据俄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历史教训，再次“极陈时变之急，分割之苦，新政变而不变，行而本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等利害所系，光绪帝看后更“大”为“感动”。
在变法维新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刻，光绪帝又从上述等事况中得到了新的激发力。
于是，光绪帝又抖起精神，以一种力挽狂澜的气魄，有针对性地对准反对派势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力图冲开顽固派设置的道道“防线”,排除障碍，打开局面。从八月末以来，已处于衰萎状态中的变法新政，呈现出新的生机。
在八月三十日(7月14日)光绪皇帝颁谕，将清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既行裁撤”;并把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闲置的东河总督、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也一并裁掉。
同时还宣布，对于其他上下的冗员也要“一律裁撤净尽”。
为此，光绪帝又在这个上谕中严正指出，内外诸臣都“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接着他还下了死命令，无论在廷诸臣还是封疆大吏，谁要在这项改革中夹带私情，“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定当予以重惩，决不宽贷。”
对于清王朝上下那重叠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官僚群来说，光绪帝裁撤这几个闲散的机构和冗员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在当时，关于这个王朝上下的统治机构和职官设置，在封建顽固派看来都是“祖制”,绝不允许轻易去掉。
特别在封建专制时代，机构与官、官与势、势与荣华富贵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谁要触犯于它，就等于挖了那些官僚们的祖坟，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事实上，在光绪帝采取和银行这一改革措施的过程中更不平静。就在他准备颁诏裁撤机构、冗员的时候，也照样遇到了“枢臣”们的竭力阻挠，但光绪帝并未“获听”,还是付诸实行了。
对于光绪帝的这一举动，康有为也感到有些唐突，他说：“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坚持采取妥协“共处”的方针。或许由于康有为在这方面持见温和，则在当时有的守旧官僚曾请他出面“谏止裁官”。
康有为对光绪帝的这一果断行动认为是“变政勇决”之举，深表钦佩；梁启超也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裁官为最难之举”。由此可见这时的光绪帝之魄力。光绪皇帝所以采取这一断然措施，如说为了节省“冗费”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其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拔除一些守旧官吏的活动据点。当光绪帝的这一谕旨颁出，即使“旧臣抱向隅之泣”,发出一片悲鸣。至此，光绪帝在维新改革的道路上，已显示出自己的主见和一定的勇气了。
九月一日(7月16日),光绪帝不失时机地抓住礼部顽固派官僚阻挠王照上书言事的事件，强化了对顽固派的攻势。
到这时，反对派阻挠新政的矛盾突出了，并随着光绪帝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才引起了他对这方面的重视。而且光绪帝又力图以此作为打击顽固势力嚣张气焰的另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王照是直隶宁河(分属河北省)人，字小航，出身进士，后任礼部主事，在清廷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王照“性勇直”,甲午中日战后，既倾向变法图强；又对光绪皇帝怀有同情感。
在光绪帝发出鼓励上书言事的谕旨后，王照出于响应“求言”,具折请光绪皇帝到日本等国游历并抨击了守旧官僚之“谬”,开了“人所不敢开之四”。王照是礼部的官员，遵照八月二日光绪帝的旨令，他便请求和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驳予以代递。
王照的这一建议，不管其用意如何及要求光绪带出国考察的时机是否适宜，但对增进光绪帝的见识，推动国内的维新改革，显然都是有益的。
但由于他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封建顽固势力，因此，顽固透顶的怀塔布、许应骥见之如临大敌，当即粗暴地将其奏折掷回不予代呈。王照在气愤之下，亲自带折到礼部大堂，在面责怀塔布、许应骥等人阻挠上书言事的违旨行为之后，又愤怒地表示，如礼都堂官仍拒不为代递，就亲到都察院请求代呈。
由于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怀塔布、许应癸看到不好收拾，才“不得已乃允其代奏”。可是，他们在向光绪帝代呈王照的奏折时，又夹进私货，将其串通拟就的奏疏一并呈上。他们在其奏疏里，一方面，以“日本素多刺客”,恐“置皇帝子险地”为借口，说“不敢代递”,为自己抗拒谕旨的行径进行辩解；另一方面，这些顽臣又以反咬一口的卑鄙伎俩，控告王照“乃敢登堂咆哮”,要求光绪皇帝必须对之给予“惩治”。
光绪皇帝在见到王照和怀塔布等人的奏折后，是非鲜明，态度坚定，遂于九月一日(7月16日)颁出上谕，在上谕中重申了鼓励各级司员官吏均可上书言事的方针，澄清了是非，为王照上书由张了正义，也抓住了怀塔布等顽固官僚的黑手。
光绪皇帝还进一步把“士民”与各级官吏上书言事列为同等的地位，都给予切实的保护。而且对于“士民”的上书，还特别地规定一条，命都察院必须“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在此还应指出，对于所说的“士民”,在光绪帝的心目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事实说明，到这时，光绪帝已把鼓励“天下人”上书言事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他又把鼓励人们上书言事和打击顽固势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光绪帝在重申鼓励“士民”上书言事的时候，并未放松对怀塔布一伙的惩处。当然，清廷中的顽固派官僚确也没有就此坐视，就在光绪帝授命拟旨要对利部顽臣进行最厉惩处的时刻，顽固派老官僚徐桐等即迫不急待地出来以“应议”奏称，“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显然，老奸巨猾的徐桐等人，又想借助清廷旧律以歪曲事实的手法，尽力为其同伙减轻罪责。然而，光绪皇帝并没有听他们的这一套，仍按自己的既定方针，以空前的胆略和勇气于九月四日(7月19日)下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怀塔布、许应癸等礼部大堂官来了个一窝端；同时又对敢于抗暴言事的主事王照加官晋爵，立场鲜明，态度坚决。
以怀塔布、许应骥为首的礼部六堂官“均太后党，阻挠变政甚力”。特别是身为礼部最高长官的怀塔布和许应發，仅就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招推行变法新政以来，无论是在废八股改试策论，还是在议设制度局等重大问题上，他们都伙同其他顽固派官僚要阴谋、放暗箭，竭尽其捣乱、破坏之能事，为变法新政设置了一系列的障碍。
其中的许应驳，虽出自翰林院，但却“素以不学名，语言甚鄙”,是一个恶棍式的顽固官僚。早于康有为在北京开保国会号召“保国、保种、保教”的时候，他就伙同御史文梯，出来恶毒地弹劾和攻击康有为及保国会。他也是反对变法维新的老手之一。
至于怀塔布，做官多年“得孝钦(即西太后)宠最专”,又是一个西太后最为得力的亲信。怀塔布、许应骥等人把持下的礼部，在清廷成了一个顽固堡垒，也是顽固势力策划破坏变法新政的一个重要的黑据点。
因此，光绪帝对怀塔布、许应驳等“恶之久矣”,他这次一举将其全部革职，并非偶然。当然光绪帝采取这一举动，犹如在虎口拔牙，充分地显示了他在日益增强的革新勇气。
如果说，光绪帝裁撤一些机构、官员，还只算是打击顽固势力的“外围战”,那么，他这次把礼部六堂官一网打尽，可以说是触到了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中枢部位。在变法维新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光绪帝继拔除了一些顽固官吏借以活动的“领地”之后，又连续采取了这一更为果断的举动，既大灭了反对派势力的威风，又使“维新者无不称快”。因此，罢免礼部大堂官，可谓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发生的对新旧势力都有巨大震动的一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件，使在维新中排除干扰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