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力重重
当议设制度局、十二局和民政局的问题受到顽固派极力抵制的时候，决意革新的光绪皇帝，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光绪帝在接见康有为之后，便按着康有为的迫切要求，又发起了一个新的攻势，这就是为了打破在文化教育界相沿久长的精神枷锁，废除八股和改试策论。并又以此作为新的突破口，把变法改革的战线全面拉开。
于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也就广泛地展开了。在这个斗争日趋激化的期间里，形形色色反对革新的势力都站在了它的对立面，极尽其捣乱、破坏之能事。使通过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新政，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总的形势来说，却出现了全面的危机。
八股，这个从明代沿袭下来的死板僵化的文体越发陈腐，它已成了在文化教育界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维新派要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势必也要触及到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领域。
因此，维新派人士在宣传、组织变法维新的过程中，就把八股取士视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锁链，甚至认为它是中国“致弱之根源”。
他们大声呼吁，要求废除八股，并把它作为变法图强的一个重要环节。实际上，这也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冲破封建主义思想的藩篱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康有为在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又当面强调了八股之害，从而他强烈要求断然废除这种积弊。光绪帝出于要向“西人”学习力行改革的愿望，对康有为的这一要求均以“然”、“可”表明了他的支持态度。
这时，正是顽固派官僚利用“众议”,在竭力抗拒谕旨阻挠开设制度局的时候。也许从中吸取了教训，在光绪帝接见康有为的次日(6月17日),当他看到康有为早已“草定”、现经宋伯鲁上呈的请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奏折后，态度越发坚决，准备按照康有为的要求采取不经“部议”的方式直接推行。
光绪帝的这一果断行动，马上遭到了顽固派的竭力抵制。
当时公开出场的顽固官僚刚毅，以“祖制，不可轻废”为理由，还想利用“部议”加以阻止。对此，光绪皇帝直截了当地指出：“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予以顶回。但顽固透顶的老官僚刚毅，又想搬出他们的后盾相威胁，扬言“此事重大”,让光绪帝必须先向西太后“请懿旨”而后行，事态的发展又集中在西太后的身上了。
为了冲破阻力，光绪帝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到颐和园向西太后作了请示。
西太后不愧为一个地主阶级老练的权术家，她或许感到还没有到最后下毒手的时机，所以在表面上予以应允，但这却是光绪帝求之不得的。于是他便来了个趁热打铁，遂于六月二十三日(5月5日)颁发了上谕，宣布
“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光绪皇帝采取的这一改革措施，同样是经历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的。可是这一斗争风波至此并未平息。
康有为在草拟的《请废人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在要求“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的同时，也意识到此举可能遇到守旧群臣的“阻挠”,并根据当时“学校未成”的现实，所以提出“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文体)”的主张。他认为，在当时只要达到废除八股文体改试策论，“以其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可见，在康有为的这个建议中并未要求一并废除科举制度，在这里就留有很大空间。
光绪皇帝在六月二十三日颁发的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上谕里，又指出“至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议，(亦即八股文)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
从此内容来看，更可谓新旧混杂。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似可认为：是光绪帝自身矛盾思想的反映；或是光绪帝为了能通过西太后的“关口”而作的一种妥协；这里所说的是在废八股改试策论之后，新式学堂尚未广泛建立起来的条件下，一般生童还应照旧学习四书五经，并以此打好基础，进一步做到“通经史以达时务”。
就此而言，这又可视为一种从旧到新的过渡性措施，是与康有为所说的“本经原虫，明中通外”相呼应的。至于“体用兼备”之说，显然又涉及到如何处理古与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而这个复杂的问题又是当时人还不可能给予解决的新课题。
稍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所谓“旧(或中)学为体、新(或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他的这个主张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旧学”之上的。
张之洞认为，若不以“中学”为体，“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同时，他又把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和整套的封建伦理道德均视为永恒不变的“圣道”,可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是有其鲜明的政治倾向的。
但光绪帝所说的“体用兼备”,却是为了“通经致用”,“以励实学”,它的侧重点是“以达时务”。因此，光绪帝的思想倾向是为了进取，力求改革，显然不能笼统地把它与张之洞鼓吹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相提并论。光绪帝颁发的这个上谕，其主要的意图是面向中外现实，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培养“通达时务”的新式人才，以适应推进变法维新事业的需要。
八股文体，原本只是一种考试做文章的形式，策论也不是康有为和光绪帝的独创，在康熙年间就曾一度改试过策论。但是康有为以及光绪帝提倡的策论，却给它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力图以此促使人们摆脱“圣贤”的迷网，起来注重“时务”、吸取新思想，为变法维新扫除障碍。
因此，当光绪皇帝甩开刚毅的竭力纠缠，决然颁布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上谕以后，清王朝上下的守旧势力，又气焰嚣张地进行反扑。
在清中央，首先是御史文悌，攻击康有为，实际也是针对光绪帝，接着，礼部尚书许应癸也勾结刚毅，企图通过攻击康有为向光绪帝施加压力，以达到反攻倒算的目的。
与此同时，那些醉心于通过“八股取士”的阶梯以图爬上统治阶级上层的“守旧之徒”,也以为舍八股无所为学”,觉得“一旦改革，失所凭依”,便也纷“起而力争之”。
甚至直隶(今河北)的一些地主阶级的守旧文人，为了维护八股取士的旧制，居然要以“行刺”的野蛮手段来陷害康有为。
为回击守旧势力的猖狂反扑，康有为通过支持变法维新的杨深秀、朱伯鲁具折上奏，要求光绪帝采取坚决的反击措施。尖锐的斗争面前，光绪皇帝还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新派一边，他迅速降谕“再责旧党”,并“怒”斥了文悌的反扑活动欲将其革职，后因刚毅再三求请，乃令文悌“回原衙门行走”,实“与革职无异”,从而煞住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嚣张气焰。
此后，对废八股改试策论持以敌视态度的人，感到再公开对抗已无济于事了，于是又采取各种阴谋伎俩，力图尽量冲淡这一改革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又披挂上阵，急忙于七月四日(5月16日)递上了一个《妥议科举新章折》。张之洞在这个奏折中，既表示同意废八股改试策论，又打着维护“圣道”的旗帜，大肆宣扬“四书五经道大义精，炳如日月；讲明五伦，范围万世，圣教之所以为圣，中华之所以为中，实在于此”的说教。
在这里，张之洞以要求将考试“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的手法，想尽力提高四书五经的地位来冲淡策论。光绪帝与张之洞的个人关系比较微妙，尤其张之洞亦大谈“西学”,有一定的迷惑力。光绪帝在七月十九日(6月初1日)所发布的一个上谕中，表示同意张之洞“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的要求。就这一点来看，光绪帝似乎是加大了向张之洞的倾斜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取消考试策论，反而又强调和补充了康有为的要求，宣布今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的内容。这项改革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到八月十九日(7月初3日),光绪皇帝终于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再次颁发上谕郑重宣告：“各项考试，改试策论，一洗从前空疏浮靡之习。”同时又决定，过去的“朝考一场，著即停止”。并且“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至此，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这方面第一步的改革建议，可谓全部实现了。
上面所述是有关考试制度方面的一些改革。但其影响却远远地超出了考场的范围。当时的舆论界也为之欢呼，认为这一改革是“中国由衰而盛，由弱而强之一大转机”。
梁启超说，当废八股改试策论的诏书颁下，“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醉酒相庆”;又指出：“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使人们的“耳目既开。民智骤进”,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都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废除八股文体的本身来说，似乎只是形式上的改变，事物的形式和内容是不能绝然分开的。
在十九世纪末叶令人窒息的中国文化思想界，通过这种改革，把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链条给砸开了一环，使人们可以自如地思考一些问题和吸收点儿新鲜的空气了。这一切，对于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激励，进而在社会上促使更多的人摆脱陈习，起来探索和寻求新知识、新思想，导致社会风气的改变。梁启超把废八股改试策论誉为“维新第一大事”,显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一开创性业绩的取得，则历经了周折、险阻，并且在光绪帝颁诏定制以后，直到九月份，身为重臣的两广总督谭钟麟仍“故出八股题”。他的这种抗拒改革的行为，受到了光绪帝的严词训斥，但却从中告诉人们，在贯彻这项改革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对康有为和光绪皇帝来说，废八股改试策论与创办各种新式学堂、鼓励出国游学等，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为学习外国培养变法维新所需要的新式人才这一总的目标服务的。光绪帝为了培养需要的人才，确也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昌盛的基本建设，因为亦将引起社会的变革，所以它又触动了守旧势力的神经，而敏感地加以阻挠。
光绪帝在变法的初期，就“降旨谕令各省开办学堂，限两个月复奏”。但大多数的督抚均熟视无睹，一再“延缓”,拒不行动。就连张之洞这样的“新人物”,亦站出来指责光绪帝急切倡导办学育人是过激行为，予以冷视。
结果，除了在光绪帝直接插手、全力筹促下，京师大学堂终于在七月三日(5月15日)正式创办以外，其他各地均因遭到各方面的阻拦而举动寥寥，光绪皇帝在设学、育人的决策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依然是阻力重重。从甲午战败之后，在清朝统治阶级当中，主张设厂、开矿、筑路、兴商的人确实多起来了。那些顽固派权贵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修补其千疮百孔的统治肌体，并不是要以此来改造整个社会。洋务派官僚确实是“西学”的积极倡导者，然而如张之洞仍在竭力强调所谓“官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华商素鲜钜资，华民又无远志”,好像中国商民根本没有创办工商的能力。
因此，他认为，要开矿设厂、发展工商，离开“官权”必然“无益”。实际上他还是在继续维护“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老路，并且张之洞的这种观点，在洋务派中是有代表性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强烈要求仿照外国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商务事业，是想以此来改造衰弱的中国。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其“商办”或“民办”性，力求普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光绪皇帝，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虽然也只能通过其原来的国家机构及各级官吏来推行，但是，他对民间著书、制器和商办工、矿、交通、商业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在推行变法新政初期的七月五日(5月17日),光绪帝即颁谕号召破除“旧习”,宣布“各省土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幼”。
并且又决定，凡“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此后，他又多次降谕“奖励”“各省土民著书制器”。同时还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商贾。
当光绪帝得知粤东商人张振勋在烟台创办酿酒公司、道员吴懋鼎在天津等款设厂制造的情况后，便于七月十四日命直隶总督荣禄“务令”张振勋、吴懋鼎等人“切实筹办，以收成效”。在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对宋伯鲁提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亟宜及时鼓励”的建议，给予了明确而及时的支持。
直到九月七日，光绪帝又采纳康有为的建议，旨令在民间停办“昭信股票”,实际上这是为减轻“富商小民”的困苦，以促进民间“农工商之业”的发展而采取的另一项具体措施。
总之，光绪皇帝对“士民”发明制造给予奖励，授给专利权；对于向资本家转化的“官纳”和一些上升的商人力行保护。说明他对私人投资发展近代工商交通事业，也采取了鼓励的政策。
为把这一政策贯彻到全国，光绪皇帝选定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作为试点，于七月二十五日降谕，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各自的辖内试设商务局和筹办商报、商会等，“以期逐渐推广”,促进整个工商业的振兴。
在经济改革方面，光绪帝所走的道路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基本吻合，超出了顽固派和洋务派设下的禁区。所以，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光绪帝与顽固派和洋务派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直到在北京设立了农工商总局之后的八月二十九日，对于光绪帝要求在长江流域一带进行试点和在其他地区尽力兴办的一系列改革诏令，张之洞一直在“观望”;刘坤一“藉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责”;两广总督谭钟麟，对之也“置若罔闻”,既无行动又不回复；至于距北京近在咫尺的直隶总督、顽固派官僚荣禄，更是静坐观之，蓄意顽抗。特别是地方的权势者更是无动于衷。
康有为为发展近代工商业排除障碍，曾极力要求废弃漕运、裁撤厘金，对此遇到的难题更为错综复杂。
梁启超说，本来康有为提出的“请裁漕督”的建议“上知而决行之”;在其他材料中也说，康有为要求“裁厘金”等项“帝皆嘉纳之”。
光绪帝在颁布的许多上偷中也一再指出过厘金“弊端丛集”,“厘差勒索工商”,则多次谕令要“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关于废漕，光绪帝亦曾降谕提到“漕督一缺，究竟是否应裁”,命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详议具奏”。
在这期间光绪帝已经清楚地知道厘金危害工商的严重“弊端”,可是他只提出“整顿厘金”;对于废漕，他在众人面前的态度也不明朗。
康有为提出这两项建议皆在农历七月，至“百日维新”的末期。这时光绪帝已经发现西太后“不愿将法尽变”,正在策划绞杀变法维新的阴谋，他们之间已至“决战”阶段，光绪帝根本无力兼顾“其他”了。再者，漕运，“宦竖旗人，多食于此”,废弃漕运波及面较广。厘金，虽已“积弊日深”,但它却仍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
在这期间，一方面清政府的“帑藏奇绌”;另一方面，还要大加兴举，“需饷浩繁”。光绪皇帝所以未能如愿以偿断然废漕、裁厘，除反映了他在这时还缺乏果断性之外，也有其难言之隐。
光绪帝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力图把中国引向“富国强兵”的道路，又连续颁谕指出，“思御外侮，则整军经武，难再视为缓图”。故命各地将军、督抚应迅急整顿武备，对水陆各军“裁弱留精”,仿照外国“勤加训练”以成“劲旅”。可是各将军、督抚亦“不肯实力奉行”。光绪帝要整顿吏治，命所有衙门删减繁琐的治事“规则”另订新章。结果，各衙门也“借口无例可援，滥引成案”加以抵制，如此等等。
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新政，遇到阻力越来越大。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把维新改革推向前进，从八月十日以来，就接连向下面发出道道谕旨，反复宣说必须“舍旧图新”;无情地抨击了“墨守旧章”、“附会古义”、“胶执成见”或“面从心违”敷衍塞责等种种抵制和破坏变法维新的卑劣行径；对举国上下“不知振作”、只求“自便身图”的昏庸之辈表露了切齿之恨。
接着，光绪帝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的臣属“务当洗心革面”,“力矫疲玩积习”,希望能“一心一德，共济时艰”,把变法维新进行到底。然而光绪皇帝的这些忠告，对于那些守旧之徒来说，犹如对牛弹琴，东风过耳。
光绪皇帝决心要“发奋为雄，励精图治”,革新祖国。到八月底，变法维新以迅雷之势推行了二个多月。在这期间，虽有一定的建树，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有的尚未公开推行就被扼止；有些被改头换面使原议走形；多数既经颁谕推行但却未能得到切实贯彻。变法维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