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艰难拼搏话浮沉 步履艰难

列强铁蹄践踏、魔掌笼罩下的中国，要奋起变法图强，的确极大地焕发了关心祖国命运的人的自信心，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股民族自强的热流。

但是，这条变法维新的道路，却是荆棘遍布、曲折难行。光绪帝起来变法时，依旧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不能完全自主的状态中。

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革取，继而翁同和又被逐出清宫，使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帝党”基本瓦解。

至此，虽然又有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及御史宋伯鲁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但他们也都是些职位较低的文职官员，起不到参与决策的作用，再没有出现像翁同和那样的人物了。

因此，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对于这种情况光绪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召见康有为的时候，就流露出唯恐顽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为提出的必须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议。

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他就降谕指出，要“切实图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

此后他又连续颁谕旨令上白京官下至督抚学政，都要迅速推举“通达时务”又“志趣向上者”随时“引见”以备录用。光绪帝想通过选拔、任用有志变法维新的人来改变自己被孤立的处境；又想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以广设学堂、派员出国游学的途径再于全国造就一批基础力量。

但是，封建守旧势力根深蒂固，光绪帝要实现这一愿望谈何容易!所以在实际上，仍然造成以“旧人”“委以新政”的局面。

清王朝中，手握实权的顽固派大臣，鉴于其统治地位的危机，对于栽植一些外国的皮毛技艺并不是全盘否定。但是，他们都唯恐变法运动脱缰危及其所谓的“祖制”,因为这是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护身符。

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时，西太后即对她的心腹官僚奕助、刚毅、荣禄等人交了底，并向他们发出了暗示，对光绪帝开展变法的“要紧处”,要力行“阻之”。

随后，他们便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当变法刚要迈步的时候，在光绪皇帝的身边，便设下了层层围扼变法维新的明碉暗堡。至于全国各地的督抚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只有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个别人还有些进取的志向，尚能遵旨进行一些兴举。其余同样都是些“庞然自大”,

“贪劣昏庸者”流，他们只图谋取“高爵厚禄”,“置国事于不问”,终日“如梦如醉”花天酒地、养尊处代，对于频频而下的新政诏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另外，有很多人还在地方制造事端，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甚至有些地方官吏居然“籍新政以扰民”。就是口口声声高谈“西学”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在新政进行的紧要时刻，他抛出了《劝学篇》,打出维护“圣道”的旗号，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加以放肆的抨击，极欲把变法维新运动引向更加温和的轨道。与张之洞鼻息相通的另一个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在暗中抱定，凡是光绪皇帝“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对变法维新采取了观望、放挺的态度。

原被左宗棠器重、“疏荐”步步进入高官行列的两广总督请钟群，其态度尤其顽固，对光绪帝皇的新政诏令甚至公然对抗。当时已失去实力地盘的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由于名声败坏，只是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寄予清中央。

这个深谙世故的洋务派大官僚，为了收买人心，有时在暗地里向康有为传递一些信息，但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改变。

总之，在来势迅猛的这场大变革面前，洋务派官僚虽然以一种“新人物”的面孔，怀着复杂的心理游动在新、旧势力之间，在政治上他标却与封建顽固派仍保持着牢固的联盟关系，显示出半殖民潘半封建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势力的特有性格。

在当时，像张之洞这样的疆臣大吏可算为“有闻于时”的“使位”者，尚且对挛法维新持以不屑一顾的态度。

自全国上下手操大小实权的官僚群的心理状态来讲，梁启超把它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兽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日此汉奸之危言惊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

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美，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寻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

从而梁启超指出，“全国握持政两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可见，通过这些人来推行变法新政，如同与虎谋皮。至于来自社会上的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更令人触目惊心的。

因此，当光绪皇帝按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指向推行变法新政时，从一起步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而且随着变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遂决定了这场改革必然具有的极端复杂性。

康有为在要求光绪帝颁诏定国是、确定变法方针的同时，同时把清设制度局作为推行变法新政的重要保证。康有为要求设立制度局的设想由来已久，康有为具体系统的主张，是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光绪24年3月19日)由总理衙门代递给光绪帝的第六书中提出的。

康有为提出这一建议的出发点和具体主张，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并鉴于“分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的特殊情况，要求在颁诏确定以变法为施政方针的同时，又请在内廷设制度局。

同时他又看到，“一省事权皆在督抚”,而这些地方实力派为维护自己的名位、权势，必将恪守“旧制”,抵制新政的举行。康有为认为，还应在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民政分局，“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在地方“督办”新政事宜。

康有为请设的制度局，是把它作为在清中央协助光绪帝议定变法方策的最高机关，十二局，是其所属的分门别类的办事处；在各地设立民政局和民政分局，是作为贯彻新政措施的地方机构。在康有为看来，这是与颁

布《明定国是》诏确定变法方针具有同等作用的两项关系变法新政能否顺利开展的重大措施。

这里，不拟对康有为提出这一主张的由来和演变等方面作全面、系统的评说。但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建议绝非仅仅是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争取参政权”,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清王朝实权派的干扰，为推行变法新政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在这里，既正视于现实，又力求进取，如果这一建议付诸实现，必将非常有利于变法新政的推行。

当光绪皇帝在三月十一日(2月19日)看到康有为的第六书的时候，他对请设制度局一事也引起了重视。不过在这时，确定以变法为治国方针的《明定国是》诏尚未颁布，而且这一建议的落实，势必牵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触及到各级官吏们的切身权势，特别是西太后更是难以容忍的。因而，光绪帝“盖知西后之相忌，故欲籍众议以行之”,便当即“饬下总理衙门议行”,从中可见他同意开设制度局的意向是明确的。

在这时，还未被革职的翁同和也“欲开制度局”,并主张命康有为“直其中”主持制度局事宜。此外，已经倾向变法维新的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皆以制度局为然”,他们对于设立制度局同样持以积极的支持态度。

但是，西太后的心腹们，却对此显得那样的敏感，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此议“事关创制”,预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将受到威胁，则对光绪帝的旨令肆意“搪塞”,直到《明定国是》诏颁布以后还没有拒不议行。于是，光绪带又次降旨，敦促总理衙门大臣“速议覆奏”。迫于光绪帝的一再催促，到了七月二日(5月14日),西太后的亲信、总理衙门大臣奕助等人联名上奏，对康有为请设制度局和十二局的建议硬与原来的六部相套，遂以所谓“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为由，认为“不必另开制度局”,把康有为的这一建议公然驳回。

于是光绪皇帝又在“震怒”之下，紧接着于七月五日(5月17日)再次命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复议。几天之后，庆亲王奕助一伙又联合具折，继而借口牵涉“变易内政”,“事关重要”,把康有为请设制度局与十二局的要求再度顶了回来。显而易见，这些权臣的顽固言行，既驳回了康有为的建议，也违背了光绪帝的旨意。他们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屡次抗拂上意”,当然还是由于西太后在后面支撑的缘故。

设立制度局、十二局与民政局，对于推动和抵制变法维新的人来说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康有为正式提出这一建议之后，它便成为新旧势力斗争的焦点。

在一段期间里，虽然它一再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抵制，但光绪皇帝并未灰心，他继续为促其实现而全力以赴。

但当他感到以降旨催促议行不能奏效之后，迫于无奈，光绪皇帝又召见总理衙门大臣张萌桓，当面对其指责他又想在这个有点新见识的顽固派官僚身上打开一个缺口。

可是，光绪帝的这一新的尝试，结果也照样化为泡影。到七月十三日，光绪帝看到奕助等人继续抗拒议行的奏折时无比气愤，当即采取了更为郑重的手段，颁出亲笔朱谕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向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出了“通碟”式的旨令。于是，围绕是否设立制度局及十二局的问题，使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

在对立的双方已经公开僵持起来的时候，顽固派官僚也进一步施展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一方面，有的军机大臣狂妄地叫嚷要顽抗到底；另一方面，他们又继续制造流言蜚语煽动说，康有为要设立制度局、十二局和民政局就是“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使向北京进犯的八国联军旧照“京朝震动，外省悚惊”。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刚被西太后纳入军机处的顽固派官僚王文韶显得尤为阴险。他认为，对于议设制度局“上(光绪帝)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光绪皇帝要采纳康有为的建议设立制度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光绪帝明明知道西太后对此“相忌”,他若不明诏强行设立，必然要与西太后发生直接的对立，这对开始不久的变法维新事业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但在光绪帝已与顽臣对峙起来的情况下，王文韶为预防光绪帝有被迫下明诏的可能，主张采取欺骗的手法来实现扼杀制度局的目的，表明他的用心更加险恶。就这样，王文韶的主张，便很快地得到了顽臣们的赞同，一个新的阴谋遂酝酿而成。

到八月二日(6月15日),在西太后的得力亲信、军机大臣世锋等人出面上呈的一份奏折中，对于议设制度局、十二局和民政局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办法”,这便是他们“定议”的那个新阴谋的集中体现。

在这个“变通办法”中，表面上装出对光绪皇帝的旨意“不敢执守成见”的样子，实际上是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对康有为的建议进行了彻头彻尾的篡改。

十分明显，经过这种“变通”,康有为的这一建议“皆成为虚文矣”。

在此还应看到，世铎等顽固派官僚提出的这个“变通办法”,又是以迎合康有为之要术和顺从光绪帝之旨意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这件事，起起伏伏历经四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光绪帝为了促其实现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终未冲开这个顽固堡垒。结果使这个变法维新的首项改革被顽固派弄得面目皆非，实际是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