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变法新政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多年来被西太后压抑但又力图有所作为的光绪帝，终于被变法图强的滚滚洪流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显然，从变法图强的使命与光绪帝自身的境况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仿佛是一种很不协调的历史安排。但是，这却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光绪帝自颁布《明定国是诏》和召见康有为与其共商变法大计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革新建议和其他一些图强要求，都通过他发布的诏书像雪片飞向全国各处。于是，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便在清王朝的政治思想界卷起了“除旧更新”的汹涌波涛。到此，从甲午中日战争后兴起的奋发图强的救亡运动，迅速形成激**全国的革新**。衰弱落后、任人欺凌的近代中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洗礼。这一革新热潮，虽然首先是在清王朝统治阶层的内部展开的，但其影响却很快地冲破了这个王朝的政界围堰，成为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轴心。

若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告推行变法新政为起点，到当年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变法维新为非法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有关革新的各种诏令，计约一百八十条左右。按一百零三天计算，平均每天颁发一点七条，最多者，如在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的一天之中，即颁发了十一条维新谕旨，可见这场变法维新的来势何其迅猛!这种盛况的出现，当然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客观反映振兴祖国以求存的时代要求所促成的，但是它也体现了光绪帝“深观时变，力图自强”的急迫心情。

通常所说的“百日维新”,指的只是这场变法维新运动的初期阶段。期间，如梁启超所言，“因皇上无权，不敢多所兴举。”这就是说，当时光绪帝是按照他召见康有为之时，康提出的“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逐步改革的方针进行的。

因此这期间光绪帝颁发的革新诏令，诸如废八股改试策论；兴学、出洋造就与选拔“通达时务”的新式人才；发展近代农工商及交通、邮政等事业；奖励发明创造、倡译外国书刊、淘汰腐败的绿营兵和编练新式陆海军以及编造财政预算、修整京师道路等方面的革新措施，都是采纳或是以康有为的建议为基础制订颁诏推行的。

当然，其他官员提出的革新要求，光绪帝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就是在这些官员当中，如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等人，他们呈递的改革奏疏，或是为康有为“代递”的；或是“受命”于康有为上呈的。

谈到其他官员提出的革新建议，也基本上没有超出维新派主张的范围。光绪帝推行的这些维新措施，“大多为康有为先生之政治主张”。康有为自己也证实，在戊戌维新当中，“皇帝已经采取了很多我的奏折中的建议。”

在光绪帝推行的改革措施中，例如设厂、开矿、兴商、修筑铁路、编建近代海军以及办学、译书等等，这些内容在洋务运动时期就进行过。引进“西学”,也是洋务派官僚早就提倡过的。

人们知道，这些又都是近代中国人要搞近代化所离不开的，不能把从事这些事业的活动都一概镶在洋务运动的框子里。

前面说过，以李鸿章为首的老洋务派，搞了些有限度的近代建造，却是紧紧服务于封建统治的。至此，后起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对“西法”、“西学”更加推崇。

然而，他仍然认为“今朝政清明”,好像封建统治制度根本没有改革的必要。从而张之洞针对维新派和光绪帝的变法改革，提出了一个所谓“可变”与“不可变”的严格界限。

张之洞认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即是说，在他看来可以仿效外国加以变通的只不过是“法制(统治方式)”、“器械”、“工艺”之类；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道统及其政治体制，那是无可挑剔的，绝不可以弃而变之。

另一个后起的洋务派官僚刘坤一，也对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民权”说，斥之为“伤理害道”。对在当时具有反封建作用的西方政治学说，他表露了切齿之恨。可以看出，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派大官僚的“西学”观，与顽固派官僚荣禄、王文韶提出的观点是同出一辙的。

光绪帝是在甲午战败之后，出于“忧国伤时”,对封建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感到不得不另寻出路。他在了解到一些国外的情况之后，便又萌发了仿照西方强国来革新中国的愿望。

当光绪帝在被历史的潮流推到变法维新的前台以来，其胸怀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于是，一方面，光绪帝深切地感到，在当时的形势下，要维新必须“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不应再走回头路了。

另一方面，他看到，那些“昧于域外之观者”,才“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意识到要学习外国各个领域之先进经验。因此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里就强调指出，必须“博采西学”、“毋徒袭其皮毛”。

这种思想是对洋务派有限度地引进“西法”、“西学”的一种批判性的发展。

因此，光绪帝在采取或准备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中，都贯穿了向西方强国学习的线索，而且又把这种学习提到了国策的高度。只因这样除了其个人探索之外，主要是体现了维新派的启导作用。根本上来说，还是反映了时代的必然趋势。

在这一学习的过程中，是要模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改造落后的中国；还是只图栽植一些西方强国的“皮毛”技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已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近代中国各阶层人们学习外国的两种不同走向。

光绪帝明诏在推行改革措施来看，无论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地超出了洋务运动。有些改革，如裁撤绿营兵、废弃驿站，尤其是取缔八旗人的寄生制等等，都是直接触犯其“祖制”的变革措施。

在此之前，洋务派官僚在福州、天津等地创办过新式学堂，派出一些人出国留学。李鸿章等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设立了翻译馆，译出一些西方近代数理矿务等科学著作，对国内外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几个洋务派大官僚牢牢的控制下，仅仅是为他们从事的洋务事业服务的，根本没想把它们推广到全社会。因此，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出的西书，三十余年来仅销售十三万来本，这些书满足不了有识之士学习知识的需求。

康有为、梁启超，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来革新中国，从而对培养各种新式人才都极为重视。光绪帝也“以为改革之事，全赖人才，故首注意教育”,并把发展近代教育视为变法维新之“急务”。同时，光绪帝也以此作为学习外国的重要途径。光绪帝进行的变法改革，就是以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其开端的。

后来，光绪帝在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又接连颁发了大量谕旨，采取“奖励”等各种方式，指令全国各地广泛设立新式的高、中、小学堂“中外兼习”。甚至他为了克服经费的困难以便尽速推广，又鼓励各地私人“自行筹款”创办速成中学。

此外，光绪帝还频繁指令在国内各地设立矿务、农学以及医学等专业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光绪帝并反复降旨，号召上自宗室王公下至各地的“聪颖学生”,皆可赴日本等国考察就学。他把派出员生出洋考察、学习，列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翻译西书，光绪帝也不是仅仅立足于吸取外国的先进技艺，他还试图“借以考证政治得失”,把仿照外国的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

光绪帝在十分重视发展近代工、商、交通和编练新式军队之外，又大力提倡“参用西法”振兴中国的农业；“仿用西法”发展中国的丝、茶业；模仿西方各国“预筹用度之法”编制财政预算，以及“仿西法”修整京师道路。

与此同时，光绪帝还参照各国的情况倡导在各地设立商会、农会和蚕桑公院等群众性团体；鼓励“士民”上书言事；出版各种报刊“胪陈利弊，开广见闻”,给人们一定的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整顿吏治、改革民政、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在洋务运动中不曾想象过的。可以看到，这次改革已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性。也表明光绪帝在仿照外国来改革中国的道路上，已走出了相当可观的一段路程。

光绪帝主张向外学习，体现了挽救民族危机和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鲜明特色。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中，除继续提醒人们注意列强环视的严重局面之外，还反复强调了“近来中国利权，多为外人所夺”的严酷现实。

从而他指出，“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发展商务、开发矿藏和振兴农业、丝茶业等，亦应以防止“利权外溢”。

为此，光绪帝申明，在发展商务开拓商埠时，要“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可以看出，光绪帝学习外国的基本立足点，还是为了“以强中国”。

从光绪帝推行的这些革新措施的整体来说，是侧重于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近代交通设备、商品流通方式和培养与此相适应的新式人才等。也不可否认，光绪帝却在极欲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光绪帝依据维新派的要求，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制订的这一系列维新改革措施，是在绘制着一幅近代中国第一个力图通过国家政权力量付诸实施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近代化蓝图。

在变法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当革新的“诏书每下，薄海有识之士，皆感激零泣，私相劝奋”。有的官员马上在其奏折中兴奋满怀地指出，“朝廷变法自强，举行新政，此乃中国图存之命脉”。还有的官员欢欣鼓舞地说：“皇上(光绪帝)发愤自强，奋厉风行，破数百年积习之弊，造四万万苍生之福”。

因此，所有渴望国家复兴的人们，都在变法维新之中看到了祖国美好的前途。

从此，当变法进行之际，就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争言农商之学，争译农商之书，上行下效，风气大开”的可喜局面。

变法新政的推行，犹如薄云遮盖中的明月，让中国人民隐隐见到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