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定变法方略

当光绪帝决意采纳杨深秀等出面要求颁诏定国是的奏请时，西太后仿佛意识变法之势是阻挡不了的，包括她的亲信们也有这样的预，如果光绪帝公开颁诏变法，他们抵制革新的活动将更会受到限制。

于是，西太后召集心腹、亲信们，加紧密谋防范措施。

与西太后等此次密谋紧相响应的有，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荣禄被授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时户部尚书是翁同和)";授予刚毅为协办大学士调任兵部尚书。从而既进一步提高了后党两大骨干的地位，又扩大了西太后核心班底的权势。种种迹象表明，围绕颁布《明定国是诏》,西太后等人确实采取了密谋活动。通过他们的精心策划，一个阻挠和准备破坏变法维新的周密阴谋，便在颁诏后的几天内公开出台了。

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光绪帝)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

谕旨之一，以所谓“渐露揽权狂悖”之“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并遣返原籍。

谕旨之二规定，嗣后凡有赏项或补授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之臣工，均须具折后再到西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皇太后“具折奏谢”。谕旨之三，提前宣布，于当年秋光绪帝“恭奉”西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

一个任命是，将王文韶调进清廷枢府，任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此前，翁同和已是连任帝师近二十年之久的帝党首领。但是，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时，面对西太后接连挑起矛头指向光绪帝的党争，翁同和为了避免“朝局嚣凌”以便稳定内部一致对敌，他力主“宜静摄之，毋为所动”,在帝、后之间竭力调和。

但为坚持抗战及维护国土台湾，在与外敌、内奸进行艰苦的斗争与周旋中，他却与光绪帝同舟共济、密切配合，充分体现了其君臣之间之情谊。

中日战争后，当光绪帝欲奋起图强时，在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中“辅翊皇上，筹划新政，仅其(翁同和)一人”。与此同时，在后党顽固派官僚的严密监控下，他尚为最早接触与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的第一个清廷大员。在促进帝、康走向结合共同推动变法的过程中，翁同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清廷统治集团里，他又成为光绪帝决心变法的一大支柱。

不过，久经宦海的文人高官翁同和，他也具有封建官僚的一些习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朝野内外，翁同和有自己的关系网；也有其对立面。直到甲午战争后期，西太后对他还时而委以重任，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紧张的程度。至战后，由于翁同和支持变法图强，并首先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因此，朝内的守旧大臣便对其“皆忌之”。在其中，早已视翁同和为“伪君子”、与其势不两立的荣禄，首先成为反翁的主力。此外，刚毅与大学士徐桐，也“集矢于(翁)同和”。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亦在暗中诋毁翁同和。因而早就对翁同和存有戒心并重于“猜疑”的西太后，便进而对翁氏日益“恶之”。在光绪二十二年初(1896年2月)她下令撤书房及罢翁同和值毓庆宫，就是西太后向翁发出的一个警告。

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当光绪帝与康有之间推动变法的迹象日趋明显时，顽固派官僚继续大肆造谣中伤翁同和。此时，这些人又对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康有为来京大做文章，鼓噪这是翁同和“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于是，廷内外的守旧势力在极力攻击康有为的同时，西太后与其亲信亦把翁同和视为心腹大患，一些顽臣便公开跳出来参劾翁同和。

面对守旧势力的猖狂进攻，翁同和曾企图在表面上以拉大与光绪帝及康有为的距离，来改变自己受攻击的处境。但是，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已把他与帝、康及变法紧紧地拴在一起了。而且，他们在尚不敢直接触动光绪帝的情况下，便把翁作为在朝内打击的明靶子。

因此，当变法维新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时，竭力谋划对变法构筑新“防线”的西太后一伙，便加紧策划除掉翁同和以警光绪帝的阴谋了。

原在光绪帝颁诏定国是之前，西太后与其亲信官僚密谋时，荣禄、刚毅扬言“只有翁同和能承皇上意旨”,其中即充满着“杀机”。于是西太后在加固其核心班底时，命新授予大学士之荣耀的荣禄“管理户部事务”,也是为顶替翁同和作准备的。

至此，除翁之谋已定。随后，当光绪帝去顾和园向西太后请示颁布“国是诏”一事时，西太后在不得不表示同意此诏之余，又提出了“必去翁同和”的条件。当时的光绪帝，或是由于过分兴奋抑或出于其他考虑，对此未加可否便匆匆回宫了。

事情很明了，在变法新政开始推行的时刻赶走翁同和，这就等于切断了光绪帝的臂膀和他的活动渠道。使其“失所倚”,进一步把光绪帝孤立起来。所以，当光绪帝果真得到指令革职翁同和的懿旨时，他顿时“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陷入万分的悲伤之中。翁同和被罢官的次日，他在离京前于宫门和光绪帝相遇时，帝“回顾无语”;翁亦颇感“黯然如梦”。

事已至此，这对君臣的心情，显然都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在光绪帝颁布推行变法新政的诏书墨迹未干之时，西太后就把他在内部的积极支持者除掉。无疑，这仿佛冷水泼头，对变法革新事业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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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太后又重新揽过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授任权，从而限制了光绪帝任用新人推行变法的活动余地。西太后对其班底作了调整，以填补翁同和的空缺，把顽固官僚王文韶调入清廷中枢，加强了她在清中央的实力阵容。

西太后将其嫡系亲信荣禄安插在显要的直隶总督位置上，并以他来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为其进一步巩固了后盾。提前放出准备于当年秋让光绪帝“陪”她到荣禄辖区阅兵的空气，又是设下的一大陷阱。

总之，这些都是西太后对光绪帝推行变法所设置的重重“防线”,也是她向光绪帝发出的个个危险信号。

十分明显，西太后在大变革的关键时刻采取这一连串的行动，实际是企图控制和准备扼杀变法维新(包括迫害光绪帝)于萌芽之中。

在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进行变法维新之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并未旁观。不过，光绪帝是站在了时代潮流的正面，并且他又已经把变法纳入了正常的施政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阴险狡诈的西太后及其亲信们，还不敢立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对变法维新大下毒手。他们宁愿把线拉得长一点儿，“俟到时候”再算“总账”,好像这对他们更为有利。但，这却又给光绪帝推行变法新政，提供了一定的时空。

当西太后持续不断大放明枪暗箭，对变法维新构筑层层障碍之时，想通过变法图强的光绪帝没有被这咄咄逼人的气势所吓倒。反而，他要以其得到的有限“事权”与时空，毅然把变法维新付诸实施了。

在变法新政刚刚起步推行的时刻，尽快实现光绪帝与康有为的会面，共商变法图强大计，是关系着这场变法能否沿着维新派的指向推进的一大关键。早在年初，急于变法维新的光绪帝就想召见康有为。

但在当时，由于受到恭亲王奕诉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至此，特别是在帝、康之间起桥梁作用的翁同和被革职逐出北京之后，在开始变法之初，尽快打破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的人为屏障显得十分紧要。恰恰是为适应变法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四月二十六日(6月14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徐致靖的奏请，光绪帝得见后深为“大悦”。

他立即抓住这一时机，谕令“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补用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著名的维新人士，几乎均已列入光绪帝准备召见的计划中。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便按其目前的安排，首先召见了康有为与张元济。

很明显，光绪帝同时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两人，不过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疑忌”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帝召见这两人的地点，不是在远离西太后的紫禁城里，而是选在西太后眼皮底下的颐和园仁寿殿。这时正是西太后放出四支毒箭的第二天，当时的紧张气氛是可以想见的。

并且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又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最为敏感的事。在如此的情势中，光绪帝的这种安排，是力图把他的召见尽可能使之染上堂堂正正的色彩，避免西太后等人的“猜忌”。

在新政伊始之际，光绪帝亲自召见康有为，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在召见过程中，光绪帝的态度和表现如何，又是考察他的变法走向等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时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召见，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有着迫切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直接关系着变法维新的走向等重大问题。

在召见过程中，康有为充分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又进一步向光绪帝面陈了在列强围逼之下，只有奋起变法方可求存的道理。同时也为光绪帝筹划推行变法新政的具体方针、步骤，以及应变的主要内容和变法方式等等。

在颐和园和光绪帝的周围，西太后早就布满了眼线。就在光绪帝接见康有为的时候，西太后的心腹荣禄，做为不速之客突然来到颐和园的仁寿殿。而且他还抢先一步，向光绪帝“面劾”康有为“辩言乱政”。

荣禄在此刻出现在光绪帝面前，是企图通过继续攻击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来达到离间光绪帝和康有为的目的，同时也是对光绪帝施加压力。因此，在召见康有为的过程里，光绪帝还不断地注意“帘外”的动向，并不时地流露出为难的神情。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光绪帝的语言不多。尽管如此，对于康有为提出的所有就变法维新的看法和建议，光绪帝都逐一地表示了肯定和赞成的态度。

诸如变法方可图存、守旧必致误国，以及应该果断地废除“八股之害”等紧要问题，光绪帝的态度同样是明确而坚定的。

事实上，光绪帝通过这次与康有为的面谈，他们在变法的必要性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意见完全趋于一致。

帝、康的对话，突出了如何对待守旧势力的问题。在这方面，光绪帝鉴于自己的实际处境，的确表露出无可奈何的苦衷。

实际上，摆在他面前阻挠变法的势力既顽固而又强大，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对此，就康有为来说，他也是无法回避的。

在对话之初，康有为曾一再强调必须“全变”。但当光绪帝谈到因充塞宫廷的权臣“多因循守旧，罚不及众”而感到苦恼时，他也不得不改变主意，又提出“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的“渐变”方针。

至于在守旧官僚充斥朝廷的情况下，应依靠哪些人变法?康有为也只得面对现实，建议“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

与此相应的是，为了避开守旧官僚对变法的抵制和干扰，康有为又要求光绪帝“凡变法之事，皆传下诏书”,采取公开推行的方式。

但又怎样处理新、旧势力之间的关系?他只得从实际出发，向光绪帝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请自息”。

康有为认为，这样似乎就可以排除干扰顺利地进行变法革新了。此后，光绪帝就是按照这一方针、策略推行变法新政的。

从光绪帝与康有为议定的变法方略来看，固然具有对守旧势力妥协的因素。然而，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特定环境中，搞变法维新，对根深蒂固的守旧势力在一定的条件下作某种程度的妥协，是在所避免的。十分明显，他们准备做出的这种让步，其根本的立足点，还是为了推进变法维新事业。因此，帝、康议定采取这种具有妥协气味的对策，既有其现实性，也有策略性。

年初，康有为被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后，光绪帝便乘机予康“具折上言”权。至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之后的当天，又命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很明显，这既是光绪帝出于任用康有为参与变法的意图；也是作为帝、康议定的变法方略的体现。但是，按康有为的推动变法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来说，授予他较高的衔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在光绪帝准备向康“赏官”时，荣禄与刚毅就竭力阻挠。对此，光绪帝曾力图通过，征询枢臣的意见来排除这种干扰。当时，已倾向变法的军机大臣廖寿恒认为应授予康有为五品卿衔。

于是，荣禄、刚毅看到硬顶已无济于事，于是又企图对康“予微差以抑之”。无疑，荣禄与刚毅多是反映西太后的意图的。因此，光绪帝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更大的风波，才又不得不按着康有为的主张作出这一决定。鉴于当时的特定情况，对于已成为顽固势力众目睽睽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关键不在于衔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使他取得筹划变法新政的必要条件。何况刚刚还被权臣荣禄指为“辩言乱政”的人，现在竟被光绪授任。就这方面来说也确是一“创举”。

光绪帝通过召见康有为，在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共同议定了推行变法新政的方针、策略及步骤、方式等具体事宜，摆脱了顽固势力的纠缠。康有为与光绪帝从变法思想到具体方策均达成共识，又通过已在清廷取得的合法地位与奏事权，这也是左右变法维新的必要条件。因而这又为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新政，纳入维新派铺设的革新轨道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