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变法革新绘蓝图 《明定国是诏》

奕诉死后不久，康有为立即上书翁同和，建议应马上搞变法更新，不要贻误大好时机。与此同时，康有为已知道了光绪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因此，从奕沂死后的四月初(5月末)以来，原欲南归又留在北京的康有为，便在一些支持变法的官员协助下，一面为革新积极献策；一面加紧敦促光绪帝颁诏定国是。康有为公开宣布变法为国策的方式，作为推行变法新政的开端。

康有为原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的“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还仅是为了达到废约的目的，还没有把“下诏”与变法直接联系起来。

此后，在他写的《上清帝第四书》里，即提出变法如同求医，应像先“讲明病证(症)”一样“尤以讲明国是为先。”在此，康有为不但把要求光绪帝颁诏定国是与变法联系起来；而且还将其视为变法的首要条件。

到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康有为在递上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又进一步指出，变法必须“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

至此，康有为虽然仍把明定国是视为变法的重要步骤，但是他已将其作为举国变法的起点了。

继而，康有为在其《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中，与明确提出应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而向光绪帝献出三“要义”之时，就将“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列为其首。

在经过围绕保国会展开的激烈斗争之后，虽然无视国家之危的顽人越来越不得人心，但随着光绪帝日益加大支持变法的力度，一些开明的爱国官员也迅速向维新派队伍靠拢。因此，顽固派犹如火烧眉毛狗急跳墙，其干扰活动更加嚣张，而且他们的矛头更明确地集中于变法的关键人物身上了。

当时，不仅康有为早已成了内外守旧势力攻击的靶子，支持光绪帝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和也频频遭到弹劾，使其在清廷中的处境越发困难。甚至由于仅仅曾向光绪帝介绍一些外洋情形的侍郎张荫桓，也被顽臣诬为“汉奸”。一时间，射向变法的明枪暗箭纷纷射来，致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严重阻碍了变法的推行。在此逆风狂扑的时刻，康有为曾几度愤然意欲回归；身在朝廷中枢的翁同和也只求明哲保身。在此之间，因受命续进康之书而发生的帝、翁口角，便是翁同和惶恐心态的一种表现。

此外，翁同和还企图“听任”康有为离京以解其困。所以如此，抑或体现了这个学者式的高官翁同和，在面对严重政治风险时产生了动摇，但却充分表明当时守旧势力之猖獗。

不过，由于康有为看到通过光绪帝变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绪帝尽快颁诏定国是，来排除干扰启动变法维新。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明定国是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于四月初(5月末6月初)相继写出数份请定国是的奏折，从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别由支持变法的官员杨深秀等，陆续进呈给光绪帝。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又在四月二十日(6月8日)递上康有为的《请明定国是疏》。

徐致靖，是江苏宜兴人，寄籍顺天(今北京)宛平。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以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读学士。致靖为人“廉静寡欲，无意仕宦”,刚直不阿。甲午中日战争后，在国家危难益深之际“陇外患日迫”,于是在北京兴起图强热的影响下也倾向变法求存。后来因为与康有为在京新搬进的居处相近，从而彼此“往来辩难无虚日”,其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到了这时，在康有为急需助力之时，徐致靖也加入请定国是的行列。在他出面代康有为呈递的《请明定国是疏》中，康除强调中国“万不能复守秦汉以后一统闭关之旧”,必须适应世界的发展形势之外，又指出“泰西诸国为政，亦未尝无新旧之分，然皆以见诸实事为断，无以空言聚讼，敷衍塞责者，盖亦虑夫众喙繁兴，国是莫定，进退失据，坐误事机”。从而强烈要求，通过明定国是分明是非“力行新政”。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康有为急切地要求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意图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并鉴于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力求以皇帝的权威来肯定变法维新。而且主张以此作为国家的“行政方针”,公布于天下。康有为认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群疑”,摆脱守旧势力的干扰与阻挠，收到“人心乃一”、统一思想的效果。

这样一来，便可使上下群臣有所遵循而“力行”变法新政了。

显然，至此康有为又进而把光绪帝的明定国是，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变法誓师之举。这在当时对促使变法**的到来起到重大作用。

西太后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在权力上对光绪帝作出了让步。当光绪手中取得有限的权力之时，他看到杨深秀、徐致靖请求诏定国是的奏疏。于是光绪帝同翁同和等相商，决意采纳杨、徐的奏请，颁诏定国是，推行变法新政。但是，作为这样一件大事，在采取行动之前，光绪帝又要亲往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

西太后毕竟是很有政治手段的清王朝“太上皇”。而且由于她“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因此，这时的西太后可是使用权宜之计，准备等待时机再下毒手。另外，她也或许感到，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定国是的奏请，并没有对她对其构成威胁。

于是，西太后在表面上说杨、徐请定国是之奏“良是”;并还装作赞赏地表示“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摆出同意光绪帝之主张的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从颐和园返回清宫的当天，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便不失时机地向群臣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告进行变法维新。诏日。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等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晓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光绪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采纳了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迫切要求；通过了西太后的“关口”。

在“国是诏”中，指出今后必须“博采西学”,强调采西学“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必须脚踏实地地认真提倡。可见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国是诏”比康有为代杨深秀、徐致靖起拟的奏折强调得更为突出。

但在同一诏书里，却又说仍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显然这是前后矛盾的。不过似应看到，在十九世纪末叶，即使在那些强烈地追求进取、希望学习西方振兴祖国的先进人物之中，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当时，就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康有为，在其变法维新的思想中也夹杂着浓厚的封建糟粕。光绪帝与枢

臣议定“国是诏”之时，翁同和认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里体现了其牢固的传统观念，亦反映了当时人学西方的认识水平。西太后已经有言在先，推行变法新政，必须以“不违背祖宗大法”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光绪帝不打出“圣贤”的旗号，在变法刚起步时就会遇到麻烦，以致影响变法维新的大局。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前，光绪帝与翁同和等对其进行再三斟酌，其用意无非是出于慎重。因此，在这个宣布变法的“国是诏”中，具有些新旧矛盾的内容，对此也不必过分指责。

从《明定国是诏》的中心内容及其基本思想倾向看来，它尤其与杨深秀代康有为呈递的请定国是折一脉相承、紧相呼应。

在诏书里，鞭挞了那些“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的因循守旧势力，同样也用尖锐的语气道出：“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无非是那些“空言无补”的守旧之徒造成的。

从而，光绪帝在这里还以与康有为用的相似比喻，针对性鲜明地郑重指出：“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五，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这就清楚地阐明了“变”是不可违抗的必然趋势。

于是，诏令“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力行变法图强。

同时又提出，今后上下诸臣“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阻挠新政。就这样，光绪帝把推行变法维新提到清政府的施政“宗旨”和基本国策的高度。

康有为力求以此来排除顽固势力抵制变法的企图及光绪帝对上下顽臣的忠告，并不可能由此改变守旧之徒抵制变法的立场。光绪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宣告以变法为国策，并通过群臣公诸于世，这一郑重举动之本身，势必对所有仇视变法的人形成一种约束力。

此后，除西太后之外，任何人反对变法维新都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光绪帝推行变法新政提供了条件与保证。可以说《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及光绪帝，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历经反复、曲折的酝酿与斗争，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它反映了人心之所向。

因此，当宣布变法的“国是诏”颁下，首先在社会舆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认为“谕旨如日月之照临通国人民，如再不奋起向学，是真不知高厚而有负生成矣”!这在很大程度地激发了人们的奋发精神。

恰似康有为所指出的；“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

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亦云，《明定国是诏》颁下，“臣民捧读感泣，想望中兴。”梁启超说得更为具体，他指出，光绪帝“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梁启超对颁布《明定国是诏》的评说，或有过分渲染之处。

于是，光绪皇帝依照康有为等人的要求，把变法维新作为基本国策公开诏示群臣，布告天下，使那些希望中国振兴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受到鼓舞。在群顽环绕的朝廷中，光绪帝采取这一断然举动，的确似一股汹涌的洪水冲着清朝统治层中因循守旧的壁垒。把变法维新付诸实施，起到无可否认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自宣传、组织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都是通过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实现的。光绪帝的这一举措，是其在支持变法维新的道路之上，走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