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诉之死

光绪帝的变法求存之志益愈坚定，但其受制于人的处境还是无法改变。他要公开支持变法维新，犹如在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实权派(即顽固派)掌心中“玩火”,随时都可能飞来灾祸。但是，沉重的“忧国”之心和强烈的图强求存之志，驱使着光绪帝心甘情愿履历这条险峻的道路上向前迈讲。

这时，清宫中发生一件令上下皆为之震惊之事，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沂突然病危致死。

奕诉，自甲午复出后，不仅在当时整顿朝政和推进抗战方面“无所建树”,相反，却成为西太后推行妥协投降方针的主力。

战后，奕沂在晋升为军机首座之后竟又成了清王朝的看家老手，竭力抵制变法维新，不时地在光绪帝面前大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词滥调，反对变法革新。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沂又以祖师爷的架势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当其病重之时，还对前来探视他的光绪帝“张目语曰：“闻有广东举人(指康有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信小人”。直到最后他在留下的《遗折》中，仍然有所指地“劝帝凡事皆谨遵太后之意旨而行”。可谓奕诉抵制变法直到其终。

原来，由于恭亲王奕诉是道光帝仅存之一子，并在清廷“久襄密务”,其地位既至尊而又显要。因此，他在朝中“大臣多以夙望，群小不得妄进，德宗(光绪帝)亦有所惮。”

显然，到这时，奕沂已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取得了权势凌人的显要地位。他既成为光绪帝变法的一大障碍，又是为西太后维持局面的一个头面人物，其“于改革及废立(对光绪帝的废立)皆有大关键”。因而奕诉在病重时，光绪帝及西太后均数次“亲临看视”,但其彼此的心情并非完全相同。

恰是在奕沂病危的四月初(5月下旬前几天中),一向对西太后望而生畏的光绪帝，却以其前所未见的勇气，通过西太后的亲信、当时在实际上主持清廷日常政务的庆亲王奕助，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

在历史上，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争的激化，从来不是完全孤立的历史现象。在此之前的多年里，光绪帝与西太后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时起时伏从未间断。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及战后，帝、后之间曾几度形成水火，并出现过有利于光绪帝收权的局面，但均未发生过公开索权的事。

在两年前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西太后下令杀害寇连材欲挑起党争时，文廷式曾“请上收大权”,但光绪帝“摇手嘱勿言”,他仍无此决心。但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1898年5月末)此事终于发生了。所以如此并非偶然，除帝、后长期存在纠葛的历史背景之外，其直接导因是由他们在如何对待国家危机的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激化促成的；也是光绪帝决意变法的结果。无疑这种斗争的结果，必然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去向。

可以这样说，无论光绪帝要权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为了不做亡国之君、支持和推行变法维新，而毅然向清王朝黑暗腐朽势力的总代表西太后收权，无疑这更是跳出派系之争的正当举动，因为此权要得有理，具有无可否认的正义性。

西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皇”,至此时，她已控制清王朝达三十多年之久。但在权势问题上，她从未真心退让过。光绪帝大婚期间，西太后标榜的“归政”等说法，已被其自己的实际行动戳穿了。

现在光绪帝真要收回权力，在她看来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当西太后得知光绪帝要权的事时，她立即暴跳如雷地扬言：“他(光绪帝)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不过在当时，不仅京城内外业已“沸腾”起来，而且救亡图存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就是在清廷内部也不平静了，一些爱国官员相继投入鼓动变法图强的行列。

面对这种“风满楼”的局面，对于阴险狡诈的西太后也不能不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压力。而正当她处于心绪不宁之时，恭亲王奕沂突然病危死去。奕沂之死，既使西太后失去一大支柱，又使她的统治阵势失去了平衡，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然而西太后毕竟是“久经权场”的老手，经与奕助策谋，她表示“由他(光绪帝)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于是奕助便奉西太后之命转告光绪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很明显，西太后的这种“让权”,即是她被迫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也是给光绪帝设下的一个新圈套。

同时又说明，光绪帝收回的权力，是有限的。当然，无论如何；光绪帝毕竟从西太后口中得到可独自“办事”的承诺，并有第三者为见证，这又不能不对西太后产生一种约束力。

到了这个时候，光绪帝利用奕诉病危至死的时机，从西太后那里得到的这种有限之“权”。显然是由于各种矛盾交织、激化所促成的。同时，也是光绪帝多年来力求进取、顺应潮流、坚持以国家前途为重，历经曲折的斗争所取得的一种结果。虽然结果颇为有限而又充满险阻，但却为他在其一生中做出最为显赫的政绩，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