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思变法

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自甲午中日战后开始组织、发动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之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就对它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倒行逆施，唯“苟全富贵于目前”,无视国家的存亡兴衰，对人们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呼声百般地加以抵制和压抑。

开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及一些政治投机分子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各自心怀鬼胎，也曾企图混迹于维新运动之中。

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动向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而已。因此，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这些人便先后现出了原形，又继续与手握清廷实权的顽固派结成反动的“神圣同盟”,公开来对抗蓬勃发展的维新运动了。

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后与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在政治见解方面的分歧日益扩大；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见解、主张日益合拢，所以光绪帝对维新派从一开始就与顽固派分道扬镳采取了同情的态度。随着光绪帝的新的思想倾向不断扩展，他对维新运动又从同情进而到支持，并且他的这种态度也越发明朗和坚定。

当时，西太后虽然“仍静居于颐和园”,但她一直关注着清宫，她的心腹、军机大臣刚毅、礼亲王世铎以及荣禄等人随时将朝廷内的动向“传达于(西)太后”,因此西太后还是牢牢地控制着清廷的政局。

同时，西太后又通过李莲英派出大批亲信太监，作为她的耳目在各个角落“监视”光绪帝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光绪帝仍要遵循西太后立下的“家规”,每月必须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同时，“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西)太后，然后降谕”施行，光绪皇帝依旧处于西太后的控制之下。可以看出，光绪皇帝的图强热情很高，但其面对的局面却十分险峻的，他支持变法图强仿佛是在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实权派手心中跳舞，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危险。

由于存在着来自社会、尤其是来自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顽固的阻力，既决定了这次维新必然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及预示着光绪帝在支持维新运动的过程中，其前进的道路也定然是步履维艰的。

但是，深重的“忧国”之情和越发坚定的图强之志，驱使着光绪帝甘愿在这条革新图强的崎岖道路上向前迈进。

此后，帝与后之间，也就围绕着如何对待这场维新图强运动，在清廷统治集团中激烈地展开。而且他们之间在此时期进行的较量，与维新图强运动的发展和结局，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了。

在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呈递的《公车上书》,以及此后康有为的几次个人上书。既表达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一切要求救亡图存、希望祖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同时，这些上书，又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组织和发动维新图强运动的主要手段。

因此，在当时反对还是支持康有为等人的这些上书，便成为直接关系着这场维新图强运动能否开展起来的关键。

当时的清王朝，从内阁、军机处到总理衙门和各部院等几乎完全被后党顽固派官僚所控制。

这些人秉承西太后的旨意，并出自他们个人的顽固守旧心理，利用种种借口对康有为等人的连续上书，一再加以无尽地刁难，使之不能上达，企图以此把这场维新运动扼死在摇篮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光绪皇帝和翁同和等“帝党”官员，对康有为等人的上书，却采取了与顽固派截然不同的态度。

由于顽固派官僚从中阻挠，光绪帝对《公车上书》和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的前两次上书均未得见。可是，他通过翁同和、高燮曾的居间传介，已引起了对这些上书的重视。当一八九五年七月初，光绪帝在偶然中首次得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对，便“览而喜之”,受到鼓舞，为之振奋。

一八九七年(光绪23年)冬，当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时，康有为返回北京进呈了《上清帝第五书》,进一步吐露了满腔的爱国情怀，他以极其沉痛的心情陈说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并且说出了变法的紧迫性。

康有为在上书中的言语，可谓句句千斤、语重心长。特别是他指出，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亡国大祸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如不“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中国将无可保存，可以说是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他虽然也流露出对人民起义的恐惧心情，但这不是他的主要针对者。

可是，清廷中那些顽臣，对这样一份既充满爱国**又提醒清朝统治者应认清利害的上书依旧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拒“不为代奏”。

不过，由康有为发出的这些时代的强音。顽固势力终究未能把它完全捂住。通过给事中高燮曾的引荐，光绪帝还是听到了一些声息，并进而引起了他的更大关注，表示要召见康有为，面询救亡事宜。

光绪帝准备采取的这一积极举动，又遭到了恭亲王奕诉的阻挠，他借口“本前前例，非四品以上它不能召见”,给顶了回去。

虽然这样，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光绪24年正月初3日)顽固官僚为了蒙骗光绪帝和搪塞舆论，让翁同和以及李鸿章陪伴，假惺惺地接见康有为“问话”,破坏了光绪帝力图与康有为尽快建立起直接联系的努力。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料到，这种由清王朝当权大臣面会康有为的事件本身，又是对清王朝“成例”的一种突破，它为资产阶级维新派进一步打破这一顽固、森严的堡垒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显然，这一突破又是由光绪帝促成的。随后，光绪帝终于看到了康有为于上年底写的《上清帝第五书》。这时，光绪帝的态度更加明朗、坚定，尤其当他读到康有为指出的，在此危机之秋，“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不奋起变法，“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有可能重演“煤山”悲剧等内容的时候，更触动了他的“忧危之心”和激励了他的图强之念，使之“肃然动容”。

从而光绪皇帝深有感触地认为，“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对康有力的这份《上书》又大加赞赏，立即“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

至此，由于光绪帝力排干扰，终于打通了一条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光绪帝进行公开联系的渠道，加速了维新图强运动的进程。

一八九八年(光绪24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保国会”,响亮地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进一步组织力量，推进维新运动的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正因如此，当它一成立，封建顽固派就惶恐不已，一些大小顽固派官僚纷纷跳出来拼命攻击康有为和“保国会”是“聚众不道”。

御史文悌更气急败坏地上奏“弹劾”康有为“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甚至说什么这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发出了一派恶毒的叫嚣；恭亲王奕沂和军机大臣刚毅，还气势汹汹地喧叫要追查入会之人。就这样，由封建顽固势力掀起了一股猖狂地围攻康有为和“保国会”的逆流。

在处于风口浪尖之时，光绪帝又对这些顽固派人物针锋相对地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接着他还驳回了其他顽固派官僚的“弹劾”奏折，回击了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公开支持了康有为和“保国会”。

虽然光绪帝未能最终制止住顽固派对“保国会”的破坏活动，加上“保围会”自身成分混杂，参加者的目的不一，后来夭折了。

但通过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在关键之时，光绪帝能为维新运动伸张正义，毋庸置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维新运动发展的过程之中，思想、政治领域里进行的“变”与“反变”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及洋务派头面人物之间斗争的一个焦点。

这一斗争的实质，在于是维护悲惨落后、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还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独立富强?所以这又是当时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反映。

早在《公车上书》当中，康有为等人即以《易经》里的“穷则变，变则通”的变异思想为据，大力主张国家的事物也要因时变通，否则便要造成“空疏愚陋，谬种相传”的恶果。

他们认为，特别在“列国并立之势”中，“非交通旧法，无以为治。”

另外，梁启超、严复等人，更鲜明地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观点，大声疾呼必须应时而变，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以如此强烈地宣传因时变通的思想学说，是为他们革新中国，救亡图存，以推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而提供的理论依据。

在这个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封建顽固派中的一些人，只从“苟全富贵”于目前的私利角度出发，死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史观不放，动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的谬论来压人，竭力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革思想主张。

实际上，他们是想把中国“永远”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牢笼里，不得翻身。

在这方面，光绪帝也与封建顽固派的观点不一致，原在甲午战争后的一年间，他就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遥遥呼应，亦同样大力提倡“因时制宜”,意识到“当国事艰难”时进行变革的必要。

此后，光绪皇帝随着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急剧变化，在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又在不断发展。在一八九七年底德占胶州、俄侵族大，康有为加紧推进变法运动的时候，恭亲王奕诉又在清廷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对此，光绪帝以与康有为用的相同的语言当即给予了驳斥。

光绪皇帝说，“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回击得何等有力!在国家危难愈深的日子里，康有为沉痛呼号，“若不及时图治”变法，将“不能立国”光绪帝也在清廷内部急切地表示，“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他们之间配合得十分默契!

自一八九五年战败以来，至一八九八年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光绪皇帝的思想又朝着新的境界不断地演化，在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基点上，他从思想感情到实际行动上，逐渐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越发明确地站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边。

但是，光绪帝的思想变化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他的“图强”思想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对社会上出现的五花八门的“自强”舆论和倡导“西学”之说，还不可能加以严格地分辨。

在一八九八年春，当光绪帝“决意革放图新”的时候，曾欲召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来京“辅翊新政”。此事表明，一方面，这个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张之洞，在对外态度方面与李鸿章有所不同，特别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他也倾向主战，应和了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则使光绪对张之洞“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另一方面，在甲午战争后张之洞也在提倡“西学”和主张“改弦更辙”,这对当时力求革新的光绪皇帝定然会具有一种吸引力。并且这时的张之洞，既有了较大的影响；又有一定的地方实力。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光绪帝对张之洞产生了信任感，试图重用，显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历史上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均不免会有个曲折的过程。康有为在组织变法运动的初期，也对张之洞产生过幻想。

在上海强学会被封闭后，康有为曾“复说张之洞筹款”创办维新事业。显然考察一个人的立足点究竟站在哪一边，应主要看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是什么。

从甲午中日战争后，光绪帝的政治思想是步步向上、趋向改革的。救亡图存，逐渐成了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倾向。正因如此，光绪帝的言行才日益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合拍，顺应了时代潮流。如果说光绪帝要以此“来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也是基于这种缘故，显然是理所应当的。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复杂化，处于思想、立场继续转变中的光绪帝。在对待张之洞等特殊人物的态度上，既有应和的地方，又在推行变法新政的前进过程中，与他发生了越发明显的对立。这一切，既体现了光绪帝这个历史人物的矛盾性格；又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复杂性和这场变法革新运动的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