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外面的世界

一八九七年(光绪23年)冬，在凛冽寒潮袭击下的中国，让人觉得十分的寒冷，冰冷的空气陈陈袭来，大有窒息之感。继德国侵占胶州、魔掌伸向山东，沙俄又陈兵旅大，把整个东北置于它的魔爪之下。随后，其他列强也纷纷效尤，接连到来，掀起了抢占港湾，争夺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的惊涛骇浪，把中国的民族危机推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在此国家的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亡图存，成了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紧迫课题。

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时刻，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当即从南方返回北京，通过继续上书和联络翁同和等人加紧策动光绪帝来推进变法救亡运动。于是，整个中国便进入了大变革的前夜。

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也越发明显了。自从“德人占据胶州，上(光绪帝)益忧惧”。至此，光绪帝对国家前途的“忧危之心”又受到了更为剧烈的震动。到一八九八年(光绪24年)三月间，当沙俄诱迫清政府签订“租”占旅大的条约时，光绪帝的心情已是怒不可遏，他对“俄之索旅大”,"大怒，面责恭邸(即恭亲王奕诉)及合肥(李鸿章),谓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指《中低密约》引者),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之谓何?”

对光绪这一义正词严的斥责，奕沂和李鸿章竟然回答说：“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

面对奕沂、李鸿章顽固坚持妥协立场，光绪帝更是勃然“大怒”;而当时的西太后，却颠倒黑白地训斥光绪帝；“此何时，汝(光绪帝)乃欲战耶?”公开支持奕沂、李鸿章，压制光绪帝的正义声音。

在围绕是否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一关系着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光绪帝与奕诉、李鸿章及西太后展开的这场面对面的舌战，可谓是非昭然，营垒分明。西太后与奕诉、李鸿章继续合污同流，坚持推行对侵略者的妥协方针，因而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猖狂活动，依然采取着置若罔闻的态度。

当时的光绪帝，既揭露了沙俄伪善、狡诈和狰狞的嘴脸，又痛斥了奕诉、李鸿章等“联俄误国”的罪恶行径。虽然在当时光绪帝还未能驳倒西太后等人坚持迎合侵略者要求的卖国言论，抵制住《旅大租地条约》的签订，但从他的这些言行当中，却表露了他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暴行和清廷媚外、卖国势力的满腔怒火。

国家的存亡势如累卵，清王朝的“当国”者却越发昏庸。这种触目惊心的情景，似如利剑刺痛着光绪帝的心弦，他愈加感到“事机日迫”,再不能坐守待毙了。

如前所说，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时，光绪帝对于“图强”的认识还是与后党官僚荣禄等人停留在一个相同的水平线上，认为“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

但事态的发展说明，这种修修补补的陈旧办法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危机。于是他便博览群书，力图在他的“祖宗”给遗留下来的“治国”武库中寻求出路。但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急需的妙方，国家的形势仍在日益恶化。

正当光绪帝忧愤交加、心急如火的时候，翁同和继续“备以康(有为)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辅导皇上”。

与此同时，倾向维新的给事中高燮曾，也不断把康有为上书的一些内容“疏荐”给光绪帝，在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加紧了沟通工作。

在事态垂危，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通过翁同和、高燮曾等人的“启沃”、疏通，使光绪帝和康有为在救亡图存这一基点上进一步想到了一起。并由此给光绪帝的思想变化以新的促进，使他在探索“图强”的道路上又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要以新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现实了。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是在它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却又产生了与其主观目的相反的客观效果，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国为什么那样富强?中国为何如此衰弱，而又总是被人欺辱?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便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因此，向外国探索富强之道、救国之途，便成了近代求进取的中国人的必由之路。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便逐渐涌现出一批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

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要求学习外国来振兴祖国的呼声越来越高，进而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

至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在民族危机急剧深重的刺激下，来自社会上的这种要求，便很快地汇集成激**全国的时代潮流，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就是这一新潮流的导航者之一。

此前，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官僚，也曾倡导过所谓的“西法”,但正如梁启超所说，这些“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洋务派鼓吹的“西法”,是为了挽救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栽植”法、“修补”术。

洋务派的这种“学习”,在客观上也曾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却不是以此来全面地革新中国，这样的“学习”外国，还不能把中国引向真正的独立富强。

在这一历史时期，在清朝统治者的中下层里，也确有人想认真地学些外国的优点，使落后的中国得到一定的更新，但其为数却寥若晨星，也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

至于在清王朝最高的“当国”者之中，他们都恪守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又出于愚昧、守旧的“积习”,从进入近代时期的道光皇帝以来，没有一个人勇于放下他们自以为“天朝至上”的臭架子，起来认真学习些外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了解一下世界发展的大势，对照一下本国的现实，对中国进行一些切实的革新，因而使中国在衰弱落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如果说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促使下，由处于特殊地位的光绪皇帝开始在这方面有所起步的。

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在极力探索中国的“致败之故”和寻求“图强”之道的时候，曾出使过外洋的顽固派官僚张荫桓，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启诱圣聪”的角色。每当光绪帝听他讲述“欧美富强之机”时，均“喜闻之”,并对他“不时召见”来了解外国的情形。

继而，通过翁同和等人转介康有为希望如何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劝告，在光绪帝的传统思想的脑海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松动。经德国占领胶州湾和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的“一震”,陷入“忧惧”、苦闷之中的光绪帝，为了寻求救亡图存的妙方，更“喜欢看新书”了，对于了解外国情况和世界的发展形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一八九八年二月(光绪24年正月),光绪帝为认真、细致地考察外洋情形，主动向翁同和、张元济等人索取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监。《日本国志》,在当时是一部难得的、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俗等情况的书籍。

光绪皇帝通过对这部书的研读，对自己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随后在当年四月十三日(3月23日),经光绪帝的催索，由翁同和“代呈”的康有为之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和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将这些书籍奉若至宝，“置御案，日加披览”。

在这此其间，光绪皇帝对康有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一书感到尤“而善之”,继研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之后，使他受到了更大的启示。

总之，这些书对光绪帝的图强思想的发展，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对他形成“效法”日本进行革新的志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在三年前，日本还是一个令人痛恨的侵略自己的国家。可是到现时，在极欲寻求图强之方的一些中国人眼里，它却又变成了“先生”,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视野逐渐扩大的光绪皇帝，在追求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

在此期间，他又通过各种途径“大购西人政书览之”,而且对于“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惶”,表现了越发浓厚的兴趣。

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还不可能看到更多的“新书”,特别是“西书”。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于那些憧憬未来，急于追求进取的人来说，即使获得一滴之新见，也有可能使他顿开茅塞，吸取到超过它本身多少倍的力量，收到见微知著的效果，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苦心探索救亡图强之道的光绪皇帝，通过精心研读这些介绍外国情况的“新书”,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千万国之故更明”,初步触到了世界发展的脉搏，受到了新的启示和鼓舞。

于是，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都强起来了”!很有点进取心的光绪皇帝，在获得了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其视野在不断地扩展，开始摆脱了“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逐渐以中外对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了。

从而，光绪皇帝深深地感到，中国“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

同时，光绪帝又以十分激愤的心愤怒视那些无知的庸官“对于西洋思想是从没有给予过适当的注意的，而且对于世界的进步也是漠不关心”的劣性；并斥责控制清廷的权贵大臣们，在平常的时候，只“知在无味虚面上用心，到了大节割地赔款事，即一筹莫展。”

另外，光绪帝对于当时那些“昧于域外之观”的、因循守旧、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士大夫们，也表露了强烈的厌恶。显而可见，这时光绪帝的思想境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封建顽固派和一些洋务派大官僚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感触颇深地看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因而光绪帝在气愤之余，即对他原来视为“治国”法宝而日夜攻读的那些经理之书，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

光绪帝的这种思想举动，亦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无可否认，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却是为了面向中外现实，体现了他要从外国寻求救国之方的急切心情。透过这一表象可以看到，时至此刻，在光绪帝的思想中已越发明显地加大了与封建传统观念的距离，对他原先奉为至宝的“祖宗之道”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表明光绪帝有了较强烈的、仿照外国来改变中国落后地位的愿望。

由于光绪皇帝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接触了一些新事物和新思想，至一八九八年(光绪24年)的春、夏之际，他的思想变化发生新的飞跃，越发偏离了封建传统观念的轨道，公开与封建顽固派坚持的“祖宗成法不可改，夷(外国)法不足效”的顽固立场对立起来。

光绪帝明确而坚定地认识到，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形势，衰弱陈旧的中国，“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光绪帝决心要“效法”外国，来革故图新了。到此，光绪帝的思想愿望与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要求有诸多方面都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