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深陷逆境倍忍辱 危机四伏的形势
一八九五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战火渐渐停息了。然而，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从此，民族危机开始急剧深化。
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和蚕食掠夺。已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甲午中日战前，在表面上，清王朝还保持着一个大国统治者的躯壳，但通过这场战争，大清王朝仅存的这层躯壳也被剥得一干二净**然无存，它那腐朽、无能和充满矛盾的原形，在列强的面前暴露无遗。国家的虚弱和对外的屈辱，招致无穷外患和深重的民族灾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权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并侵占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使它在中国取得了与其他列强同样的侵略地位，从而也震动了列强的营垒。
这两种情况汇集在一起，对于中国，便造成了一个突出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宰割中国的活动空前加剧了。面对这种危急的情景，在一八九四年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草拟的《兴中会宣言》中，就作了这样沉痛的揭示。
近之(指甲午中日战争)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方今(指甲午中日战争后期以来)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兴中会宣言》所预示的这种严峻局面，在中日战争刚一结束，很快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了。
日本侵略者通过甲午侵华战争所掠夺的侵华权益(除割地、赔款外),也已被其他列强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一体均沾”了。
但是，列强侵略者是欲壑难填的，它们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在华的侵略权益，又都趁中国之危，通过诱骗、讹诈施加各种压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了一个争夺控制中国的大竞赛。其来势之猛和对中国危害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日《马关条约》刚一签订，沙皇俄国看到日本抢先夺去它垂涎已久的中国辽东半岛，便迫不及待地勾结德、法两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史称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它采取这一行动，主要是出于对俄国的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对中国的利益的考虑。
实际上，这是沙皇俄国为它下一步侵占中国的这一战略要地所作的准备。紧接着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光绪22年4月22日),俄国政府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的机会，在诱使清政府派出李鸿章前往祝贺的期间，即以威胁和贿赂等手段，迫使李鸿章秘密地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通过这一《密约》,沙皇俄国夺取了横贯中国东北北部的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理等特权。“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和逼签《中俄密约》,揭开了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和瓜分中国的序幕。
继沙俄之后，德、法、英等列强，都接踵而起纷至沓来，掀起了一个争夺在华修筑铁路、开设矿厂和进行政治贷款的浪潮。在战后的几年之间，帝国主义各国就在中国掠夺了近一万公里长的铁路修筑、经理权；签订了折合三亿余万两白银的、附有严苛政治条件的奴役性贷款合同；到一九零零年，它们在中国开办的各种工厂增加到九百三十多家。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又加紧在中国各地设立各种文化机构，大力出版报刊，极力扩张其文化侵略势力。
通过上述的各种途径，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即进而把中国变成了它们输出资本的重要场所，拼命掠夺中国的社会财富，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奴役中国人民的身心。
正是在这些罪恶的侵略过程中，帝国主义进一步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财政、交通命脉和文化舆论阵地。
至此，帝国主义在中国织成了密密麻麻的侵略网，牢牢地束缚了中国的手脚，更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至十九世纪末期，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明显地体现了世界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而加紧争夺殖民地和落后国的鲜明特色。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生，是列强宰割中国的信号；在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激烈争夺，又成为它们妄图瓜分中国的前奏。
总之，在甲午中日战后，帝国主义已开始掀起了瓜分中国的，从而把中国的民族危机推向空前深重的境地。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即使国人“共愤”,拒约和谴责清政府当权者卖国行径的怒吼声响彻神州大地。
在国家越发危机之际，康有为、梁启超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部分开明地主的要求，在发动了“公车上书”事件之后，继续高举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进一步展开组织变法维新运动。
在这期间，台湾同胞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割台”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燃烧在各地的以反“洋教”为主要形式的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势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活跃在内地的四川农民起义军也发出《告示》,对日本侵略者“割台湾”、索赔款和列强“意欲瓜分”中国的侵略罪行表示了“呼天之痛!”并对清政府卖国官吏“畏洋人”等卑鄙行径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宰割中国的侵略暴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忱，他们的斗争矛头集中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出现了同仇敌忾、一致卫国的斗争形势。不过，来自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的反侵略斗争，还需要一个进一步集聚力量的酝酿阶段。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迅速形成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从事的、有组织的变法图强运动，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日益广泛的深远影响，成了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运动的主流。
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在日益加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奋起图强。这种既惊心又触目的现实，构成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一幅悲壮图景。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还控制在西太后的手中，光绪皇帝继续处于不操实权的傀儡地位。
西太后这个近代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中最昏庸、最腐朽势力的总代表，即使在这黑云压顶、国势极度衰微的情况下，在她的心目中，除了竭力维护其女皇宝座和极尽穷奢极欲、尽情挥霍之能事外，什么国家的权益，民族的兴衰，仍旧统统没有放在她的眼里。
事实上，西太后对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所得到的那种屈辱和局是十分得意的，甘心于“苟安目前”。就是在战后出现群魔乱舞，国家和民族面临深重危机，凡是有些民族情感的人都无不痛心疾首的时候，西太后那麻木不住的灵魂又进一步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她还在无视“国库空虚，民力凋敝”,“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
另外，西太后为了强化其专权地位，置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不顾，依旧醉心于内部的派系之争。
年仅十八岁的寇连材，原来是深得西太后信赖的一个梳头房太监。他曾被西太后作为心腹派去以“伺候皇上”为名，“实则使之监督(光绪帝)行止，侦探近事”。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青年太监，甲午战败、“国危至此”的严酷现实也激发了他的民族情感，而“日愤懑忧伤”,“叹息国事”。
并且，他通过在宫内侍奉西太后和接触光绪帝的亲身经历，逐渐对西太后骄奢误国和虐待光绪帝的种种挥霍暴虐的行径也越发不满；对处处受到牵制不能自主的光绪帝反而愈加同情了。
寇连材仅仅是出于“忧国”之念和对光绪帝处境的不平感，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光绪22年2月),“冒死”向西太后跪谏：“一请(西)太后匆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等十条。
实际上这完全是寇连材“自为”的一种善良劝告，流露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与光绪帝以及所有的帝党官员都毫无直接的关联。可是，西太后却认为这是寇连材“受人(即受光绪帝等人)指使”的“叛逆”行为而火冒三丈，立即命令内务府把连材杀害，并大行株连，将平时同情或接近光绪帝的“内传”多人，分别发遣、处死，在清宫内制造了又一起残暴的大血案。西太后制造这一血案的指向是路人皆知的，明显是想为了削弱光绪帝的势力。
在甲午战争后，西太后的两大支柱之一洋务派的阵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已声名狼藉，遭到“朝野上下的唾骂”。因此，当他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回国后，不敢露面，便到外地躲起来了。
并且通过甲午中日战争的实践，也使愈来愈多的人看到，李鸿章等人搞的那套“自强”新政，也“不知其本，故仍无补于国势之孱弱。”对洋务派搞了几十年的“洋务”活动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可是，西太后为了维持与帝国主义勾结的“苟安”局面，离不开这个深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李鸿章，而对他百般庇护。
到一八九六年秋，在全国一片喊杀声中又把他召入北京“入阁办事”,随即任命他为专使出使沙俄等国，又在国外干了一些新的卖国勾当。
不过，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势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却大大的削弱了。当时不仅他那煊赫一时的“自强”术已遭到人们的唾弃，就是他的“北洋”地盘也从此失掉。
当然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成了这个政治势力的继承者。
当然洋务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对外态度方面，张之洞以及刘坤一确与李鸿章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与沙俄进行伊犁问题交涉对，对于崇厚误国签约，“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坚决反对沙俄蚕食我国西北边疆。
后到中法战争时，张之洞“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并保荐善战将领赴前抗法，主张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其态度也有积极的因素。
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态度更为鲜明，基本是站在了清廷主战派一边，提出了一些御敌拒和主张。由于上述的缘故，在甲午战争后他的声望有所提高。
不论是张之洞还是李鸿章，在敌视人民和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等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政治上的根本立脚点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因而，在甲午战争后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时，这些人又都企图插足维新运动企图浑水摸鱼。当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的营垒日益分明时，他们便又先后退回到原地，又与封建顽固势力合流。
西太后的另一大支柱，以后党骨干为中心的封建顽固派，在战后也发生了一点变动。在甲午战争中直接站在前场，一味秉承西太后的懿旨，与李鸿章内外串通、死心塌地地推行妥协投降路线的军机大臣孙毓汉、徐用仪，到一八九六年七月(光绪21年6月),因在战争中“主持和议，为舆论所攻”,借“病”退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
但随之而后，唯西太后是从的老官僚王文韶，被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控制了北京的门户；西太后的亲信荣禄，也被加衔晋级，权势进而大张。
于是，他们便与后党原来的骨干徐桐、刚毅等人，结成西太后的“新”班底。这些人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多是主张妥协投降的头面人物，他们与西太后鼻息相通，在战后“以为和局已定，泄沓相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无动为大，漠不关心。
但在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动**的形势下，他们却对其统治地位可能发生动摇而有所顾忌，如荣禄曾主张“设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鼓吹了一阵子所谓的“新政”。不过他们奢谈的这种“富强之道”,在实际上只“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至于“其他大经大法”,则认为“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
可见一些顽固派官僚所兜售的如此“新政”纯粹是洋务运动的陈旧货色，其目的依然是为了修补和强化其统治机器罢了。对真正的社会变革，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因此，无论是洋务派首要者还是“纯”牌的封建顽固派，都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基础。
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国势日衰和在社会上兴起的救亡运动的激发、推动下，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确实游离出一部分人，感到“时势所逼”,纷纷出来“急求雪耻之方”,在清朝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卷起了一股“竞言言自强之术”的热流。
作为这股热流的推波着，当首推顺天府尹胡燔菜，他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光绪21年闰5月)进呈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中说：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岁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
反镜以观。得失利钝之故，亦可知矣。令士大夫莫不以割地赔费，种种要挟为可耻。然时势所逼，无可奈何，则唯有急求雪耻之方。以坐致强之效耳。昔普法之战，法之名城残破几尽，电线、铁路处处毁裂，赔偿兵费，计五千兆佛兰克，其数且十倍今日之二万万两。
然法人自定约后，上下一心，孜孜求治，从前弊政，一体蠲除，不及十年，又致富强，仍为欧洲雄大之国。今中国以二十二行省之地，四百余兆之民，所失陷者不过六七州县，而谓不能复仇洗耻，建我声威，必无是理。但求皇上(光绪帝)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方驾欧洲，旧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巩，岂徒一雪割地赔费之耻而已。
纵观世运，抚念时艰，痛定思痛，诚恐朝野上下，高谈理学者，狃于清议，鄙功利为不足言。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胡燔菜的思想主张，确实反映了当时朝野的一个侧面的新动向。
在战后的几年里，在一些官员、士大夫当中提出的这种“自强之术”,就其基本内容来看，仍不外乎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和办学育人等等。
虽然从这些内容的本身而言，还是没有超出旧“洋务”的老框框，但他们在这时提出要奋起“自强”的立足点，却是为了“一雪割地赔费之耻”,渗透着抵制侵略、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的奋发精神。
与此同时，他们在抨击了洋务派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之后，还提出了“准民间自招股本”,广“开民厂"等主张，无疑，这些建议较之旧“洋务”却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这些在清朝统治阶级当中要求御侮自强的人，除胡燔菜之外，还有礼部尚书李端菜、给事中高燮曾等等。
这些人里的多数，均是与光绪帝在思想、政见方面有联系的帝党或倾向维新的官员、士大夫。
这些人中，尤其是与光绪皇帝有着特殊关系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经甲午惨败和列强围逼的深切触动，同时又较早地接触了康有为，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原来看到一点“洋器”犹如洪水猛兽，竭力抵制任何改革的顽人、尊王攘夷的旧式学者，现在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大为“惊服”,成“省俗大局”,意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的开明人物了。并因此使他与局党和洋务派李鸿章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
这些清廷官员、士大夫提出的这种“致富强之术”,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的变法图强相比较，当然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这些官员力图“致强”、“雪耻”,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力求抵制列强的压迫与宰割，使中华祖国得以保存。
就此说来，他们与维新派又有着某些相通的地方。并且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光绪皇帝既有相似的处境；又在思想主张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上述情由，他们(尤其是翁同和)由于与光绪帝关系密切，互有影响，所以在此后光绪皇帝与维新派逐步结合的过程中便充当了媒介和桥梁作用；有的人甚至进而投入变法维新事业。
显然这些人的出现，表明甲午战争后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日益显著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无疑也是影响光绪帝思想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战争期间的硝烟弥漫，对在战争中“一力主战”的光绪皇帝来说，的确是犹如一场噩梦般的“苦痛”经历。尤其是这场战争的结局，竟然使堂堂的中华大国被一个“弹丸岛国”打得一败涂地，蒙受了奇耻大辱，这对颇有生气的光绪帝来说当然是难以忍受的。
光绪帝对《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深恐“失民心，丧国体”,一直陷入无限的忧虑和痛苦之中。
紧接着，到战后的一八九六年四月(光绪22年3月),当光绪帝又得知帝国主义列强进而大肆向中国扩张经济侵略势力时，他立即颁谕指出，这“与华民生计。大有关得，亟宜设法补救，以保利权”。“收”、“保”利权，早已成为一些人要求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的一种爱国口号了。
此时光绪帝也如此惊呼，这就清楚地表明，到这时他对国家和民族权益被人侵夺的严酷现实，也引起了深切的关注，流露出不可抑制的义愤。特别是，面对列强“相逼而来”,伸出了宰割中国的罪恶之手的危急形势，光绪帝更是心急如焚，强烈地意识到“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感到了严重的威胁。
由于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后越发沉痛地意识到“国势艰难”而“殷忧危亡”,他便急切地要求“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产生了奋起“图强”的迫切感。
苏继祖在《清廷戊戌如变记》中说，“自甲午、己未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光绪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在于维新运动期间，驻华的外国人评论说，甲午战败以后，光绪帝“对于他的国家之被击败于日本之手感到耻辱，亟子要采用一切维新的政策，以期使这种耻辱不再发生”。
我们把甲午战争后光绪帝的思想表现和上述有关的历史记载综合起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也使光绪帝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既对此深感“耻辱”,又意识到列强在“合以谋我”使“国势艰难”。
从而，光绪帝便产生了深切的“忧危之心”。作为清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者光绪帝的“陇危”,固然是出自唯恐“失人心”,造成“社稷难资保守”,忧虑其统治地位可能丧失，他的“化危”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
然而，光绪帝产生这种“忧危之心”的触发剂却是源于战败受辱、山河破碎和随后列强“相逼而来”的严峻危局。在他的这种“忧危”的心情中，显然包含着浓烈的忧国之愤和强烈的雪耻之恨，寓积着爱国的情怀。
从光绪帝要求“图强”的立足点来说，当然与那些感到“时势所迫”、“急求雪耻之方”的清廷一般官员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心情有着相同之点。
正因如此，当光绪在一八九五年七月间(光绪21年闰5月),首次得到康有为激励他“赫然奋发，扫除更张，”以“雪仇耻而扬天威”的上书“览而喜之，”引起了他的共鸣。
在这期间，如胡燔菜等人也纷纷上奏，“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力促振作图强。与此同时，在光绪帝身边的翁同和，又反复以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和“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这些来自内外要求图强的呼声，对光绪帝的思想变化又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使他的“雪耻”、“图强”之念进一步坚定起来。
不过，在一八九七年以前，仍然处于封建顽固势力包围之中的光绪帝，还是难以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他在这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基本是来自清廷统治集团的内部。
因此在当时光绪帝急迫地要求图强弭患，并认为“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意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然而在他思想中的主导方面，也同样认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表明光绪帝在这时的图强思想，还未越出洋务派和荣禄等顽固派官僚所设下的那一套“自强”的旧路子。
但是，光绪帝的“图强”思想却未始终停留在只是“修明武备”这一点上。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上的变法维新运动迅猛发展，他的思想也在继续变化，不断地向前推进。
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既蒙受着奇耻大辱，又面对危机日深的严峻形势，社会上那些不甘做奴隶的人们已作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回答，他们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踏上了救亡图存的征程。
与此同时，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和议论这一严峻的新课题。
从条政以来，逐渐怀有“励精图治”思想的光绪皇帝，也从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产生了“忧危之心”,进而起来“急求雪耻之方”。无论他的主观目的如何，这种思想倾向，却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上各阶层人民的迫切愿望。
可以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悲惨的结局，既进一步唤醒了社会上各阶层的广大人民，也激发了年轻的光绪帝。所以甲午中日战争，又成了光绪帝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加速了他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