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启齿的苦衷

在中、日“议和”谈判的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的侵略野心和蛮横的帝国主义嘴脸暴露无遗；李鸿章丧失民族气节的洋奴相也得到了充分的表演。这种所谓的“议和”谈判，自始至终是在日本侵略者设置的框子里进行的。

在这期间，光绪皇帝依然处于被“劫持”的状态不得自主。中、日之间的“议和”谈判，在清王朝中央还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实主之。”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和以及李鸿藻(他也对日投降签约持有疑义),虽然也参预其中，但在主降势力的包围之下“亦不敢尽其辞”。”而且孙毓汶始终把持着向李鸿章“秉笔”电文的特权，通过他的手频频向李鸿章传达西太后和他们这些主降官僚的意图，并继续鼓吹“陪都(沈阳)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的速降谬论。如在三月三十一日(3月初6日),他们不顾翁同和、李鸿藻俩人“同词力争”,在给李鸿章拟的电文中“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在这时，孙毓汶竟蛮横无耻地扬言；“‘战’字不能再提”,气势汹汹地压制正义的声音。当然在这时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也有促其“力争”的内容，但这些东西含混无力，纯属空谈，对李鸿章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

在中国方面，由于这场“议和”谈判始终在投降派牢牢控制、指导下进行的，其进程也就合乎逻辑地按照这些民族败类的意想发展下去了。于四月十七日(3月23日),李鸿章正是以“宗社为重，边檄为轻”的投降谬论为依据，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草签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并规定，这个条约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五月八日(4月14日)在中国烟台互换后生效。到此，如何对待这个丧权辱国新记录的条约。又成了所有的中国人必须作出回答的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顽固坚持卖国立场的李鸿章，在草签了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之后，便以极快的速度派出专人将条约文本于四月二十一日(3月27日)送到北京。接着，后党骨干、军机大臣孙毓汶紧相呼应，于次日便“捧约逼上(光绪帝)批准，海盐(徐用仪)和之”,对光绪帝展开了逼攻。这些主降官僚甘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内应，恨不得立即让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了局”。

在这期间，光绪皇帝迫于各种压力，对投降势力曾有过屈从的表现。但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得逞却一直是不甘心的，尤其是对于割地等条款更是极为抵触。因此，光绪帝对这次孙毓汶、徐用仪的逼签活动，在翁同和以及李鸿藻的配合下，由“迟疑”到坚决“不允”,拒绝了签署用宝，表明对于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光绪帝还是不含糊的。

当《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和光绪帝拒绝批约的事传开以后，顿时轰动朝野。

早在李鸿章于日本草签中日《马关条约》之前，在清廷一些官员、士大夫当中，对于传闻中的割地、赔款等事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四月十五日(3月21日),抵抗派官员余联沅等人就联名上奏，疾呼“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同日，支部给事中褚成博也上奏指出“凡有血气者，皆知(割地、赔款——引者)为万不可行”。在此期间，还有些忧国之士，开始认真地“预筹持久以敝敌之法”,准备拒约再战。当条约传来，从清政府之中的御史、翰林、宗室贝勒、王公大臣、疆臣大吏到社会上的“士庶”之众，均人心激愤，“旦夕汹汹”。就在光绪皇帝拒绝孙毓汶、徐用仪逼签条约的当天(即4月22日)在北京参加应试的广东、湖南的举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拒约。接着，于第二日(4月23日)的一天当中，在清政府又有一百二十多名各级官员纷纷上奏：“有请廷议者，有驳条款者，有劾枢臣者”,总之“大率谓和约当毁”。随后在翁同和代表南北学肄业生曾炳铧等人上的奏折中，又较为全面地恳请“驳罢和议，以款夷之费筹兵，以乞和之耻激将，严赏罚，振纪纲，拒要以图之，持久以待之(其中包括迁都)”。在疆臣之中颇有影响的刘，坤一，到这时也明确表态，认为中国“宜战不宜和，利害轻重，事理显然”,他又指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至于清军里的爱国将领，更是“一闻和约、义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诸将或号泣谏言，愿决死战，不肯以寸土与人”。在整个清王朝统治阶级阵营中也翻滚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声声血泪、字字以诚，一致要求废约。尤其是台湾同胞，得知割台的消息后“男女老少痛哭愤激，不甘自外于中国”,他们“誓不从倭，百方呼吁”。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空前活跃。于是，拒约、再战，誓死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疆土的怒吼声响彻全国。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毛泽东同志说的这种情况，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全过程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到这次战争的后期，当日本侵略者强迫签订《马关条约》,要把中国置于危境的时候，这种情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社会上各阶层人民掀起救国热潮的过程里，在清朝统治阶级当中，围绕是否批准《马关条约》这一重大问题，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使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发生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最高点。

当时，对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来说，“圣(这里指光绪帝)心既已坚定，众志自克成城”;反过来，众志既已成城，又促使光绪帝拒约的立场更加坚定。

当《马关条约》的确切内容被公开披露以后，尤其对割让辽东一节，沙俄十分恐慌，因为这与他的侵华计划发生了冲突。所以在四月二十三日(3月29日)它便联合德、法两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辽东。对于这种事态，光绪帝出自维护国家领土的急切心情，引起了注意。但是他对沙俄仍存有戒心，还不托底，旨令驻俄公使许景澄进行刺探；同时，光绪帝对割台等款也十分焦急。特别是在他看到“连日疏争者不绝”的情形时，其“意颇为动”,遂即“一振，气象聿新”,给他增添了新的力量，“意欲废约颇决。”在四月二十三日，当光绪皇帝看到主降官僚还在鼓吹“让台”的时候，他便当面给予了“诘责”,严正指出；“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当然，光绪帝反对割台，说来还是从维护他的统治地位出发的。然而从作为一个皇帝的人说来，这正是他决心维护这个国家主权、领土的真实表述。这种从顾及本阶级的统治地位来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与卖国求荣、甘心把国家的神圣领土“拱手让人”的投降派对照，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围绕废约还是批约所展开的这场尖锐斗争，迅速地集中在这样一个焦点问题上，那就是，应否迁都采取“持久”战略。

如前所述，在清政府对日宣战之后，刘坤一曾提出中国应“坚忍持之”,主张采取“持久”战略来对付日本侵略者。到日军侵入辽东，攻陷旅顺，中国的战局越发危机，这种“持久”战略的思想主张便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到这时，或者又受到了“公车上书”的影响，有些主战者又从中外战史中来探索“持久以敝敌之法”。如文廷式等人还从“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的考虑出发，把“持久”与迁都联系起来了。后来，在清朝统治阶级中要求废约再战的人们，又进一步把废约、迁都和开展“持久”战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以迁都、开展“持久”战作为达到废约目的的手段，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具有完整战略意义的思想主张，这集中体现在翁同和代表南北学肄业生曾炳华的奏折之中。翁同和在政治方面的思想见解，也是往往与光绪帝相通的。而且事实说明，在此期间，光绪帝对《马关条约》所以由“迟疑”到“废约颇决”,随后也主张“废约”、“西迁”,起码说明光绪帝是接受了翁同和等人的思想影响。

当然，这种“持久”战略，并不是建筑在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之上的人民战争战略(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显然这种“持久”战也是缺乏牢固基础的。然而，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内各阶层人们当中形成同仇敌忾、一致对敌的情况下，光绪帝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人心”所向，发挥中国地域辽阔的优势，在“离海岸深入”的广大内陆地区里开展“持久”战，确是一个反击日寇的“要著”。

到这时，在实际上日本侵略者也“精疲力竭，它的财源以及军事物质(资)的供应已相当枯竭”。对此，清政府通过驻日公使王之春也探知。“倭财竭疲甚，必难久，冀我固守”,事实说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已是强弩之末。并且日本侵略者在这时除了要集中力量侵占我国台湾之外，已无力继续扩大侵华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在内陆开展“持久”战，在客观上也是有可能的。

毫无疑问，在《马关条约》尚未正式批准之前，迁都、开展“持久”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反击，这既是全国的人心所向，也是废除《马关条约》,扭转危局，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唯一良策。光绪帝决心采纳此议，显然是一明断。

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内部继续拨弄权术。表面上，她还是以“病”为名，一般不公开露面。在四月二十五日(4月初1日)宣布“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并表示“外论(要求废约再战的奏硫和舆论)如此，祗可废约议战”。但当光绪帝准备顺水推舟“宣示”她的这个“废约议战之懿旨”时，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助却出来反驳，说什么光绪帝是在发“诳语”,给予顶回。同时孙毓汶也与奕沂“相和”,哭哭咧咧地叫喊，“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本来光绪帝在传达西太后的懿旨，竟又引起一场风波，“请皇帝旨办理”云云，还只不过是一种伎俩而已。大致在此期间，“翁尚书(同和)亦主迁(都),孙尚书(毓辩证)则主乞和”,俩人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一意主降的孙毓汶，倚仗西太后之势，专断地说，“岂有弃宗庙社稷之理?”拼命反对迁都再战的正确主张。

当迁都再战之议遭到奕沂、孙毓汶等后党官僚竭力抵制而难以议决时，到四月二十七日(4月初3日),焦急万分的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又敷陈西迁之议”,力求作出最大的努力，请求西太后采纳这个唯一可行的挽救之策。但是，降心已定的西太后听罢，却冷冷地说“可不必”,并遂即由她个人作出决定，“和战之局汝(光绪帝)主之，此(指迁都)则我主之”,竟如此轻率地把浸透着多少人爱国血诚的这一救国良策压置起来，在实际上是将其否决了。

从光绪帝和绝大多数强烈要求废约的人来说，都认为如不把清中央政府从敌军易于攻破的北京迁出，“持久”战也就无从谈起；不进行“持久”战给日寇以重创，也就达不到废约的目的。从而，迁都便成为废约的关键。现在，西太后把迁都之议予以扼杀，在实际上就是表明，她所谓的“议战”是假，力求批准《马关条约》,对日彻底投降才是其真意。而且通过这件事，西太后便进一步把光绪帝的行动紧紧地逼向只有批约、投降的死胡同里了。光绪皇帝陆人万分“为难”之境而“天颜憔悴”。

西太后在内部扑灭光绪帝的一线希望之后，她的同党们也都纷纷出洞大肆活动于外，施伎俩、造舆论，向光绪帝加大压力。在这时，除了孙毓汶、徐用仪之外，后党老官僚王文韶(时任北洋大臣)以及影子人物李莲英也都出来里外跳窜。当时身为宦官的李莲英竟与徐用仪一起大叫，“中国甚大，台湾乃一点地，去之何妨?”真可谓是丧心病狂。这些人的无耻活动，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有一段具体记载：

孙毓汶“迫皇上用宝”未遂以后，复“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此事在《德宗景皇帝实录》及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等资料中均有记述),孙毓汶与李联(莲)英内外恐吓。是日翁常熟(同和)入朝房，犹力持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请展期五日。孙(毓汶)谓：“若尔，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日：‘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事何?’孙知不能强，乃使李莲英请之(西)太后，迫令皇上画押，于是大事去美。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他的面前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到了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光绪21年4月初8日),以西太后为代表的主降派看到条件具备，便决定进行最后的逼签活动了。对此具体情况，易顺鼎在其《盾墨抬余》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五月二日(4月初8日),“四小枢(指恭亲王奕沂、庆亲王奕助、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四人)劫之上(光绪帝),合词请批准。上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候否?(这是光绪帝为摆脱困境和争取一线的生机，又想利用了解俄、德、法三国的意向，再取得一点回旋的时间)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诉)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初九日(5月3日)和约用宝。”

《马关条约》得到批准，对于投降派来说似乎是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可是要使这个条约生效还需要履行最后一道程序——换约。因而，当那些投降派官僚出面逼迫光绪帝批约之后，又迫不及待地促使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及时换约。为了达到这一可耻的目的，李鸿章密派伍廷芳请日本驻津领事“速电东京，促我换约”;孙毓汶又在北京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暗中串通以示“换约益急”。至此，更充分地暴露了李鸿章、孙毓汶之流甘当日本侵略者内应的丑恶嘴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马关条约》,终于在日本坚持的原定时间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光绪21年4月14日),由中、日双方代表于烟台完成了换约手续。至此，《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辱国丧权的中日《马关条约》,在清政府方面是通过光绪皇帝批准的。就这一事实的本身来说，光绪帝蒙耻批约的污迹是抹杀不了的。但这一耻辱事件的由来和促成，却又完全是以西大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从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坚持误国方针的必然结果。再从批约的过程来看，还是在西太后定下套路，由其亲信官僚步步紧逼、多方围攻，使光绪帝陷入不能自主的条件下被迫签署用宝批准的。因此可以说，促成批准《马关条约》的罪责，也完全是在西太后和以她为首的清政府投降派身上。事情的原委清楚地说明，在这当中光绪帝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可悲角色。

光绪皇帝为了抵制《马关条约》,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确是费尽了心力，尽到了他作为一个不操实权的皇帝的力所能及。甚至当他陷入重围，在痛苦地被迫批约的最后时刻，还曾力图争取一点挽回的余地。然而他的这种努力，也照样被那些丧尽民族气节的投降派权贵给扼制了。

事实表明，光绪皇帝为了抵制《马关条约》和力争挽回由于这个条约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斗争、周旋到最后一刻的。直到中、日双方换约以后的八月二十八日(7月初8日),当李鸿章被调入清廷办事时，光绪帝还当面斥责他，“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这就清楚地说明，光绪帝除了对李鸿章等误国行径始终深为不满之外，他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一直是持以反对的态度。

光绪皇帝反对《马关条约》,可是这个屈辱的条约却又是经其亲手批准的。这一活生生的历史矛盾现象，无疑既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光绪帝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格；更是集中地暴露了在西太后控制下的清政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综观光绪皇帝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基本表现及其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楚地体现了一个力图有所作为，但还不愿摆脱封建专制桎梏的皇帝的特色。由于光绪帝怀有一定的进取心，所以他与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昏庸势力有所不同，对外来的侵略具有较为强烈的反抗性。国家属于阶级的范畴，爱国有着阶级的、历史的具体内容。光绪帝出于对其统治地位的“忧虑”而坚决反抗侵略，维护他们的社稷(也就是维护他们统治下的国家)。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反侵略的态度(对他来说也只能是这种态度),无疑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外国征服者的正义要求；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是爱国的具体表现。所以说到甲午中日战争时，帝、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远远地超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发展为对待外国侵略者的两种不同态度的对立。同时又由于这时的光绪帝在“治国”思想上还没有发生变化，在这方面他与西太后仍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因此在这期间，光绪帝虽然与西太后及以她为首的后党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但是这种矛盾和对立还仅仅限于对待侵略者的态度方面。正因如此，在这时光绪帝与西太后势力的斗争，其结果又都落到他们的共同点上。不能不说，这就是光绪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最后扮演了个“替罪羊”角色的根源所在。

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光绪皇帝有着与一般封建帝王不同的处境，他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处于不操实权、受制于人的地位。从而使他的忧国之愤不能伸；抗敌之策不得行，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才能和作用的发挥。曾有人把光绪帝未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左右局面归结为“没有多大才干”,这是不公道的评说。

甲午中日战争，是年轻的光绪皇帝自“亲政”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最大的中外战争风浪。在这个过程中，侵略者的凶残和清政府的腐败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一切，对于颇有些进取心的光绪帝来说，在思想上的确受到了深深地触动。

同时，就在光绪帝被迫批准《马关条约》的当天(5月2日),康有为即联合在京的一千多各省举人发动了颇有震动的“公车上书”事件，吹起了变法图强的号角。由此而奏起的新的时代旋律，也逐渐波及了光绪帝。总之，甲午中日战争，又成为光绪皇帝的思想发生新变化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