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保留的妥协

在反侵略战争的紧要关头，西太后居然采取这一系列的残暴措施，打击和迫害主战力量，扮演了可耻的投降派的元凶角色。这些倒行逆施的行动所以得逞，既充分暴露了西太后对内如狼、对外似羊的丑恶嘴脸；也表露了光绪皇帝无权和软弱的窘况。

就这样，西太后通过对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施以种种的震慑措施之后，到了一八九五年一月(光绪20年12月),她便撕开什么“缓兵”等伪装，要强行对日公开求和了。一月五日(12月初10日),他们委派的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便赴日本广岛求和，由西太后、李鸿章等人精心策划的对日本侵略者求和的丑剧，到此正式开场了。

侵略者的贪婪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攻陷旅顺以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时地放出可与中国议和的空气，实际上这是为麻痹其它列强而施放的烟幕弹。对中国，日本侵略者决定在彻底消灭北洋海军之后，对京、津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时，再来通过“议和”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因此，他们既拒绝了李鸿章委派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的求和试探活动(当然此中还有国际背景等因);又蛮横地驱逐了清政府正式派遣的张荫桓、邵友濂等求和代表。

到了一八九五年二月中旬，日本侵略者攻陷威海卫，全歼北洋海军，认为条件成熟，便又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清政府放出风声，如果“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著之员”,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可以正式进行“议和”谈判。实际这是让清政府派出既有权势又善于屈辱妥协的李鸿章之类的高官作为全权代表，方可进行议和“谈判”。在此，日本侵略者居然提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来压中国。

西太后等人早已决意对日屈辱求降了，当日军攻陷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军又在辽东一带发起攻势，锦、山吃紧，京、津震动时，他们更成了惊弓之鸟，甘愿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以换取苟安之残局。

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对此糜烂之危局，也深感“愤极愧极”而“声泪并发”,“流汗战栗”,一时“罔知所措”。

到这时，无论是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还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他们均被震慑于日本侵略者的军威之下，都拿不出挽救危局的良策。他们这种相同的表现，当然是集中地暴露了整个清廷统治集团的腐朽性，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除了由于阶级的属性(如他们都敌视人民群众，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等等)所决定的共同点之外，事实上，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妥协投降势力和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虽然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表现相似，但他们的内心活动是不同的。

集结在西太后周围的那伙政治势力，到这时已被日本侵略者征服了，这是他们对外采取妥协立场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在“愤”、“愧”交加，“罔知所措”之中，却隐伏着他们自身的苦衷。在一定情况下的悲观，并不一定都必然导致对外投降。

从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实践证明，不管出自何种具体目的，光绪皇帝和一些廷臣疆吏却始终站在反侵略的一边。他们一直主张依靠本国力量筹战卫国，并为此与外敌、内奸拼力抗争、周旋。可是他们的爱国情怀，却受到来自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实力派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抵制和摧残。他们竭尽全力筹划的条条御敌之策和颁发的道道组织抗敌的谕旨，一到西太后、李鸿章的关口，就无法逾越，使其抗战的主张、方策终不得实施、推行。后来又由西太后强行决定对日妥协求和，致使全国“战守之心益懈”,造成敌军踏破国门的危局。因此，光绪帝始终不认为中国必然战败，直到这时，当孙毓汶叫嚷“前敌屡败”,鼓吹中国只有对日屈服投降时，光绪帝又当即给予反驳，指出：“赏罚不严，故至于此。”他说的“赏罚不严”是颇有含意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权势者阻挠、破坏抗战；打击、陷害主战力量，一味妥协误国的一种愤怒谴责。后来，文廷式也说，“不使上(光绪帝)得行其志者，其(西太后之流)成谋团结，非一朝夕之故也。”如果不拘成见坦率而言，造成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败局，光绪帝虽为一国之君，但他是无罪的。因而，当他们看到这种可悲的后果，产生“愤极”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强烈的爱国热忱不得伸张，满怀的御敌之志不能实施，光绪帝深深地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曾有论者指责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在清军一败再败的严重形势面前，总是“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似乎他们与西太后之流实为“一丘之貉”,此说固然并非毫无所指，但是如前所述，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确曾提出(或准备推行)不少具有积极意义的御敌方策，但其结果不是基本上都在西太后、李鸿章等人的阻挠、破坏下化为昙花泡影了吗?事实上，在西太后、李鸿章控制清政府实权的条件下。他们提出再多、再好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要追究光绪帝的责任，那主要是在于他未能坚定、有力地排除清廷统治集团中的妥协势力。

多年来，光绪帝曾一直在想从西太后手中收回实权。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西太后已成了清朝统治阶级中妥协投降势力的总根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心主战的光绪帝本应大力收权了，并且在当时又出现了有利于他收权的大好时机(如，在民族矛盾急剧尖锐的形势中，光绪帝的主战号召颇有吸引力，拥护他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光绪帝收权的呼声日益强烈，等等)。可是，这时的光绪皇帝，却表现了惊人的软弱，他在这方面竟然躲躲闪闪，甚至还反过来屈服于西太后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下令迫害支持他收权的人(如颁谕革职发遣安维峻等)。对于这种情形，即使那些同情和支持他收权的人也为之心寒，有的官员痛心地指出，对于西太后“上(光绪帝)过仁慈”,劝他能够“分别邪正”,振作起来，坚持正义。但是，光绪帝恰恰是没有这种勇气。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这除了与光绪帝自身的弱点有关之外，在甲午中日战前，光绪帝与西太后的矛盾基本是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他们在政见方面尚未出现明显的分歧。到甲午战争时，他们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方面，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从光绪帝的思想发展过程说来，不能否认是一种进步。然而在他的“治国”思想上，还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也就是说，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圣道”方面，这时的光绪帝与西太后还是一致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基本立足点，仍然站在同一条封建专制主义的破船上，当然光绪帝也就不愿与西太后发生根本性的分裂。另外，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在清廷居于实权地位，并且他们已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结成联盟。要排除这种上下一体的巨大势力亦非易事，这也是光绪帝时而委蛇、屈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随着甲午抗战的形势急剧恶化，光绪帝更加陷入进退两难的漩涡里。当他与一些抵抗派官员感到到了山穷水尽时，表现出既“愤”又“愧”;既悲又“罔知所措”的窘态，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当年二月以后，中日之间进入了最后摊牌的阶段。在中国方面，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还是对敌屈辱投降?这个极其严重的新课题又尖锐地摆在了一国之主光绪皇帝的面前。在这关系国家命运的严峻时刻，处境艰难、心情矛盾的光绪帝，将要经受更大的考验。

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攻陷威海卫，最后消灭北洋海军，对京、津造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之势，要通过“议和”迫使清王朝统治集团完全就范的时候，日本侵略者能否顺利地达到这个罪恶的侵略目的；清王朝统治集团是否就此彻底屈服?这个矛盾便迅速地集中在清政府能不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决定改派具有卖国全权的李鸿章作为“议和”代表的问题上了。

随着张荫桓、邵友濂被日本驱逐的消息传来，田贝又向总理衙门转达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透露“议和”谈判要涉及到“割膏腴、偿巨款”的问题；接着田贝更明确地说出，“非有让地之权者不必派来。”这时，西太后及孙毓汶、徐用仪、奕诉等人经过再次密商，西太后遂决意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罢战求和。据了解内情的翁同和记述，二月十二日(正月18日),光绪帝又召见群臣“询昨日定议否?”他还蒙在鼓中。事实上西太后在当日便单独召见枢臣，明确指出“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李鸿章)”,并且她当众决定“即著伊(李鸿章)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这时，恭亲王奕诉传言“上(光绪帝)意不令(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听到此话，西太后大发肝火，声称“我白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就这样，西太后又次强行决定，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理要求，派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代表，遂即授意孙毓汶拟谕旨发给李鸿章。

二月十三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由孙敏汶草拟的这份上谕颁布了。在这个上谕里完全体现了西太后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公然颠倒黑白地吹捧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还说什么“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正式宣布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和约。”同时宣告对在此之前由光绪帝颁谕给李鸿章的处分一概撤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

西太后在了解到日本侵略者的意图之后，强行作出上述决定，清楚地说明她已确定了对日投降的方针。而且通过以上的步骤，又做好了对日投降的具体部署。可是老奸巨猾的西太后深知，这桩事确有蒙受“千古罪人”的骂名。于是，当她把对日投降的方针确定、路数定妥之后，即声称“肝气作疼，左体不舒”,装起病来躲入深宫。西太后企图利用这种手法来逼迫光绪帝投入由她设下的陷阱，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光绪帝身上。

果然不错，在二月二十二日(正月28日)李鸿章应召来京后，坚持要与李鸿章进行“面商”的西太后，却继续装病，让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传话“不能见，一切遵上(光绪帝)旨可也。”把此事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光绪皇帝。已是进退两难的光绪帝无可奈何，为了圆场只得出面召见李鸿章，并连续举行了枢臣会议(有的会议光绪帝未参加),具体商讨对日“议和”的方针问题。由于那些主降派官僚的心里都十分清楚，在将要举行的“议和”谈判中，日本“注意尤在割地”。因此在会上李鸿章首先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说什么“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似乎不同意割地赔款的样子。但事实证明，李鸿章是一意主降者，他恨不得尽快满足日本侵略者的一切要求了事。不过，做贼总不免有点胆怯，对于卖国的勾当也不能说他一无顾及。事实上他说这些话的真实用意，是摆一下他面临的“苦衷”,为下一步向光绪帝要价作伏线。这时，翁同和的态度明确，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赔款)当努力。”主张宁可多赔款也不割地。对此，后党官僚孙敏汶、徐用仪又披挂上阵“必欲以割地为了局”,他们露骨地叫嚣“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即对日投降谈判)”。这伙人为了取得个人的苟安，居然无耻地主张不惜出卖国家的神圣领土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就这样，围绕在即将举行的中、日“议和”谈判中应否对日割地的问题，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又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由于光绪帝既不敢与西太后闹翻，又不甘承担出卖领土的历史罪名。因此他在公众场面只表示要“深维至计”,让众臣议论，他自己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与他心心相印的翁同和却已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割地。直到三月二日(2月初6日),李鸿章在赴目前夕谈到可能议及割让台湾的问题时，翁同和还断然表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在此期间，光绪帝与翁同和依旧日夕接触议事，可以说，这时翁同和的言论，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表达了光绪帝欲言而不便言的心意。所以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虽然西太后躲在幕后没有公开出场，光绪帝曾经出面但也未明确表态，然而在实际上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亲信表明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

久经清王朝官场生涯和了解一些侵略者动向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关系之重”的割地问题，是他参加中日“议和”谈判的最大难关。因而，他为给日后可能遭到国内人们反对时找到托词，坚持“请训”,硬要光绪帝的“面谕”,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让地”授权不可。为此，他在北京赖着不走：一方面，与孙敏汶、徐用仪等人终日密谋和与外使勾串；另一方面，大肆制造舆论给光绪帝施加压力。后来李鸿章便急不可待，不得不抛开伪装直接跳出来上奏光绪帝，说什么如果他没有“让地”权就“不能开议”。甚至他还公然歪曲历史事实，为坚持割地的投降立场制造历史根据，鼓吹“割让疆土之事”古已有之，他更丧心病狂地威胁说，如不割地，“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又当如何处置!"与此同时，一些后党官僚也甚嚣尘上，联名上奏声称；“惟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这些人还编造了一个所谓的“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谬论，妄图为他们对日投降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在大造速降舆论的同时，又连声鼓噪“促鸿章行”。当时的英、俄等列强，为了维护它们各自的侵华利益，也“对中国施以压力，强迫中国接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某些侵略要求，力图促使这场战争尽快结束。

来自内外的压力，一齐落在了光绪皇帝的头上。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光绪帝被迫作出了有保留的妥协，命恭亲王奕诉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已是进退维谷的光绪帝，企图以此间接、含糊的授权，来暂且解除他面对的巨大压力，也为自己留有余地。其实，据翁同和记述，当时西太后已在暗中通过恭亲王奕沂向李鸿章交了底。于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五日(光绪21年2月初9日),李鸿章出京去天津，准备赴日谈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