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陷入危机
日军侵占平壤后，逐渐用军事力量控制了整个朝鲜。大东沟海战之后，日本海军又利用李鸿章的胆怯惧战的心理，使黄海制海权落入其“掌中”。于是，日本侵略者便按照其预定的侵略计划战火烧向了中国本土。
至九月二十七日(10月25日)前后，从鸭绿江上游偷渡后，马上迅速抢占了清军防线的“总根据地”九连城。接着，安东、宽甸等军事边城相继失陷，鸭绿江防线遂即瓦解。
此后不久，凤凰城、岫岩又相继失守，使清朝的陪都沈阳和兴京皇陵受到直接威胁。这个时候，日本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后，于十月九日(11月6日)经激战攻陷金州，到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海军要塞旅顺失陷，并使无辜百姓二万来人倒在血泊之中，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性。至此，辽东与辽南的沿边重镇相继沦失，大片锦绣河山横遭侵略者的践踏；无数平民被日寇**与屠杀。从而锦(州)、山(海关)告急，京津震动，中国的抗战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正当日本侵略者踏破国门大举入侵之际，焦急万分的光绪帝于十月三日(10月31日)召见奕助、奕诉，欲商应急对策。但上台不久的恭亲王竟然不着边际的大发空谈，使光绪帝的召见大为扫兴。
当日，翁同和、李鸿藻求见西太后，陈述局势之危，她竟另行召见世铎、奕沂尽言“庆典”事。西太后对战争的危局无动于衷，竟专注于自己的寿辰庆典，对日态度已发生变化，其注意力正在转移。
在平壤失守后，随着抗战的不利局面越发明显，西太后原来对战争存有的侥幸心也随之破灭；同时她的寿辰庆典又日益迫近。于是，西太后的心理重心开始转向。
在光绪帝与抵抗派官员加紧策动起用奕诉时，西太后又以另外一种紧迫感，于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突然打破常态，公开出面召集了一次枢臣会议。
会上，西太后既以冷漠的态度避开翁同和力陈的战争危机局面；又拒绝了翁同和、李鸿藻要求起用奕沂的奏请。会议的中心竟成为西太后(下简称后)与翁同和(下简称翁)进行的一场事关重大的授命对话，虽然西太后的话遮遮掩掩，甚至施以谎言。但众所同知，她是要借翁同和之口向李鸿章示意：可以依靠俄国对日求和了。此时，虽然西太后在当时谈和还有羞于启口，但她的主和的面已显露。正因如此，翁同和不愿为她承受骂名，一再推辞；但他又不敢过分抗拒西后。结果，在只作“传述”的条件下，翁同和接受了这一任命。
九月初二日(9月30日),翁同和至天津总督署见到李鸿章时，又接到给他与李鸿章的延寄一道，命李、喀晤面的详情由翁同和“回京复奏”。这是西太后施展的又一伎俩，既可防止翁同和此行不能尽其意；又表明她对此事的重视，尚暴露出西太后也要把翁拉入求和轨道的用心。
深谙事态的翁同和，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对李鸿章说：“出京时，曾奉慈谕(西后之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但同时又说，“喀使既有前说，亦不决绝。今不必顾忌，据实回奏。”他又委婉地透露了西太后的意图，对依俄求和开了绿灯。
至九月六日(10月4日),翁同和返回北京向西太后回奏时，他除详述会见李鸿章的情形外，又“力言喀事恐不足恃”,还说“以后由北洋(李鸿章)奏办，臣不与闻”。
翁同和在复命之余，再次申明不介入依俄求和事。其实，他对此事是持以否定态度的。然而在光绪帝仍加紧主持抗战的关键时刻，翁同和奉命的天津之行，却成为西太后的立足点移向对日求和的重要体现。但她的这种愿望，也只不过是自己的意愿而已。
事情的整个过程虽然都是在颇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翁同和“密赴津沽议抚议”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因此，在坚持抗战的帝党营垒中，立即产生强烈反响。事实上，从中日开战以来，妥协势力的求和企图从未消失；同时反妥协的呼声从未停息，只是随着形势的演变而时隐时现、时起时伏而已。
到这时，与翁同和关系密切的翰林院修撰张謇，在翁氏回京后的九月七日(10月5日),率先递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愤怒地谴责了李鸿章一贯“主和误国”的可耻行径。接着，志锐出阵，文廷式也联合翰林三十五人连衔呈折，都众口一词地抨击议和企图。但是他们设计的对策，不外乎“联英伐倭”或“联英德以御倭”而已。
这些帝党官员的主张，固然都是立足于抗日，与西太后、李鸿章的依俄求和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他们都把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列强，因此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西方列强，首先是英国，既唯恐“战争继续下去可能损害英国的贸易”;又担心战争扩大有在中国“引起屠杀外人的危险。”因此，从九月八日(10月6日)以来，英国政府便通过外交途径与德、俄、法、美、意等国政府进行磋商，企图对中日战争组织联合的促和活动；同时又探询日本的意向并逼迫中国屈从。
其实，英国的目的是出于“自保”,力求避免因日本的大举入侵而打破列强在华形成的侵略格局；同时又不愿挫伤日本。
因此，英国提出的促和条件是：列强保证朝鲜“独立”和中国对日赔款两项。当时其他列强所考虑的也只是“在朝鲜的政治和商业野心的利益”,而且又对中国各怀鬼胎，彼此间矛盾重重。
因而，其他各国政府先后以各种借口拒绝与英国联合促和。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正急剧膨胀，认为“事态尚未达到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得到满意的结果”的程度，也拒绝了英国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标榜“严守中立”的美国政府，后来就渐渐插入中日议和交涉。
英国搞的联合促和活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还在单独行动。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到总理衙门提出其政府的促和条件，并“限即日定议”。
次日，清廷枢臣在商议此事时，孙毓汶、徐用仪气势汹汹地“力主应允”,他们扬言，若“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
但翁同和、李鸿藻却严厉地指出，这是英使在“要挟摧逼”,并质问孙、徐“何不称上(光绪帝)意不允以折之?”可是，孙毓汶和徐用仪仍顽固地坚持己见。
无奈之下，翁、李又求见西太后力求争取挽回。然而他们发现天意已定(此指西太后已决意言和),似不能回矣。围绕如何对待欧格纳逼和在清廷中枢展开的这场激烈争论，是坚持抗战与屈辱求和之争的首次正面交锋。结果，以西太后为首的主和势力占了上风。
因为西太后及后党骨干人物步步转向对日求和，故此他们对抗战的势态就越发冷淡。随着太后寿辰庆典活动的摊开与战局的不断恶化，加上外来迫和风的扇动，这些人的求和活动也加快了步伐。
在诸多变故纷至旨来里，清廷统治集团中也呈现一片混乱。时而太后问诸臣“计将安出?”其实她的主意已定；孙毓汶大谈“各国调处”;翁同和坚拒和议。这时，奕助竟出来请奕诉督办军务。无论奕诉的用意是什么，光绪帝却抓住他的奏请，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颁谕宣布设督办军务处，命奕沂“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同时，任命奕沂帮办军务；以翁同和、李鸿藻、荣禄、长麟为商办。另外，命奕助、奕诉及翁、李、荣、长办理新设巡防处事宜；又以怀塔布、李文田、汪鸣鸾等主持团防。
次日，西太后降懿旨，补授翁同和、李鸿藻为军机大臣。在这次对清廷枢要的系列任命中，除尚属微妙人物奕沂之外，荣禄原为西太后的“宠臣”,后因“被劾纳贿”调出京城任西安将军。此前，他为西太后寿辰“祝暇”来京，被授为步军统领留京。其余除了后党骨干，也有帝党的中坚。无疑这是一种调和的结果。
所以如此，显然是体现了帝、后的不同用意。西太后企图以任用亲信、笼络重臣的手段来加强求和的阵容；光绪帝力图以转移用兵权和设巡防处办团防来摆脱李鸿章的干扰，坚持抗战，抵制求和。其实，光绪帝尤其是对奕诉的任命，又是一大错招。
奕沂被升至主管兵事的重要位置后，却迫不及待地在次日与奕诉、孙毓汶等召见俄、英、法、德、美驻华公使，乞求他们帮助中国寻求“和平”。
可以说，这是奕诉在复出后其政治态度的公开亮相。此后，他又继续沿此轨迹滑行到妥协势力的一边。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原来对这个恭亲王怀有巨大期望的光绪帝和一些以国难为忧的官员，只得作茧自缚了。
以清统治集团为核心的乞和风，又迅速地波及于下。十月十二日(11月9日),吉林将军长顺，在他的奏折中声嘶力竭地叫嚷中国所有各军帮“不足恃”。长顺认为，如再继续战下去“大局不堪设想”。言下之意，中国只有对日屈服了。
接着于十月二十日(11月17日),陵寝总管联瑞在联名致清廷电中说得更加露骨，他们借口“保全民命”,不分青红皂白地扬言与“侵扰中国”者言和“自古恒有”。于是，联瑞等公开要求应“派大臣与之议和定约”。
此外，一些患“软骨”症的内外权势者也随声附和。从而，自上而下扇起的求和阴风阵阵袭来，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的卫国之志，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然而，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这时光绪帝和坚持抗战的官员却未被压服或软化。
向日本表示出“善意”的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的当天(11月21日),它的驻华公使田贝，便奉其政府的训令到总理衙门表示愿为中日战争“调处”。并代为清政府拟出求和照会，提出以朝鲜“自主”和“赔偿兵费”为条件的停战建议。
次日，又由他致电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让他转达日本外务大臣。对此，日本方面仍表示“不能接受”予以拒绝；但对西太后等人来说，却对田贝的举动感到是求之不得的。
恰在此刻，光绪帝断然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表明了抵制求和的严正立场。
继而，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又以旅顺失守，光绪帝电谕李鸿章宣布：“该大臣(即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深感痛恨。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以示薄惩而观后效。”再次惩处了李鸿章。旅顺的沦陷，李鸿章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他正与奕诉秉承西太后的懿旨加紧对日求和时，对李鸿章的这种惩处又等于为求和活动泼了冷水。
因为光绪帝在战、和问题上的态度越发分明，毫不含糊，公开拒绝与主和势力合流。因此，他便成了西太后推行求和方针的重大障碍。于是，西太后便采取了杀鸡儆猴的手法，企图以此来胁迫光绪帝和削弱抵抗派势
力。自此，使战、和之争日趋激化。
在光绪帝惩处李鸿章后的第三天(11月26日),西太后便出面单独召开了枢臣会议。在会上，她强行宣布了惩处瑾珍二妃的懿旨，这一“薄惩”,使谨、珍二妃连降两级。惩处的原因，说是“习尚浮华，屡有乞请”,属于“干预朝政”,而且光绪帝对此又颇为“深虑”。可谓问题严重，“罪”有应得了。但到底如何“浮华”、有何“乞请”竟然“干预朝政”?却无一句明言。西太后以其心腹太监总管李莲英，搜集到珍妃通过太监卖官的事，利用光绪帝不在之机向枢臣大加渲染决意惩处瑾、珍二妃，其矛头却是指向光绪帝与帝党的。三天后，西太后又在仪鸾殿召见枢臣。这时，她又斥责“二妃(主要是珍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并谓“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欲兴“大狱”扩大事态。对此，翁同和认为“有伤政体”,奏请将高万枝“交内务府捕杀之”罢了。结果不仅杀了高万枝，还惩处了侍奉珍妃的太监长泰、永禄等人。这次西太后对瑾、珍二妃的惩处，并非只此。
就在处死高万枝的前一天，西太后又授意特制两块禁牌。其一是给瑾、珍二妃立的在其中，对珍妃的随意着装列为禁条。更严重的是，不准二妃在平时向光绪帝呈送物品，企图切断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让二妃以“当差”的身份“随侍”光绪帝“改过自新”,算是皇太后给她们的最大“恩典”了。
另一个禁牌，是赐给隆裕皇后的，其意是让隆裕皇后辖治后妃嫔不准干预国政。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太后权威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借此事件，她不仅为隆裕皇后出了气，且把其强为光绪帝妻娶这个侄女皇后的真实目的亮了出来。表面上是肯定皇后具有统辖六宫之责，其实是明确地让她访查所谓“在皇帝前干预国政”的行为，意即监视光绪帝。再次露出西太后在“家事”中隐藏的政治目的。
晚清官场的腐败，到西太后掌握清朝大权时，已成不治之痼症。“官以钱买，政以贿成”;“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场无异于市场。在这种背景下，“珍妃蒙混请求光绪帝，私卖官爵”的事即使属实，也不足为奇。但事虽不足为奇，却反映了清封建政权的腐败。
可见，在战、和之争的关键时刻，西太后抓住珍妃的一些隐私等问题大做文章，并扩大事态。不只是把无辜的瑾妃也连上，而且还加害太监多人，制造了一起宫廷惨案，公然挑起了一场“内争”。
虽而易见，西太后“惩处”瑾珍二妃、尤是珍妃，其用意是儆戒光绪帝和打击坚持抗战的帝党势力。果然，就在她处罚了瑾、珍二妃和处死太监高万枝之后，又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志锐。作为瑾、珍姐妹的堂兄，帝党骨干志锐，是光绪帝坚持抗战反对求和的忠实支持者。
光绪帝不仅已是抵抗派在舆论上的先锋，后又身体力行勇于参加抗战实践。此前，当光绪帝决定设立巡防处，要围绕北京办团防准备以御敌时，志锐指出“京北空虚”,但热河一带“猎户极力”,认为应在此“速办乡团”保卫北京。
于是，志锐在十月七日(11月4日)上奏表示“愿效驰驱”,要求亲赴热河募勇办团练。遂即得到光绪帝的允准，成为帝党企图抓牢武装的一次尝试。但当志锐出京后，由于前线越发吃紧，各地频频告急，光绪帝又命志锐“回京当差”。
当西太后**威大作，向抵抗派步步施加压力时，十一月初三日(11月29日)她又降懿旨，宣称“志锐举动荒唐”,下令“撤志锐回京当差，招募团练均停办”。可见，在西太后的心灵中，排除异己、削弱帝党势力远远重于备战御敌。
至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她在把奕诉又拉进军机处的同时，还进而以明升暗降的伎俩命志锐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将其调出北京。并且宣布，撤除满汉书房，企图再拔除已成为光绪帝与其近臣议事筹战的据点。
面对西太后凌厉逼人的攻势，开始，光绪帝竟步步退却。惩罚二妃，他“意极坦坦”,听之任之；调出其得力支持者志锐，也屈从忍让。但对于撤书房，光绪帝却不甘让步了。在西太后下令撤书房的次日(12月5日),他以“正典学，奈何稹讲”为由命奕沂转告太后，表示“书房不欲撤”,并且光绪帝仍然频繁地召翁同和等到书房议事。
阴险狡诈的西太后，或许觉得她的举动太过明显了，所以随后又对撤书房的事予以松动。然而西太后无视国家利益的倒行逆施，却在廷臣中激起强烈反响。
对此，翁同和认为，在“军务佐您”之际，应尽量避免“朝局嚣凌”,因此他一再当面予以调解。此外，有的官员在奏折中指出，光绪帝“过仁慈”,希望他对“廷臣水火”应“分别邪正”。对于这种善意的劝告，光绪帝虽然“许之”,但又无可奈何。当时，御史高燮曾的表现特别突出。
高燮曾是湖北武昌人，曾任职顺天府，后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对朝政得失及时政多有直言。当高燮曾得知西太后对坚持抗战的君臣等大耍**威时，他立即上奏指责“枢臣不应唯阿取容”,助纣为虐。并指出“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这种揭露与谴责，实际是抨击了西太后的暴虐行径，而且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因此西太后视高折为“离间”,扬言“必加辩驳”。但经翁同和等枢臣的解围，方得以平息。在此当中，反应更为激烈的是御史安维峻。
安维峻是甘肃秦安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以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也是翰林院少有的“敢言者”。
于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在他进呈的奏折中，首先尖锐地痛斥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愤怒宣告“欲食李鸿章之肉”以解天下臣民的深切大恨。
继而，安维峻又以满腔的怒火，揭露了“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的丑闻。接着他还大胆地质问，“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在此，安维峻道出了众臣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且立场特别爱憎分明，义正词严，剥去了西太后祸国殃民的丑恶嘴脸上的所有面纱。幸亏光绪帝“虑为后(即西太后)知，将置维峻重典”。遂命将其奏折封存，并在天日把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避免了一场血案。安维峻“以言获罪，直声中外，人多荣之”。
自从西太后把奕诉笼络之后，她之妥协势力大大加强了，接着她又采取了一系列阴谋手段，削弱了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力量。于是，她便按其既定的妥协方针，加速了对日求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