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战局无望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以来，平壤失守、海战失利等令人震惊的消息接连传入清宫。这一切，让翁同和等人感到“鸭绿一线或势不妙可危，渤海危机正在蔓延。”因此，诸多爱国人士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骤增。然而，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的抗战态度都很坚决。他们在日趋严峻的战争态势面前，又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些加强本国防御的重大措施。
在军事方面看，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严重，光绪帝加紧调兵遣将，极力巩固与扩大鸭绿江防线，准备阻击来犯之敌，保家卫国。起初，在向朝鲜调动援军时，光绪帝为预防后路，即命主动请战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军进驻奉天。到这时，他便谕令依军向鸭绿江沿线运动，以便与他军“合力防剿”。同时，光绪帝还谕电李鸿章，调驻守旅顺的宋庆率军与已在大东沟登陆的刘盛休铭军等部，向“奉省门户”九连城一带集结，加强沿江纵深的防御力量。并电令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和盛京将军裕禄，命其派兵“前往鸭绿江，并举办乡团，添募猎户炮手，随同防堵”。
至此，光绪帝为了抗日卫国，突破了只依靠正规清军的界限。到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后，从平壤退下来的各军相继回到国内，并奉命加入边防。至九月(10月)中旬，在奉省东边道鸭绿江沿线，已集结了七十多营三万余人的中国防军，从而构成了以九连城为中心，左翼伸到长甸、右翼达安东(今丹东)及大东沟的鸭绿江防线。以上诸军，除宋庆统辖的毅军和依克唐阿、刘盛休等部之外，其余均是从平壤败退回国的各军。
这些部队，多已“士卒疲乏，粮械不给(足)”,而且“军心已涣”。因此，光绪帝采纳了翁同和等抵抗派官员的建议，为了稳定军心重整军威，他在催促为这些退回的各军加紧筹措和运送饷械的同时，又力行赏罚，撤换与调整防军指挥。
自此始，光绪帝一面颁谕为左宝贵、邓世昌等所有“力战阵亡”的将士赐恤、昭功、“立传”;一面惩处怯懦畏蒽之首要。
在这方面，光绪帝首先处分了应负全责的李鸿章。事实表明，直到对日宣战以来，由于李鸿章“并无作战之气”,对敌“延”。
已经起朝臣上下的愤怒。就在八月十八日(9月17日),随着平壤守军败退的消息传来，在清宫举行的枢臣会议中，李鸿藻又指责李鸿章“有心贻误”。显然，这是并不为重的恰当指控，可是竟又有人企图维护李鸿章。
但翁同和却公开表态认为，“高阳(李鸿藻)正论，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支持了李鸿藻的意见。于是，他们便议定了对李鸿章的处分，并马上拟书进呈光绪帝，其实，此议正符合光绪帝的心意，他马上谕内客宣布，对李鸿章进行处分。
李鸿章在得知对他的处分后，于八月二十日(9月19日)以“据实陈奏军情”的名义上奏光绪帝。在该折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督率无方，罪戾丛积，谤议咎责，实无可辞”。
同时又找许多客观理由为自己辩解，但也道出了自己的天机。李鸿章说，从“倭事初起”,他就“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原来，李鸿章与在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观点一样，到中日战争之初他仍然怀着战必败的心态。可见指责他“无战志”,“有心贻误，等等，绝非言过之词。
最后，李鸿章在给予他的“薄惩”表示“感激”之余，又说自己“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显然，这又是在为自己开脱。在此之后，李鸿章对于光绪帝的抗战谕电，更加持以敷衍态度。但是，他对其北洋海军却仍然牢牢地控制不
放。原在海战后的第三天(9月19日),光绪帝为尽求海陆军配合以加强沿边、沿海防御，即谕电李鸿章，在命其“查明伤亡士卒，请旨优恤”的同时，又指出“各舰赶紧修复，以备再战”。
到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光绪帝再次谕电李鸿章，指令“海军修补之船，须赶紧准备护口迎敌”。当时的北洋舰队，尚有各种战舰七艘，另外加上练船、炮艇、鱼雷艇共二十只战船，如把伤船修复仍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到九月十八日(10月16日),受伤船只全部修复，九月二十日(10月18日)丁汝昌便奉李鸿章之命率舰队驶回威海。此后，当旅顺吃紧，丁汝昌曾亲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但却遭到李鸿章的严词训斥：“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予以拒绝。从而把北洋舰船完全置于威海港区，使它处于“坐毙”之中。
受到处分后的李鸿章，不但没有“以赎前愆’的表现，反而更明目张胆地抗拒光绪帝的谕旨。只因如此，是因为他在其背后有个巨大的“圣慈”保护伞。可见，对于李鸿章的这种不痛不痒的“薄惩”,也反映了光绪帝的懦弱性。
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光绪帝颁谕，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实际上，这既是光绪帝为削弱李鸿章之军权所作的一种尝试；也是为撤换叶志超而采取的一个步骤。因此，对于权势和派系极为敏感的李鸿章，在他得旨后的次日(9月22日),便电告叶志超说：“昨已奉旨，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则总统在可有可无之例”。
其实，李鸿章在此电中只说出一半儿的话，仅向其亲信叶志超通个风，劝他“勿得张皇”。果然，到九月二日(9月30日),光绪帝便颁谕决定：“除依克唐阿一军外，所有北洋派赴朝鲜各军及奉省派往东边防剿各营，均著归宋庆节制”,这就等于撤销了叶志超的总统职。
到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光绪帝即谕军机大臣等宣布，“叶志超驻军平壤，漫无布置”,以致“临敌溃退。卫汝贵所统盛军，兵数较多，全行溃散，叶志超，卫汝贵，均著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
同时还在谕中指出，“聂士成向来带兵尚属勇往”,故命宋庆“传旨派令聂士成统带”叶、卫“所部各军”。到此，既完全解除了李鸿章的淮军嫡系的两大支柱叶志超、卫汝贵之兵权，又重用了善战将领聂士成，可谓体现了赏罚分明。从中确定了以宋庆为主，依克唐阿为副的辽东防军总指挥。
宋庆、依克唐阿，都不是淮系的“能战者”,但均具“骁将”之称，他们又都“誓心杀贼(日寇)”的斗志。尤其被任为多军总指挥的宋庆，其时他已年过八旬，体力与精力均难以驾驭疆场上的征战。而且自朝退回的各军，原来就互不相属，军纪废弛，并且内部矛盾重重，加上由于战败溃退更使军心涣散。当时，光绪帝曾寄望于宋庆、依克唐阿，期待他们能“协力同心”,“奋勇齐击”来犯之敌，捍卫国土。但在实际上却难以收到激励将士、密切配合，从而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效果。
光绪帝在加紧集结队伍、整顿防军和部署鸭绿江防线之时，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了平壤和控制了中朝海域之后，势必又要向中国“深入内犯”。因此又认为，我“成旅门户及沿边山海关各口”亦应“严密防范”。
原在黄海海战后，光绪帝一再电令李鸿章尽速修复受伤舰只“以备再战”,就是为在本国进行全面防御作准备的。另外，早在对日宣战后的七月十五日(8月15日),湖南巡抚吴大旻请战被光绪帝批准后，于七月二十六日(8月26日)他便率4营湘军自长沙开往威海。
至平壤战败后的八月二十五日(9月24日),为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御，吴大旻又奉光绪帝之命，带军北上乐亭驻守。前湖北提督程文炳、总兵姜桂题、按察使陈绸、布政使魏光焘等宿将，先后经刘坤一、张之洞等荐举，均陆续在各地募勇成军，准备开赴前敌。
至此，光绪帝又直接谕电刘、张，命其“催令”程文炳、姜桂题等率军“迅速端行”,充实北部的防御力量。
光绪帝为了巩固辽东江防和加强北部京畿要地及沿海的防务，始终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虽然他在其中或有不当与疏漏之处，但光绪帝要继续以自卫战争来捍卫祖国领土的决心，却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正当光绪帝在竭尽全力准备在自己的国土上抗击来犯之敌的关键时刻，他又遇到难以摆脱的困扰。
原来，准备为西太后举行六十寿辰庆典的活动，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开始准备，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1893年2月1日),光绪帝便根据西太后的懿旨颁谕宣布，他将为此亲“率天下臣民胪欢祝酸”。
此后，光绪帝又据西太后的懿旨连连颁谕督促筹备，从而相继在各方面均做了周密安排。按原计划，庆典活动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开始，到其寿辰正日即当年十月初十日(11月7日)达到**。
主要活动是：除了提前进行“恩科”乡、会试之外，便是重头戏为西太后上徽号、接受王公文武大臣及各将军督抚进贡物、自清宫至颐和园沿途点缀景物(统称“点景”)与设经坛、戏台，“万寿”正日时皇帝率文武百官到颐和园为太后举行贺礼，等等。所有庆祝活动，均伴以隆重仪式。
事实上，这种“万寿庆典”,既是西太后炫耀其所谓“圣德”及笼络人心的时机，也是她借以肥己的机会。所以这一庆祝活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其耗费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十分惊人。其中仅“点景”一项，即“耗费实多”。
正因如此，自中日战起以来，光绪帝和要求集中国力一致抗敌的朝臣，均以不同的方式请停“点景”。迫于内外压力，西太后虽曾在表面上作过“应请”的表示，但她并无停办之意。因此，后来每当延臣又奏请停办“点景”时，因慑于西太后的**威，光绪帝也只是违心地示以“请(太后)懿旨办”而使之不了了之。
西太后周围的清廷权贵庆亲王奕助、礼亲王世铎等，“皆贪庸寡识”之辈；后党骨干、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同样都看着西太后的颜色行事。而且世铎、孙毓汶，又是首先被任为主办“万寿”庆典的“总办”。
因此，他们对筹办庆典尤为卖力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孙、徐勾结；孙毓汶与李鸿章又早有密交。孙毓汶与徐用仪，在清廷内靠皇太后及庆、礼二王；外联李鸿章，成为颇为霸道的后党集团势力。仅自对日宣战以来，孙、徐便与李鸿章“互相因应”,对光绪帝筹划与部署抗战多有干扰。甚至他们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居然“删节章奏，隐匿电报”,严重地影响了光绪帝了解战情与主持抗战。孙毓汶、徐用仪所以如此，无非是惟恐朝廷倾注于战影响筹备西太后的“万寿庆典”。
在西太后看来，这一庆典关系着她的所谓“尊严”,所以成了“老佛爷”心中压倒一切的最大心事。在对日宣战前后，由于西太后怀有侥幸心理的支撑，对此未便再明显表露。
但到八月(9月)中旬之后，随着“庆辰将届”,西太后便按捺不住了。什么战事告急、国家危机、部署抗敌卫国等等，均可置于一旁，其“万寿庆典”是绝不能有误的。于是，在平壤守军与敌展开浴血奋战，并随之处于“败信迭至”的紧急时刻，清宫仍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为西太后举行了盛大的加徽号典礼。
而这则表明，西太后的“万寿庆典”正式开场了。西太后得意地降懿旨连日“赏听戏”,致使一些因平壤战败而忧心忡仲的朝臣，无奈只得“饮泣”而坐。
继而，到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正当光绪帝在全身心地加紧部署边防之时，西太后又降懿旨以颁谕的方式。
对众怒所向的“点景”,公然以继承祖制为名予以公开肯定了。遂即她又以伪善的面孔宣布，把“庆辰典礼”改在宫内举行，似乎这就是其关心战事的体现了。
至于没完没了的庆祝仪式及收受廷臣疆吏的贡物等，均只字未提。其实，这是西太后在以换汤不换药的手法，为自己的六十寿辰庆典发布的开场白。
由于西太后为了个人的私欲，在敌军逼近国门之时又要大肆挥霍，因此到九月十四日(10月12日),颇具勇气的礼部侍郎李文田等，又连名上奏“请停点景”。
这时，西太后或许感到对此硬压已无济于事于是次日命世铎出面传太后懿旨，声称“一切点景俱暂停办”。事实上，这还是一种骗人的伎俩。
至十月二日(10月30日),仅据枢臣所见，在“蕉园、锡庆皆有彩殿，北长街皆有点景”。可见西太后的“停办”云云，仍为一派谎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秋，一朝之大的西太后依然醉心于穷奢极欲之中，而且她的亲信官僚，又在为其误国行径而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更使那些关心战事和国家命运的朝臣为之焦虑。有些爱国官员在思索与酝酿挽救之策。
还在对日宣战后的七月三日(8月3日),原靠近帝党的侍郎长麟，了解一些清廷内情便首先奏请“起用恭亲王”。
清皇族中老资格的恭亲王奕诉，不仅是西太后发动辛酉宫廷政变时的得力支持者，又是在同治朝与光绪初年控制军机处及主持总理衙门的显赫人物。
在光绪十年(1884年)被西太后罢官后，历经与西后的权势之争而失落的奕诉，此后却又“闭门思过”,以隐居式的生活而自得。
因为奕沂具有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经历，使一些希望廷内能有制约西太后和左右军政的人来挽救危局的朝臣，皆对奕诉有寄托之意。又因奕诉后来成为西太后政敌之故，并由此而失势；而且西太后的专横已尽人皆知。所以要起用他显然具有重大风险，如果失当则“罪在不测”,从而使这些人又欲言而“不敢言”。
况且此前的内外形势尚非特别明显。因此，起初当长麟提请起用奕诉时，因未在朝内得到响应而作罢。到八月(9月)中旬，随着平壤战败“警报叠来”,抗日战事出现越发明显的颓势。同时，西太后也随之为其寿辰庆典拉开场面，又露出其倒行逆施的真面目。
值此之际，在南书房行走接触过廷内枢要的侍讲学士陆宝忠，便与直南书房的侍读学士张百熙私下议论，他们都感到“欲挽艰危，非亟召亲贵(即恭亲王奕诉)不可”。但陆、张深知此事的难度与面临的风险，因此他们又经数日筹议，于八月二十七日(9月26日),陆、张再“谋”于资历较深而且敢言的李文田。
李文田“忠义奋发，愿不避谴责，联衔人告”。于是，他们便立即拟折，并另约其他三人联合署名呈递。次日(9月27日),翁同和在书房看到李文田等的这份“联衔”奏折时，又触发了他的同感。为了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翁同和在取得李鸿藻的赞同后，遂即联合拟折附议：意在共同希望“请起用恭亲王”。当时，“太后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拒绝了这一请求。在此期间，光绪帝每阅一折，均“必问”翁同和“可否”,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翁同和对有关军政的重大举动，无疑也会与光绪帝相通；并且西太后回绝翁、李奏请起用奕诉时“皇上同坐”。显然，光绪帝对此亦不能等闲视之。固然此事的原委均在密中，但在当时，光绪帝对奕诉确也“向之殷”,寄予了期望。
因此，光绪帝在与西太后一起召见翁同和等的当天，又单独召见了陆宝忠，并向他面授机宜，表示“欲得外延诸臣协力言之”。或许通过西太后拒绝翁同和、李鸿藻及李文田等少数廷臣奏请的事实，使光绪帝越发感到，只有得到更多朝臣的支持，方可促使太后起用恭亲王。
陆宝忠受命后，便趁热打铁，又迅速地串联了吏部尚书徐桐及翰林科道五十七人，继续“联名”呈折奏请，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清宫形成了一个颇似引人注目的、要求起用奕诉的声势。当时正在向求和倾斜的西太后，头脑似乎又冷静下来，对以前由于“专办抚局”著称的恭亲王可能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
于是，光绪帝的策略果然奏效。九月一日(9月29日),光绪帝奉西太后懿旨颁谕宣布，命恭亲王奕诉“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至此，恭亲王奕诉又重新上台了。策划鼓动起用奕诉与在此前对李鸿章的处分，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清政府抵抗派，为了进一步在清廷上层排除干扰争取抗战转机所采取的重大举措。
然而，对李的“惩处”只不过是一种警告而已，既未丝毫触动他的权势，更不可能改变其对敌怯懦的心态。因此直到奕诉被起用后，李鸿章仍然受到廷内外群臣的猛烈抨击，但在当时光绪帝并未对他再采取更为有力的惩罚措施。翁同和曾主张“易帅”,他在这期间对李鸿章的一些指责并非出自私见，同样他也没有勇气再向前迈进。为了起用恭亲王，光绪帝亦费尽了心机。翁同和、陆宝忠等对朝政、战局忧心如焚的廷臣，更是不畏艰险在前场奔波呼号。但是，把振作朝政与扭转战局的重望寄于奕诉一人身上，未免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在政治上的锐气，亦今非昔比了。所以到奕诉复出二十多天之后，在辽东防线频频告急之际，清宫仍又演出向西太后“进贡物”的闹剧。昏暗的清廷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和原来那些为起用奕诉而卖过力的朝臣，方不得不感到，盼回来的这个恭亲王亦“不足恃”。因此，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力图整顿朝政扭转战局的愿望，又将在侵略者扩大的战火中化为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