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遭受重创

在李鸿章竭力抗拒光绪帝的旨意延误抗战部署之际，日本侵略者却加紧了进攻平壤的准备。

其实，至七月九日(8月9日),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及丰升阿各军主力十四万余人，也先后到达平壤。同时，叶志超、聂士成余部数千人，还在平壤南部牵制部分敌军。另外，北犯的日军主力尚在集结中。

另外，到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据朝鲜平安道闵丙谧密报，“现倭兵尽向平壤，汉城余倭不过几百”,日军在朝的后方依然空虚。

很明显，在此期间，仍是中国北路各军乘机南下争取主动的有利时机。但是，这时的李鸿章对日本侵略者有畏惧心理，他依然是犹豫不前。因此，李鸿章对到平壤的各路大军，又采取了“坚扎营垒”、“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消极防御方针。

继而，他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致总理衙门代奏电中，更明确地提出，“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从而李鸿章认为，“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

李鸿章列出如此之多的“进取”条件，从道理上说固然并非均无可取之处，但其核心仍然是个“怕”字。正是在他的这种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进驻平壤的各军将领，只在“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眼看着日军在步步向我逼进。

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叶志超率其残部退到平壤；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聂士成与驻平壤大军会合。至此，平壤各军仍然“漫无布置”。对于这种情况，聂士成曾深为“隐切杞忧”,他建议“各军宜择要分扎防敌抄袭，悉驻平壤城中非策”。当时，叶志超等虽然表示同意，但却终未改变。

光绪帝见到李鸿章的七月十六日(8月16日)电后，在次日在给其电谕中指出，在日军正向平壤集结的情况下，我军“若株守以待，未免坐失事机。”故命李鸿章迅速“饬令各军，相机进取”。

在此期间，左宝贵等曾欲遵旨率师南下，但李鸿章仍令平壤各军按兵不动。因此，是在平壤坐守待敌；还是乘势出击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时，在清廷中枢的翁同和、李鸿藻，终日焦急地到军机处查阅电报或奏章，“论时事”、议对策，密切注视着前方的动向。主战官员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易俊等，自七月十六日(8月16日)以来相继呈折指责或参劾怯懦将领及贻误战机的权贵。易俊在奏折中，指责李鸿章“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此言可谓是切中了李的要害。

再者，被日本控制起来的朝鲜国王李熙，仍然通过平安道阂丙爽致电清政府，要求“拯救该国危难”。

在这种情况下，于七月二十二日(8月22日),光绪帝再一次电渝李鸿章。他在该电中指出，日本已向平壤加紧“添兵”,因此我军“自应迅图进剿，先发制人”;同时饬令“后路”各军陆续到位。继而光绪帝便发出严令：“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使敌人据守“益固”,“即以军法从事”。在此，光绪帝把作战的方针、策略与利害所关又说得一清二楚。

当时，日军正向平壤迂回，包抄之势即将形成。但其南部与汉城一带仍是其军力的薄弱地区。因此，采取前、后同步起动的策略，乘敌不备，攻其后方，仍是摆脱战略被动之策。然而，李鸿章还是无动于衷。

叶志超率部退至平壤后，这里的营伍随之增多，而且各军在平时又互不隶属，因此统一指挥权十分必要。

于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大臣会议，认为“现驻平壤各军，营数较多，须有总统大员亲临前敌，调度一切。查叶志超抵韩较早，情形较熟，且历著战功，拟请派充总统”,当日请旨，光绪帝立即允准颁谕。

叶志超是李鸿章在准军中的亲信。原在派他率军赴朝时，“志超不欲行”,后经李鸿章向其交底：去“亦未必便战，何怯”!在这种情况下，叶志超方“勉强”开赴。后在成欢战役之前，他得知日军马上来袭便带兵逃往公州。退到平壤后，叶志超又“即行抱病”泡起蘑菇来了。他的所谓“战功”云云，其实主要是来自成欢战役后叶志超“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这是叶、李搞的个连环套。于是，逃将变为“英雄”,并曾因此激起西太后的兴奋；也使一直注重赏罚分明的光绪帝和一些廷臣蒙在鼓里。

但当这一任命电波传到平壤军中，叶志超本人深为“感悚”,惟恐“指挥未协”;同时又使“一军皆惊”,震动了全军。原来入朝的清军，尤其卫汝贵的盛军，浓厚的官长习气加上军纪败坏，既已在朝民中造成恶劣影响，又在军内加剧了“兵勇不服”等矛盾。

叶志超就任全军总统后，更加重了军内的混乱，诸将“各存意见，不服调度”等情形越发尖锐。特别在“军情至急”之时，颇有些军事见解的重要将领聂士成，竟突然回国募兵。

正如光绪帝在电谕中指出的，“募勇尽可遣员并代办，何必自行”?因此他也认为这种不寻常的举动“难保不另有别情”。遂即命聂速返平壤。

特别是叶志超担任全军的总统后，他不仅完全执行李鸿章的自我困守方针，而且又大大向后退缩，提出“必四万余人始敷分布”,一点儿进取的意思也没有了。

事态变得日趋严重，光绪帝已有所察觉，于八月五日(9月4日),他在给李鸿章的电谕中说：“叶志超前在牙山，兵少敌众，而词气颇壮。今归大军后，一切进止，反似有窒碍为难之象”,可以看出光绪帝对叶志超明显不满。接着指出，“不可以全军重任付之叶志超一人”。说明光绪帝已意识到任命叶志超有不当之处。但在“敌氛已逼”、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仍以抗敌为重，遂令各军必须布置“进剿机宜”,“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至此，光绪帝依然紧紧把握主攻方向，再次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此时，李鸿章也曾电令叶志超“选精锐”拦截日军，但又说“我军未齐，不能剧然前进”。这期间，左宝贵曾于八月八日(9月7日)派马队赴黄州探敌。随后他又与卫汝贵、马玉昆及丰升阿商定，遣精锐七千人到中和迎击日寇。但到八月十日(9月9日),李鸿章又命叶志超调回出征军“以顾根本”。就此，一步步地使近二万大军困守在平壤孤城。

这时，日本侵略军的增援部队，相继白釜山、元山及仁川登陆后，陆续与前期侵朝日军会合，并形成对平壤的“合围”之势。至此，光绪帝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已完全失去其可行性；他力求避免的“坐以待毙”局面，却又无情地摆在了面前。

在八月十三日(9月12日)中日两军交火到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敌军发动总攻的战斗中，我军广大将士，英勇奋战，顽强反击，也曾使日军望之胆寒。

坚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率兵与敌“肉搏血战，抵死相撑拒”。时，连卫汝贵也“持刀于枪弹如雨中，往来督战”。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及其所部表现都十分勇敢、出色。

左宝贵山东费县人。咸丰六年(1856年)投江南军营，参加镇压太平军。后从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镇压捻军，积功升副将。

光绪元年(1875年),刑部尚书崇实赴奉、吉巡边，宝贵“奏自随”,后以功晋记名提督。

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广东高州镇总兵，仍留驻奉天。

光绪十七年(1891年)赏黄马褂、头品顶戴，驻沈阳统奉军。宝贵治军“纪律严明”。并热心公益事业，“县治四境，津梁道路，多宝贵捐廉葺修”,颇得民心。

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日本在朝引发战争烽火后，宝贵即向盛京将军裕禄“请自筹防”。随后，奉命率军赴朝。到达平壤后，他遵旨与众将会商拟率军南下实施南北夹击，但未得到李鸿章的军令。

至八月(9月)上旬时，宝贵又率先派兵出击中和，旋即被叶志超调回据守平壤。至日军向平壤发动总攻之前，左、叶分歧公开化，“左主战，叶主退守”。

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左宝贵“怒骂日：‘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家矣!’”誓与平壤城相始终。

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总攻时，便集中兵力向城北制高点猛扑。在此据守的左宝贵，身先士卒亲临指挥，与敌展开殊死拼搏，使“倭人死伤无数”。

最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已负伤仍坚守阵地的左宝贵，又不幸中弹为国捐躯，实现了自己的钢铁誓言。

事后，清廷颁谕，以其“忠勇”给予“从优赐恤”。并且光绪帝还为左宝贵亲作《御制祭文》,痛日：“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表露了沉痛的惜念之情。

左宝贵牺牲后，在城内伺机欲逃的叶志超，遂率余部仓皇逃走，致使无数的士卒惨死在乱军中。平壤陷落。

对于平壤战役，连日方发表的《战报》也承认，当时中国军队“激烈应战，不遗余力”,而且“兵亦善战”。清军败于平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鸿章抗拒光绪帝的积极防御方针，终无主动的战略意识，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最后只有坐以待毙了。

因此在这场对敌我双方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战役中，清军之惨败，也可以说是李鸿章的单纯“防御”宗旨而导致的。

在平壤战后第二天发生的黄海大海战，也是李鸿章一再无视光绪帝的忠告而导演的惨剧在海上的重演。日本海军自丰岛海战后，为夺取黄海制海权以便“从海上应援陆军”,也采取了有准备的“进击”战略。

与其相反，李鸿章为了“保船”,同样抗拒光绪帝的海、陆军互相策应的抗战方针，步步收缩海军的活动区域，在海上也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这次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全部出动，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出击，正体现了它“决心进击”中国海军的意图。北洋舰队此次奉命开往大东沟，仍是一次护航行动，“舰队之任务在掩护船中兵士登陆。”因此它缺乏充分的战斗准备。这次海战，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场被动的遭遇战。海战中，北洋舰队大多数“将士效死用命，愈战愈奋，始终不懈”,英勇顽强，誓死如归。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的战绩，尤为壮烈。

邓世昌(1849～1894年),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关心国家的兴衰，因而抛弃传统的科举仕途“从西人习布算术”。后入福州船政学堂学测量、驾驶。毕业后，任福建水师船舰的大副、管带。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筹建海军时将其调北洋，并随丁汝昌出国购舰，开阔了视野。中法战争中，世昌毅然随舰南下防御。

光绪十三年(1887年),再次奉命与他人同赴英国带回订购的致远等舰。回国后授提督衔，兼致远舰管带。鉴于国家日衰，世昌对人言：“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怀志报效国家。

中日战争开始，邓世昌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丰岛战后，他曾“愤欲进兵”,但在李鸿章的控制下未能实现。海战爆发，他在指挥致远舰官兵奋勇迎战的同时，又激励将士：“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在浪涛滚滚、硝烟弥漫的激战中邓世昌率舰冲锋在静“独冠全军”,相绁“攻毁敌船”。当致远舰受重伤，且弹药将尽之际，遂命“开足机轮”冲向敌主力舰“吉野号”誓与之同归于尽。不幸，舰体再中鱼雷沉没后，邓世昌与全舰官兵落入海中时，他又“义不独生”拒绝援救，决然“自沉”,为国而壮烈牺牲。

事后，光绪帝为之“悼惜，追赠总兵，谥忠壮”。

后来，光绪帝又为邓世昌亲书《御赐碑文》,对其在黄海海战中“冲锋则义不顾身”和“终自沉以效死”的英雄气概，誉为“炳千古而竹帛流光”。

这次海战，中国北洋舰队所以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抗敌作用，而且又受到较大损失，正像日本人说的那样，“海军政略之要，在于占有制海权。而占有制海权，则在于能否采取攻势运动。清国(即中国)舰队在作战伊始，就未能采取攻势运动，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此乃清国之失算”。这里真恰如其分地道破了李鸿章致命弱点。他出于怯敌畏战之“绝对的守势”,既断送了平壤的抗敌，也束缚了海军的战斗力。平壤失陷、海战受重创，使日本侵略者取得了陆、海两方面的战争主动权。使中国的抗战全部陷入被动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