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主动地位

在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时，光绪帝就感到，中日撤兵谈判“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认为应“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遂谕令李鸿章“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当时，李鸿章也看到，日本对撤军谈判毫无诚意。

因此，他为了壮其声势，遵旨于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派出由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和以马玉昆率领的毅军共八千余人，乘船在大东沟登陆后进入朝鲜北部。

接着，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的奉军与由副部统丰升阿统率的奉、吉练军，也先后从北路开进朝鲜。

这四路大军，齐向平壤会集。当中国援军开进朝鲜境内时，“朝民以王师至，欢迎夹道。”体现了中朝军民的手足之情。

其时，清政府的海、陆军，虽然在此前的丰岛海战与成欢战役中失利，但是清军的整体战斗力没有丧失。而且随着北线的开辟，使在朝的军事实力又得到了加强。同时朝鲜人民已立场鲜明地站在了中国一边。

日本侵略者虽然在海、陆偷袭得逞，但却不得人心。此后，它按其预定的侵略计划，又把平壤作为下一步的攻击目标。

但日本在朝的兵力表露出明显不足，正在其国内组建的第一军，尚需调集。

另外，日本在汉城扶植起来的大院君，还在中、日之间“首鼠两端”。被日本废弃的原朝鲜国王李熙及其臣属，对日本“逼夺政柄，肆行欺压”,更是仇恨满怀。

因此，他不断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到日军完全占据汉城一带之后，朝鲜官民上下“多愿奉华为上国”。这表明，日本在朝鲜的控制区并不稳定。

源于此，它在发动平壤战役之前，其大本营的最高决策者也“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抓住时机，加紧进兵，重点推进，或可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夺取有利的战略地位。

光绪帝尚在日本对清军发动偷袭之前，就曾电谕李鸿章，日本“开衅，必先向叶(志超)军决战”。遂即指令，“若南路一有战事，则北路各军，即应前往夹击，使彼两面牵制”。

直对日宣战后的七月二日(8月2日),光绪帝再谕军机大臣电李，命其“迅速电催”北路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

至此，光绪帝更明确地提出采取南北夹击的战略方针，力图以积极进取的态势夺取抗战主动地位。但要实施南北夹击，光绪帝又认为，必须保住“势孤可虑”的叶军。为此，他又把希望寄于海军的支援与策应上。

因此从八月二日以来，光绪帝在加紧催促北路进军的同时，又连续电谕李鸿章，命其派出海军舰只出海应援南路叶军，并在大同江口海域“梭巡固守，遇有倭船前来，即行奋击”。

他力图以海军为处于危机中的南路军建立一条补给线，同时破坏敌人的海上运输。

当时，光绪帝虽未明确认识到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但却提出“海军为国家第一要务”。于是，作为改变北洋海军缺少快船的“补牢之计”,他立即批准了李鸿章提出添购快船的奏请，命海军衙门会同户部拨银二百万两“交李鸿章应用”。

随后光绪帝电告李鸿章，让他尽快购买战船，可奏明“实需用款”,“再由户部添拨”。

为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光绪帝也付出了最大努力。另外，在此之前，一些廷臣即感到“海军护运不能得力”,便相继参劾海军提督丁汝昌。到这时，光绪帝也对丁汝昌未能率舰队出海建功而不满。所以光绪帝于七月三日(8月3日),电渝李鸿章命其查核丁汝昌“有无畏蕙纵寇情事”,并指出如有必要，可“更换”海军提督。丁汝昌于是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参劾、惩处之声在清王廷回响。

丁汝昌是安徽庐江人。初从长江水师，后入淮军刘铭传部。其间因参加镇压捻军，积勋升为参将。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喜其才略“留北洋差序”。光绪六年(1880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购舰，并考察了法、德海军与兵工厂。光绪八年(1882年),以统理海军有功，赏头品顶戴。

次年，授天津镇总兵，再赏黄马褂。中法战争期间，曾率舰队南下巡弋。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丁汉昌被任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是由李鸿章一手栽培起来的北洋海军统帅。但在晚清复杂的环境中，也使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格。

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李鸿章派出济远、广乙舰护航向朝鲜牙山运送援兵之时，丁汝昌为预防可能遭到日本海军的袭击，曾“电请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

但当各舰升火起锚时，李鸿章“复电令缓行”。日本海军在丰岛偷袭我舰船之后，李鸿章曾命丁汝昌率舰队出海“相机迎击”。

但是，在丁汝昌率舰队出征前夕，李鸿章又急忙去电令丁：“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望速回。”结果，这次出海也只是成为一种“游巡”罢了。

此后，丁汝昌又曾几次率舰队开往大同江口一带，同样平平而还。其间或有丁汝昌的个人责任；但“保全坚船”的训令，对他又不能不形成一种约束。显然把“无功”之过全部推给丁汝昌，很不公道。

这个时候，李鸿章还毫不掩饰地宣称，对于北洋海军，他“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其实，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也好；“保船”避战也罢，他均以“保船”为第一要义。

其时的北洋舰队在舰队的机动性与日本海军上已明显落后。不过，在甲坚炮巨方面又有自己之长，并其舰种配备也较为齐全，所以它仍是“有战斗力的一个舰队”。何况光绪帝又在积极地采取切实措施大力购买快船，以补充薄弱环节。

可是，“一手经理”北洋海军的李鸿章，在当年四月(5月)校阅海军后向清廷的奏疏中，还津津乐道舰船“均甚灵速”、“操纵自如”、各种兵器打靶“均能全中”,等等。

到实战之际，他又接二连三地向光绪帝大谈起“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

当然，证实北洋海军的弱点，以求尽速补充与加强其战斗力，是作战运行的常态。但到战时，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竟又如此妄自菲薄，无非是为了给其推行“保船”避战方针提供依据罢了。

不过，李鸿章于此期间在向清廷的报告电中，并未把责任推在丁汝昌身上。而且在此后，他又甘冒“严旨”与有被参之危，仍连续电奏为丁汝昌陈述、解脱。

李鸿章正是从单纯的‘保船’出发，于七月八日(8月8日)又电令丁汝昌说：“兵船赴大同江，遇敌船势将接仗，无论胜负，不必再往鸭绿江口，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

至七月十三日(8月13日)李鸿章再电丁汝昌，指令“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从丰岛海战之后，北洋海军舰队出航巡戈的范围不断收缩，从大同江口缩至鸭绿江口，随后鸭绿江口亦不准前往了。从而，北洋舰队基本处于“持重不出”的状态中了。

海军的活动频频受到限制；北路陆军也进展缓慢。原来，在北路大军刚刚进入朝鲜北部，卫汝贵率领的先头部队到达义州时，李鸿章在频频接到光绪帝催促北路加紧进军的电谕后，于六月二十五日(7月26日)他在给卫汝贵的电报中云：“(光绪帝)电旨屡催进兵，为叶军南北策应，岂知远莫能致。”在李鸿章看来，似乎以积极进取之势，采取南北策应与夹击战略是行不通的，公开抗拒光绪帝的谕旨。

于是，李鸿章只是命卫汝贵及后续部队“相机前进”。这就是北路军进展迟缓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日宣战之后，光绪帝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力争取得抗战的主动地位。显然，战争又是敌我在时间等方面的一场大竞赛，时间显得特别重要。只有进兵、后援等赢得时间，方能抓住战机，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有利于战争的进行。而且就当时的内外形势来说，光绪帝的这一战略方针也是可取的。但是，由于李鸿章终无斗志，一味消极，使光绪帝争取抗战主动权的努力受到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