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备战御敌

光绪帝颁布的对日宣战上谕发出后，抗战御敌的政策迅速传遍朝野内外。正如主战派官员志锐所说，“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奋起抗敌的爱国热情。

宣战上谕颁布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热血沸腾，积极响应，立即电奏朝廷，“请亲率马步”各营赴前“进剿”倭寇。

依克唐阿是满洲镶黄旗人。初从军之后参加镇压捻军，其间功至佐领。后回吉林驻防，迁协领，再晋副都统。光绪五年(1879年),以副都统移驻呼兰。次年，母丁忧归里。时值中俄伊犁谈判，俄在远东陈兵，使吉林东部的形势极度紧张。他受命而出，募勇镇守吉林中俄边境重镇珲春。光绪十五年(1889年)升任黑龙江将军。史载依克唐阿“勇而有谋”,并有“骁将”之称。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日本在朝鲜燃起针对中、朝的侵略战火之后，正在家乡的依克唐阿，深切感到“大敌当前，岂可袖手旁观”!遂主动电请率师出征。在清将领中，他是最早主动请求抗敌的高层官员。

因此依克唐阿的请战，立即引起光绪帝的高度重视，认为此举“实属勇往可嘉”,给予了鼓励。当时，由于“奉天防务紧要”,并为加强边境防线，光绪帝便命其率军驰赴奉天“听候谕旨”。

随后，湖南巡抚吴大曼也“电奏请率湘军赴韩督战”,光绪帝欣然“允之”。

吴大曼字清卿，是江苏吴县人。初以编修出任陕甘学政，自此即关心国事民生，在此后经办赈务与边防中，政绩显著。光绪十一年(1885年),赴吉林与副都统依克唐阿会办沙俄在珲春的侵界交涉，慷慨陈词，争回黑顶子及图们江航行权，维护了国家权益。次年升任广东巡抚，在任期间坚决反对葡萄牙侵占澳门。

光绪十四年(1888年),郑州黄河决口，奉命前往治理，“治黄”取得突出成效，遂授河道总督，从而“盛负时誉”。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湖南巡抚。吴大昱在任官期间“犹好金石，探讨训故，书法亦道丽，文采缨风流，显耀一时”。清政府对日宣战传到内地后后，他请征战，可谓文人事军，非其之长。但面对凶恶之敌，作为任官于内地的吴大兴，却奋起请战，充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在爱国热潮日益高涨的时刻，负责漕粮积储的仓场侍郎祥麟，也于七月十日(8月10日)“奏请赴海疆军营报效”。光绪帝“览奏”后，深有感触地批示，“具见勇往之忱”,肯定了他的爱国精神。

但鉴于兴师之际，仓场事务亦为繁重，故命其仍在原职尽力。此外，各处的武人及闲散官吏，也在当地一些督抚的支持下积极募勇练兵，准备赴前抗敌。

清军高级将领，奉天将军裕禄，在奉光绪帝的抗战谕旨后，亦加紧在其所辖地区部署军队。并命前沿东边道“募集民练”,与辽东各地守军“齐力严防”。坐镇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主战态度越发明朗。原在光绪帝颁布对日宣战上谕的前夕(7月31日),以“老成持重”著称的刘坤一，分析时局，即在其奏片中陈述：“现在兵端已开，务在痛予惩创，即使刻难得手，亦可以坚忍持之。”他依据中国幅员辽阔和日本国土狭小等不同国情，提出只要中国“坚忍持之”,日本“断难支久”的远见。可以说这种看法具有战略性的眼光，是当时中国克敌制胜的关键。

此后，随着各级官员认识的不断提高，刘坤一的这种思想观点，便被越来越多的抵抗派官员所接受，甚至也引起光绪帝和翁同和的重视。在对日宣战后，他按照光绪帝要求东南各省“联为一气”以“固江防”的谕令，极力在吴淞等军事要地加固防务，并“督饬各将士严密筹备”战事。

同时刘坤一又“遵旨”派出兵舰开赴台湾，加强那里的防务。此后，他还向清廷献计献策和举荐良将，为抗日而竭思尽力。浙江巡抚廖寿丰，在“得旨”后，于镇海等战略要地“认真严防”来犯之敌。至于一些清廷的文职官员，在对日宣战后，积极地向光绪帝及总理衙门出谋献策，或大胆地参劾怯懦将领和谋求妥协的权贵。他们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成为舆论上的先锋。

在清廷，遵照光绪帝的用兵、设防、练勇均以“筹饷为最要”的旨意，也在加紧筹措“用兵之需”的饷银。自七月十日(8月10日)以来，除注重正常的财政收入以外，户部与军机处又接连请旨并获得光绪帝的允准，指令各省关清理和上解“历年积欠银两”。同时，还要求各将军督抚，就战事“近情”,妥善理财“通盘筹划”,力保战事“经费”。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清政府在财政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日本大久平治郎曾评说：

对此，“日清开衅以来，帝。诚使支那(中国)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

如果说，在清政府对日宣战之前，意识到战争的威胁极力主战的，还主要是光绪帝和一些帝党官员。那么，到日本挑起战争和清政府被迫宣战后，要求以战争自卫的官员迅速增加，并远远超出了帝党的范围。而且由此迸发出来的抗敌呼声己超越出紫禁城，首先在国内的军政界凝成一股爱国热流。

可以说，在光绪帝颁布对日宣战上谕后，中国出现了上下启动一致对敌的态势，说明中国的抗日斗争呈现出可喜的势头。

但是，在此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际进程中，中国所出现的这种有利于抗敌的势头，不仅未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加强，反而却遇到来自统治集团的强烈干扰。

宣战后，敌我都处于加紧部署战争的阶段，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也都倾注于战事方面了。不过，他们各自的出发点相同。光绪帝的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直至作出对日宣战的决策。当初，在他的思想中除作为一个帝王固有的观念之外，或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在主导方面光绪帝完全出于“热爱祖国的心情”。然而，他在清廷不操实权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改变。户部尚书、帝党首领翁同和，固然其思想较为复杂，但从维护清王朝的“基业”及其“尊严”出发，他也坚持主战。因此在战争中，翁同和更得到光绪帝的信任，“每递一折，帝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至此，翁同和仍然是光绪帝的忠实支持者。

在光绪帝即位后，礼部尚书李鸿藻，曾成为当时清政坛上“清流”派的靠山，时而卷入清廷政争的漩涡。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他从“以存国体为要”出发处理中外关系。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时，李鸿藻策动“清流”派大臣参劾崇厚擅签屈辱的《里瓦基亚条约》。

此外，在中法战争前，他反对李鸿章的妥协方针，极力主张出师援越抗法。因此，在时起时伏的政治环境中，李鸿藻也在其任官生涯中几经沉浮。但是，他又有迎合西太后的本领，每当遇到挫折，又得到西太后的“加恩宽免”,使其终未离开清廷中枢。李鸿藻在光绪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他的对外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维护清朝“国体”这一思想脉络。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关系紧张以来，李鸿藻也感到“事机已迫”,从而站在主战的一边。清廷统治集团核心中议处抗日战事时，他多与翁同和密切配合，对光绪帝主持抗战也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此外，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虽然经常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但其对日的基本态度也向主战靠拢。

作为清王朝主政的西太后，在此之前也曾表示不对日本妥协。到对日宣战后，当她得知所谓叶志超军在牙山“屡胜”的讹传时，于七月三日(8月3日)发出懿旨，认定此事“实属奋勇可嘉”,遂命赏给叶志超军白银两万两“以示鼓励”。说明她也希望对日战争获胜，而且当时西太后的这种求胜心似乎更为急迫些。所以如此，从她一贯的对外态度来看，源于一种侥幸心理。

在此期间，尽量减轻影响准备中的“万寿大典”,一直是她始终牵挂的最大心事。所以，西太后的抗战态度是极不稳定的。但在战局尚未明显恶化之前，她还基本处于观望之中。在清廷把持军机处及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助、礼亲王世铎及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皆为后党的骨干，他们始终同西太后形影不离。

原于七月中旬，在中日就双方同时自朝撤兵问题的谈判中，由于日本蛮横地拒不撤军，致使战争威胁日益加剧。这时，奕沂也感到“朝鲜之事，关系重大，极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

于是，经奕沂面奏，光绪帝在六月十三日(7月15日)谕军机大臣，命翁同和、李鸿藻与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议具奏”。

在此后的中日战争期间，清廷中枢仍基本维持这种“妥议”战事的状态。可以说，这是在清中央组成的一个筹划对日战策的核心班子。在其中，牵头人翁同和、李鸿藻，坚决主战抗敌；但其他大臣不是西太后的亲信就是观风使舵的老朽。因此，在这个参谋班子当中，经常因商讨战策等争论不休，致使有些重要问题竟不了了之。

所以在清中央，始终未形成一个“目的专注于战”的、强有力的最高指挥中心。因而，往往演成光绪帝唱“独角戏”的情景。

对外交涉、与用兵权在外部而言，依然掌握在李鸿章手里。光绪帝以及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所颁布的有关战事的谕旨和指令，照样都要通过李鸿章来实施。这种“举天下战守之事而任于一人”的局面，在当时就有人指出“已属可危之道。”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前场主管外事与用兵事宜，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部位，固然有其境遇之难。

但是，他本身既有其派系等私欲，又缺乏应有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有人说，在晚清李鸿章虽掌北洋历经外交，但他却“忽于为政之本，而又少重气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李鸿章的这种特有性格，无疑也是导致他对外怯懦的原因之一。在清政府对日宣战的前夕，李鸿章的对日态度虽曾趋于强硬，但这只是出于一时的被迫。到宣战时，连了解一些清政府内情的驻华外使也知道，当时“李鸿章在军事上没有充分准备”。

宣战后，他为了投合西太后的求胜心并出于庇护其亲信将领叶志超，在竭力向清廷报告牙山的虚假战果之外，又迫不及待地透露给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中国仍随时准备恢复各列强建议的和平谈判”。

在宣战上谕的刚起草完，李鸿章的心理重心又向倚外求和倾斜了。这个时候，英、美、意等国政府，相继声明对中、日两国采取“局外中立”政策；随后，沙俄也声称“不干涉中日战争。”

但是，尤其英、俄两强，又都企图控制中日战局，使之沿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发展。于是，英、俄便通过外交渠道，对中国率先采取了一些**性的小动作，时而放风试探。对此，李鸿章竟又为之动心。于是从七月九日(8月9日)以来，他接连致电总理衙门，鼓吹“英国极欲调停中日事务”,随后又望风捕影地宣扬“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

原来，李鸿章即“无作战之气”,至此，连他在宣战前夕被逼出来的一点强硬态度也明显软化了。面对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决心扩大战争的日本侵略者，作为前敌的主帅李鸿章又向迷信外力退缩，无疑是一严重错误。

于是，光绪帝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电渝李鸿章明确指出：“俄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由我兵攻剿得胜。”接着命“李鸿章饬催水陆诸将，奋迅图功，慎勿虚盼强援，转疏本计。”

可见，光绪帝并非无视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调要警惕它们对我可能别有用心，告诫李鸿章切勿“虚盼强援”。在此，他又特别指出，应立足以本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可分散精力“转疏本计”,以免有损于抗战大局。

经光绪帝的驳斥与忠告，李鸿章乞求外援的活动有所收敛。但是，他迷信外力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所以在此之后，李鸿章仍将光绪帝的反复劝告置于脑后，始终下不了抗战的决心。这给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自卫战争投下了深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