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对日宣战
甲午中日战争，是在风云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发生的。在战前，英、俄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在华利益已经在进行着激烈角逐。当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除了美国为坐收渔利继续公开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之外，英、俄的态度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们既惟恐日本插足中国可能触犯其在华的侵略利益和打乱自己争瓜分中国的计划，因此都对日本都存有戒心；另外，在它们相争衡激烈的情况下，特别是英国想利用日本军国主义武士的刀锋来为其牵制对手。
因此，当日本大肆向朝鲜运兵极欲挑起侵华战争之时，首先是早已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侵略野心的沙皇俄国慌了神，怕日本打乱它对中国的扩张日程，公开声称，“对于朝鲜事件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
随后，沙俄政府通过它的驻日、驻朝和驻华公使的多方秘密刺探，摸到了底细，从而它对中、日又采取了“中和”对策。一方面，它通过其驻日公使“以友好态度告知日本政府”,劝其“自朝鲜撤退军队”;另一方面，沙俄驻华公使喀希尼又向李鸿章表示，希望清政府与他们“彼此同心力持”,并一再宣称，要为中、日纠纷进行“调处”。
事实上，沙俄政府还从本国的处境和利益出发，逐渐确定了观望形势、待机而动的方针。居心叵测的沙俄，态度越发明显，它绝对“不愿为中国而战。”
对此，沙俄驻华使馆参赞也向李鸿章委婉表示，“俄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再与华会商善后，但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到此，它的态度即已公开化了。
同时英国也曾扬言愿为中日进行“调处”。
但是日、英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们达成了一项日本以不影响英国在华的侵略权益为条件的秘密谅解；并且英国又有意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沙俄的对华扩张。所以英帝国主义者更“不会以武力干涉来制止战争”。实际上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英国逐渐扮演了支持和纵容中的帮凶角色。
历史事实说明，无论英、俄还是其它列强，对半殖民地的中国都睽视已久了，它们均不会单纯为中国的利益而自愿效劳。
这些帝国主义侵略者散布的“同心”也好，“调处”也罢，无不是为了维护各自的侵略利益所玩弄的伎俩。帝国主义列强，对被它们侵略的国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在表面上声称为“友”,但在事实上却是披着狼皮的伪善者。
面对明火执仗的日本侵略者，如何对待这些口蜜腹剑的伪善者?是把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完全押在这些所谓“调停”者身上；还是立足于国势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显然这是关系着社稷安危一个要害问题。
西太后及其亲信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鸿章的懦弱无为汇集成一个共同的对外心理，那就是由惧强和媚外。
在中、日开战前夕，西太后也曾表示过赞成“主战”的意向，但从其所作所为明显彰示，她的“主战”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使然。其实，西太后还企图先造些声势再通过李鸿章与日本周旋一番似乎就可了事。
实际上，西太后对俄、英的虚伪“调处”是寄予了极大幻想的，她根本没有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站在国事第一线上的李鸿章，令人发指的是，其从一开始就对俄、英声称的“调处”和它们所放出的虚伪诺言“深信无疑”,并对此视为困难的唯一出路，一直做着所谓“以夷制夷”的黄粱美梦。
因此，他与俄、英等驻华使官频繁接触，一再乞求这群披着伪装的列强侵略者出面调停。甚至还妄想让他们进行武装干涉，且就此自欺欺人地对清廷统治集团宣扬“俄必有办法”;或肆言英国“肯发兵助我代倭”等等，极力散布迷信外邦的幻想。
因此李鸿章对备战“一味因循玩误”,“希图敷衍了事”。对敌采取避战政策，拒不进行战守准备，越发把己方置于束手待毙的被动地位。
与此相反，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抵抗派官员，为了积极地推行备战抗敌的方针，对西太后和李鸿章迷信外力，希图避战求和的行径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
这又成为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清廷统治集团中抵抗与妥协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所展开的首次激烈较量。
光绪帝在表明主战的同时，就采取依靠本国力量强战备部署。因此，他为了集中国力筹备战守，竟敢冒犯“老佛爷”西太后的旨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无疑光绪皇帝对西太后的不满情绪已有多年，可是公开违抗西太后的旨意，这却是自从他登上皇帝宝座以来的第一次。
装修颐和园，实为西太后准备在“万寿”庆典时摆威风、夸耀其“圣德”的主要项目之一。现在光绪帝让她就此罢手停工，岂不触动了她的肝胆其令勃然“大怒”?不过，西太后鉴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后来不得不发出懿旨无奈地表示，在“兴师”之时，“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对“万寿”庆典的筹备事项可以作一些简化。其在嘴上这样说，但在心里却极为不悦，她曾对人扬言，“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所以，这件事使西太后加深了她对光绪帝的仇忌。
在这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抵制清廷妥协势力的斗争，更直接、更主要的是集中于站在前线的李鸿章身上。
针对李鸿章的“调处”幻想与消极御敌，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光绪帝特意电谕李鸿章，言敌激烈。
在电谕当中，光绪帝既严厉斥责了李鸿章面对来势汹汹的外敌“不欲多派兵队”的怯懦态度；又强调指出了俄国可能另有“别谋”。在此，光绪帝已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极为尖锐的严峻问题：
应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战争的严重现实，决不能停于口舌之争，必须进行紧急的御敌准备；
要警惕俄国声称进行所谓“调停”活动的阴谋，不能麻痹上当，实为告诫李鸿章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调停”上面。
总起来说，光绪帝在电谕中强调了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在战争威胁面前，要立足于本身的力量，积极地预筹战备。
对于光绪帝的这些至关紧要的谕令，手握外交重事、用兵大权的李鸿章，居然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继续加以搪塞。因此，在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形势更加紧张时，光绪帝又通过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出了一个措词比较严厉的电谕，对李鸿章敷衍塞责的行径给予了更加严厉的训斥；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揭露得昭然若示。特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决不可信。从而对于筹备战守作了比较全面、周密的部署。
不久，光绪帝又就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其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事，再次向他发出谕令，再次申明，对于日本的肇衅“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重点号引者加),致异日别生枝节。”在此光绪帝还鲜明指出，对于这种乞求外力、“示弱于人”的事，今后“毋庸议”。
到此，光绪帝反对一味依赖外力的态度，已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事中褚成博也上奏指出，“日本觊觎朝鲜，意甚叵测”,对李鸿章“欲倚以集事”的懦弱言行，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他认为，沙俄进行的“调停”活动，“实欲坐收渔人之利”;英国表示的“助我”,同样是“阴遂要求之计”。因此他认为，绝不能被“彼族所愚弄”。强调中国“惟有决意主战”,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在这明枪暗箭一齐发来的严重、复杂的国势面前，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既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必将把战争强加在中国的头上；又敏锐地觉察到俄、英等列强的“调停”活动包藏着险恶的用心。他们反复指出，这种外力依赖不得，必须立足于本国力量的基础上迅速加强战备，御敌卫国。
在甲午战云袭来的日日夜夜，光绪皇帝与翁同和等枢臣，在书房等处埋头批览奏报、筹划对策，不时地通过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出谕电，督促其积极进行战备。他们为了御敌卫国，真可谓是“宵旰焦劳”。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实权的西太后，在当时除了偶尔派人传递一下她的懿旨，或在枢臣会上露露面，发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论而外，依旧终日在顾和园沉醉于纵欲享乐。
西太后不仅战争威胁根本不放在心上，反而对光绪帝的疑忌之心却是有增无减。这时，她仍在幕后操纵局面，并通过其心腹官僚，对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的备战御敌活动进行百般地阻挠和干扰。西太后的亲信官僚、军机大臣孙毓汶，就仰承其旨意，并“迎合北洋(李鸿章)”,对光绪帝筹划的御敌之策，“阴抑遏之”。
此时天津的李鸿章，在他的总督官邸，却显得相当忙碌，时而会见俄、英等使节；时而主持上呈下达的文电；并不断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东京等地的驻外公使发电探风传令。然而他所做的，均为了推行他的“以夷制夷”的方针，按妥协的宗旨做事。对频频而来的驻朝将领的请援、请战电报，李鸿章要么驳回；要么将其搁置一边。
朝廷发来的那些敦促其认清危局、加紧备战的谕旨，始终未引起李鸿章的重视。他深悉清廷的内幕和西太后的心意，所以不操实权的光绪帝，发给他的这种电谕越急、越多，李鸿章的抵制活动也愈公开、愈明显了。
面对日本预谋的侵略战争，秉承西太后懿旨的李鸿章，执意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之上。
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六月初二日(7月4日)光绪帝接连发出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形势危急“将有决裂之势”;外国的“调停”纯系“徒托空言”,一再敦促其立即进行全面战备，以免“贻误时机”。可是，六月初四日(7月6日),李鸿章仍然电令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的中国驻朝守军：“现俄英正议和，暂宜驻牙静守，切母多事。”还在做其依靠西方列强的幻梦。
直到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已在朝鲜集结重兵，摆好随时战斗的架势，但李鸿章仍然对中国驻朝守军将领要求准备自卫的呼声不予回复，继续抗拒光绪帝的严正指令，电示驻朝守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在敌我冲突之初，出自斗争策略的需要不开头一枪，这在中外战争史中当然不无其例。然而李鸿章坚持主张的“不先与开仗，却是解除自己思想和战备武装、把命运寄予别国的妥协思想”。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本侵略者开始按计划行动了。派兵闯入朝鲜皇宫，扶植傀儡政权，并向中国守军进行武装挑衅，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就在硝烟弥漫朝鲜京城之日，李鸿章在给清政府中央发来的两份电报中，居然借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之口，说“中国若添兵即以杀倭人论”。按他逻辑，日本军国主义者可以霍霍磨刀、为所欲为；中国绝然不可准备自卫。
同时李鸿章还煞有介事地说，“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继续制造依靠沙俄的幻想，抗拒光绪帝的备战指令。
李鸿章在租用英国轮船向朝鲜运送援军，实际是他精心设计的一起与光绪帝的抗战方针“对着干”的举动。
但日本侵略者却发动了**裸的战争行动，偷袭船队，击沉英轮“高陛”号，使中国一千来名官兵壮烈牺牲，公然不宣而战，发动了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为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事后，李鸿章竟以侥幸心情，得意洋洋地向光绪帝报告：日本击毁悬挂英旗的船只，“英国必不答应”,似乎还在为自己的“杰作”大加炫耀。
这时，他为了装扮一下要进行抗战的样子，应付一下来自朝野的主战呼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战船出洋巡逻。但就此区区小事，李鸿章竟大做文章，他在给清廷的电报中大言不惭地说，“已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铁快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可是他在给丁汝昌的密令中，却指示要“相机进退，能以保全坚船为妥”。中日战争已拉开序幕之时，李鸿章还在玩弄手法，对光绪帝等在硬顶之余又施展骗术。
其时，李鸿章等妥协派还有一个思想根结。早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光绪帝明示要他预防战事时，李鸿章就“两次陈奏，均以筹款为先”进行抵制。到六月初二日(7月4日),当李鸿章刚刚接到令其加紧进行战备的电谕后，他又陈词，“臣久在军中，备尝艰险，深知远征必以近防为本，行军尤以筹饷为先。”声称北洋海军“战舰过少”,兵勇不足，要筹战备，还需要二三百万两的饷银。
他军意思就是说，只有“先筹二三百万两的饷，方可战”。在此，李鸿章便公然提出了备战的前提条件。
毋庸讳言，备战兴师确需款项。但李鸿章从主建北洋海军那一天起，就“以备缓急之用”为借口，并曾宣扬战事切免“临渴掘井”,要“预防未然”。
但到这时，仅仅用于北洋海军方面的费用，就已“糜帑千数百万”了。当时有人断言，“现在北洋兵力军储甲于天下”,并非夸张。然而到真要用兵时，李鸿章却大叫“战舰过少”,兵勇不足，竟然要“临渴掘井”了。李鸿章本来知道，清政府的国库已“万分支绌”,“遽筹巨款，亦属不易”。
可是现在他竟然一张口就要二三百万两，无非是借机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施加压力，进行要挟；也是为他自己坚持妥协方针、一味敷衍贻误战机寻找借口。
面对这些来自内外的抵制和压力，光绪帝的主战态度依然毫不动摇。
他坚持反对依赖外国的“调停”和许诺，立足本国，积极备战设防，誓倾国力以御外敌。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光绪帝收到李鸿章继续鼓吹要与俄国舰队“会办”的电报后，顿时“盛怒”,立即下令“拟电旨致北洋(李鸿章)”,“命不得倚仗俄人”。
这时，牙山守军告急；日军偷袭运兵船只进而袭击中国守军等消息亦频频传来。对此光绪帝尤为愤慨，连续向李鸿章发出电谕指出：你原来固守“衅不自我开”而观望态度，然而现在已“衅开自彼”,理应“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了。接着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光绪帝又通过军机处寄谕给李鸿章，以极为愤怒的言词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对内，光绪帝虽然知道国库枯竭财政困窘，但他为了全力资助战事，在见到李鸿章的请款奏章之后，便立即密谕户部和海军事务衙门“会同妥议”,竭力筹办。
正是在光绪帝的督促之下，户部和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及东北边防经费等项中各集一百五十万两，共计三百万两“由李鸿章分别提用”。李鸿章的索款急图，并非为了了积极地备战抗敌；但光绪帝却力排万难，认真筹措，满足了李鸿章的请款要求，充分表现出他一片备战卫国的诚心。
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光绪帝为排除备战御敌的重重干扰，可以说是费尽了心力。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清王朝统治阶层当中，一般说来，光绪帝和那些抵抗派官员的态度是互为影响的。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的态度和作为，确实具有更加突出的影响力。
因此，由于在手握实权的妥协势力包围之中的光绪皇帝，旗帜鲜明地坚持御敌卫国的正义立场，便进而促进了清王朝统治层内部抵抗力量的增长。
特别是在日军偷袭中国运兵船和向牙山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事件发生后，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在朝野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与此同时，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抵抗派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他们为了推进抗战，与妥协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此期间，当光绪帝与翁同和等，在清廷统治集团核心与妥协权贵拼力周旋于内；其他一些抵抗派官员又通过具折上奏的方式力争于外。他们内外呼应、君臣配合，对日本侵略者“不遵公法，肆其凭凌”,蛮横“起衅”等暴行，进行了强烈的声讨。
并且这些人又同仇敌忾地对李鸿章“欺朝廷”、“抗廷议”、“甘受凌侮”、“御敌兵则怯”、“屡失事机”等误国行径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原来的帝党中坚、现在的抵抗派骨干志锐，沉痛地指出，对日本侵略者“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今日”。他疾呼：“军国大计，利害所关”,要求光绪帝速筹应急之计。此时志锐等还是把希望寄于光绪帝的谕旨之上。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一些抵抗派官员也逐渐地意识到，单纯依靠呼吁、敦促及以光绪帝发布谕旨的办法，来促使李鸿章等权贵起来筹战抗敌，是徒劳的。主战派迫于形势不得不进一步考虑采取新的对策了。
侍读学士文廷式上光绪帝的《奏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办事宜折》,其视野便有所扩展。在这个奏折里，他从总结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湾以来的历史教训和当前的危机形势出发，认识到俄、英列强进行的“调停”活动，皆是“将逞其诡谋，自益而损我”的诡计；并且他深刻地指出，“李鸿章立功之始藉资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基于这些文氏便向光绪帝上奏提出了“明赏罚”、“增海军”、“审邦交”、“戒观望”等建议。要求从“补偏救弊”入手，来排除干扰推进抗战。
他提出这四项建议的中心内容是，主张建立“候旨录用”的军制，即制订由光绪帝任命海、陆军各级将领的制度，打破由李鸿章独权控制海、陆军的现状。文廷式认为，通过这种办法既可以除掉军内“党习既深，选才亦隘”和“赏罚不公，贤愚莫辨”等弊端；又可以摆脱受列强欺凌的危险。达到“庶使将士皆知共戴天恩，感奋思报”,使光绪帝可以直接调遣军队，早日挽救抗敌的被动局面。
文廷式提出的这些应急建议，较原来抵抗派官员只力图通过光绪帝发布电谕的方式，来敦促李鸿章备战御敌的想法无疑是前进了一步。
这些建议，可以说是触到了清军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端。如此，显然有利于摆脱李鸿章对清军的控制，对改变抗敌的被动局面，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但要想做到却是很难的。
光绪帝为了组织备战御敌，确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日本侵略军击沉中国运兵船事件发生后，他还向李鸿章发出了警告的谕旨。
然而这一切，李鸿章均概不放于主事处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被动地位仍未改变。
鉴于这种严峻局面，光绪帝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推进抗战，对文廷式等人要求对某些军政弊端进行改革的建议引起了重视，逐渐产生了“欲开言路”等思想主张。
在历史上，“开言路”对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而且光绪帝的这种“欲开言路”的主张，尚不足以说明他在此时已产生了明确的革新思想。但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光绪帝为适应振作抗敌的需要，试图通过“开言路”、采众议的途径来广泛筹划御敌之策，显然是一种勇求进取的思想倾向。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夕，光绪帝也确曾冲破清廷权势者们的重重阻挠，向群臣疆吏发出了一些要求他们“等议”战事的谕旨；对一些要求启用善战人才等建议，他也准予采纳。
事实表明，随着侵略战争的急迫，在抵抗派官员的支持与促进下，光绪帝确在振作抗敌的道路上，不断地向前迈进了。
在那硝烟弥漫的日子里，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从清王朝统治层发出的这种振作抗敌的声音，与来自朝外要求奋起御侮的呼声，殊途同归地汇集成日趋高涨的爱国声浪。
这种形势的出现，对清廷统治集团来说，不管他们的态度如何，这毕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巨大势头。同时，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消极对策，后来也落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使其露骨的妥协活动不得不暂且收敛。因此，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在当时便逐渐占了上风。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抵抗派主张的对日宣战上谕。这个上谕在阐述了“中外所共知”的中、朝历史关系之后郑重宣告：
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
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
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
至此，清政府义正、庄严地布告中外，正式向日本侵略者宣战。
诸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清政府的对日宣战，是被迫采取的反侵略自卫行为，它的正义性是鲜明的。而这一事件所以发生，从清朝统治集团来说，却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通过与妥协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所取得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