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甲午风云战火起 严峻考验面前

西太后自从在清王朝主政以来，对内多疑阴狠，不遗余力铲除异己地，专恣威福不稍假借；对外则闭目塞听，虚骄自傲，遇敌先以盲目强横，于是即便是妥协、屈辱。在光绪帝“亲政”后一段时间内，她游逸于顾和园、三海的殿阁碧水之间，以向臣民彰显自己“情愿”归政的姿态，同时也显露了其骄奢**逸的本性。同治十三年(1874年),她四十岁寿辰，本想隆重的庆贺一番。但恰值列强四处扩张，致使边疆警报纷传，日本寻机进犯台湾；朝臣“海防”、“塞防”争执之声不绝于朝。因此，祝寿之事大扫其兴。光绪十年(1884年),正当她准备隆重庆祝五十大寿时，中法战争又一次冲破她的美梦。现在皇帝已“亲政”,颐和园也已复修完毕，西太后觉得应该体面、风光地将六十“万寿”好好庆祝一番了。因此，于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六日(1892年11月24日),光绪帝“深体圣心”,提前便下了一道谕旨：

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

随后，军机大臣及有关部门纷纷派以职任，大张旗鼓开始筹办了。次年春，还专门成立了筹办庆典机构、委以主管。至此，为西太后置办的器具衣物与珠宝首饰等源源入宫；而且宫廷内外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修饰，以及庆典期间一系列庆贺筵宴等的准备都迅速展开。与此同时，地方各高官贵员的进呈报效也在紧张筹办。举国上下，犹如沉浸在一派节日将临的“喜气”之中。

不料，她一生“万事如意”,可恰逢到“万寿”良辰偏不能称心遂愿。这次正当朝政内外个力以赴准备大庆其“万寿”时，却“迎来”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再一次扰乱了她的寿辰梦。为此十年后，章太炎在西太后七十“万寿”前夕咏了如下一副对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七十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对西太后专权祸国的丑恶行径形象地进行了鞭挞。

十九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的殖民者互相争横的同时，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之后崛起的日本，便逐渐走上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天皇即位时叫嚷，“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万里波涛，国威布于四方”。其实，这表露了日本统治者向外扩张的“狼子野心”。其“大陆政策”的核心，即是有步骤地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乃至世界进行侵略扩张。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公然对我国台湾的武装侵犯，便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的尝试。翌年日本又占据了千岛群岛；光绪二年(1876年)进而兼并了小笠原群岛；并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从此，日本全面向朝鲜渗透，并百般排斥清政府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朝“宗主权”;光绪五年(1879年),又将琉球群岛改为冲绳县，纳入其版图。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便把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列入它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议程。为此，日本大肆扩充军事力量，并通过各种途径极力刺探中国的军政情报，“准备着在最有力的时机

实现他们的大陆政策”。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夏之际，已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国，又面临新的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

中法战争之际，光绪十年十一月(1884年12月),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迅速镇压了日本策动的“甲申政变”。日本就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于光绪十一年与清政府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专条》中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向朝鲜出兵时，必须事先相互通知。这种规定，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此后，日本便加紧策划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准备。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由于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中、朝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出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赴朝，协助朝鲜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就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的本身来说，固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反革命性；但从当时中、朝统治者之间的历史关系而言，这又是必然的事务。何况清政府在向朝鲜出兵时，遵守了曾经签定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动地通知了日本外务相。显然，清政府这次向朝鲜出兵，从当时的国际关系说来，并属正常国事。

但是，早已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趁机无理纠缠，肆意扩大事态，借口“保护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同时，日本政府还迅即组成了战时大本营，“在横须贺及广岛加速运送军队上战舰的准备”。并无视清政府和朝鲜政府提出的中、日同时自朝鲜撤兵的要求，继续向朝鲜增兵。日本军国主义者已决心利用这一时机“不惜以国运为赌注，与中国作战”了。

同年六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已密布战备”,且肆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乘机挑衅”,从而使中、日两国关系剑拔弩张。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情势下，清王朝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依然处于不理不问的状态中，“视东寇(日本侵略者)若无事者”,终日浑浑噩噩“惟以听戏纵欲为事”,对严峻的中外形势和国家的安危概“不关心”。

更为令人气愤的是，本来清政府的国库空缺，现在又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挑战，国家应紧急备战御敌，军费大增。可是，西太后为了准备六十“寿辰”庆典，仍然“铺张扬厉”。不仅命各地的疆臣大吏“先期”派员“入觐祝酸”,还要在颐和园一带“分地段点景”,以粉饰其所谓的“升平”景象。为此，她继续动用大量的钱财供其挥霍，造成军用“大虚”,使国家的战备陷入“筹款殊难”的困境。

在误国殃民之事上，西太后与李鸿章总是君臣里表的。西太后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还在醉心于糜华享乐之中，对外无所事事。李鸿章从战事之始也照样毫“无作战之气”,本着妥协的宗旨，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一味因循玩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竭力避战，把清军置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由于西太后、李鸿章的妥协政策，不仅使中国遭到侵略战争的威胁日益加重；也给中国的备战抗敌制造了障碍。

甲午中日战争，对光绪帝而言，是“亲政”以来所遇到的一次最为严重的中外事件。但是，这时的光绪帝，即登实为“亲政”但却内受西太后的压抑；外临强敌的紧逼。在这种尖锐复杂的现实面前，光绪帝作出怎样的选择，无疑是对他的一次严峻考验。

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光绪帝如果西太后与李鸿章等当权者一样，也对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视而不顾，妥协附和，当然他可以得到西太后等人的喜欢，或能给个人换来一时的苟安。

如果他要顾及清室的“基业”,与西太后、李鸿章等权势者形成对立，很显然，他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来自内外的重重压力，也会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极大的风险。

在中日关系紧张前，年轻的光绪帝为了摆脱自己受制于人的境遇，曾试图与西太后争衡。说明他在那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仍集中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势之争上。但是，到光绪二十年五六月(1894年6、7月)间，光绪帝和一些帝党官员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威胁，开始越发深切的关注。

他们惟恐日本大举侵入，将使“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对其政权和国家的前途忧虑重重。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七月中旬，光绪帝审时度势，跳出了在统治阶层内部争夺权力的小圈子，决然作出了选择，公开站出来“一力主战”,积极支持一些官员要求备战抗敌的类议；不断发出电谕责令李鸿章加紧“预筹战备”,全力筹划御敌抗战事宜。事实说明，这时的光绪帝已态I度坚决地站在了反侵略的立场上了。

当时的光绪皇帝，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虽然处于不具实权的地位，然而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一国之君。鉴于外侮凌逼，他公开站出来号召御敌抗战，这在清王朝统治阶级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清廷内部，由于光绪帝鲜明地表示御卫国，首先使一些也有抵御外侮意愿的帝党和其他一些官员受到了鼓舞。如侍郎志锐和御电安维峻等人接连上奏，要求备战御敌，并公开抨击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因循”误国行径，直接支持光绪帝的抗战主张。

时到此刻，就是久经宦海、平时对“老佛爷”西太后“栗栗恐惧”的翁同和，在枢臣会议上也敢于陈述己见了，与光绪帝紧相呼应。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原来与帝、后之争没有多大关系的一般官员和士大夫，他们出自“忧国”等激愤心情，也纷纷言战，与光绪帝上下配合。于是，在国势危急的险境中，由于光绪皇帝公开主战，使在西太后控制下犹如一潭死水的清廷内部，顿时激起了一股卫国抗敌的主战潮流。至此，一切要求抗敌御守的官员士大夫，便都集聚在光绪帝的周围了。

当时，在地方实力雄厚的洋务派显要官僚张之洞、刘坤一，他们的思想十分复杂。尤其这两个人对帝、后的纠纷都怀有戒心，谨慎避之。

因此，在甲午中日战前他们的公开态度是较为暖昧的。但当张之洞得知“上(光绪帝)主战”的消息以后，他的思想也逐渐转向抗敌。光绪帝命沿海要地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战防),勿稍大意”,他便向其属下传达“朝廷甚注意江防”。在他的主持下，长江一带作了一些较认真的防务事宜。当时的刘坤一，其态度也在逐渐向主战派靠近。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在以光绪帝为首的清廷主战派的影响下，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态度都有了新的变化。

光绪帝在外敌当头的紧要时刻，挺身而出公开主战，积极筹划备战御敌之策，显然是顺应了广大军民不甘屈服于侵略者的爱国要求。同时，在具有一定的民族情感、忧虑国危的官员士大夫阶层，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号召力。如国子监司业瑞洵说，由于“皇上宸衷独断”,极力要求备战御敌，则使“凡有血气(者),罔弗攘祛思奋，敌忾同仇，争献御侮折衡之策”;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也说，“皇上(积极筹划御敌战事)宵旰焦劳，实足以感动天下臣民，敌忾同仇之志。”可以说，光绪帝与西太后、李鸿章等实权派的对外态度相反，不顾个人的得失，决然站在了御敌主战的政治立场，这就等于在昏暗的清廷当中树起了一面招展耀目的旗帜。它以一种特有的吸引力，使一切不甘被外敌**的臣民纷纷聚结在它的周围。从而，促进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分化，有利于反侵略力量的聚结，对推动抗战显然是有历史意义的。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行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历史条件下，集聚在光绪帝周围的这支抗战力量虽然它的基础还是原来的帝党，但其范围却比以前扩大得多了。尤其是使他们连结在一起的主军思想，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已不再反为了争权夺势，而是为了卫国保社稷。所以，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围绕光绪皇帝扩展起来的这支政治力量，在实际上已由原来的帝党发展为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主战派了。

到这时，在如何对待日本侵略者的这一国事问题上，与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尖锐地对立起来。显然，这期间的帝、后之争，在实质上已演变成主战还是主和、抵抗还是妥协的矛盾和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