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之间明争暗斗
自从光绪帝以一个皇帝的身份直接影响朝政以来，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一般称谓的后党与帝党，这已是人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了。显然这种所谓的党，并非指近代的阶级政党而言的，它只不过是在清王朝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里分离出来的两个派系。
但任何的政治派系，又都不可能完全孤立的存在，它自然要与社会矛盾和民族斗争发生某种联系，反过来又会对国家的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廷中的这种后党与帝党，就其产生、形成和演变的具体情况来说，因为比较隐蔽和复杂，尚难加以确切地说明。但从各种迹象看来，它是伴随着光绪帝的地位逐渐显露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并且这一过程，又与西太后强烈的权势欲，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立场及清廷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分化联系在一起。所以，帝、后党产生的基础，是出自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但其发展演变，又与社会形势，中外关系，尤其是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国家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
大致在一八九四年(光绪20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是帝、后党从产生到逐步形成的阶段。由于西太后与光绪帝所处的具体地位不同，他们各自的派系势力也不是同时形成的，事实上，后党的形成是先于帝党的。
自“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西太后)所亲拔”。当然这些遍布王朝上下的“重臣”,便成了西太后的统治基础。
可是，在西太后强立我派为帝的时候，在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当中便出现了新的裂痕。当时西太后虽然施以各种手段力求使之弥合，然而由于它的根源未除，这种破绽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消除。
从此以后，西太后为了维护其专权地位，继续稳定她的统治阵脚，便加紧设“防”。可以说，这就是帝、后派系势力产生的背景和源起。
西太后原来认为，通过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光绪小皇帝，可以收到一前双雕之效，既可长期把光绪帝死死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又可以堵住他人之口。
但是光绪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使他完全变成一个任意摆布的装饰品。至于其臣下的不同反响，也不是单纯用高压手段可以全然压服的。
尤其是在视权如命的西太后看来，光绪帝本人似乎还无足为俱，但他却居于一个国君的位置上，而且其年龄又在不断增长，这一事实，确乎使她感到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唯恐光绪皇帝有朝一日可能挤掉她在清王朝中的权位。
于是，西太后在继续在光绪帝身上下功夫的同时，又极力进行排除异己和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的活动。
恭亲王奕诉，本来是西太后得势的一个最为有力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密切配合，于一八六一年(咸丰11年)发动的宫廷政变得以顺利告成，西太后夺取了清廷的大权。
由此，奕诉也受到西太后的特殊器重，接连授予议政王、军机及内务府和首任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并使奕诉获得王爵世袭、亲王双俸等一系列的恩荣。
在此后的多年里，奕诉一直主持清中央内政、外交的“枢纽”军机处，是西太后最为得力的一个“臂助”。
后来到六十年代末期，在围绕着权势问题上，西太后与奕诉之间便发生了一些磨擦，奕诉与东太后合谋杀掉安德海事件，即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因此，当这一件事发生后，西太后也“深有恨于恭王(奕诉)”。不过在这期间，他们之间的矛盾还只是处于潜伏状态。
继此而后，西太后立载活为帝；光绪小皇帝与东太后的关系日益密切；奕诉又与东太后颇有往还，于是西太后与奕诉的矛盾又加上了新的刺激素而日趋尖锐。东太后死后，西太后便把她的怨恨集中在奕诉身上了。
到中法战争爆发的前夕，西太后便趁机于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光绪10年3月13日)发布懿旨，主要是指责恭亲王奕沂在军机处任内，“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等等，遂下令对奕诉“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让其“家居养疾”,给予罢黜。
同时，西太后对其他军机大臣李鸿藻、景廉、翁同和等人，也分别给予了不明不白的处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奕诉是与英、法、俄侵略者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的主要经手人。他也是鼓吹中外“和好”,把国内人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上下呼应的一个首要人物，也曾是对外主张妥协的大官僚。
不过在中国进入近代的历史条件下，在奕诉身上也具有一种矛盾的性格。他在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中，首先注意了解外界形势，带头主张吸取外国的一些先进的军事、生产技术来修补清王朝的统治，可以说，他在清朝中央还是一个颇具胆识、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王朝具有某种腐朽性，真有点“求治之意”的人。
并且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年，当奕诉看到法国通过越南向中国扩张侵略时，他又认为中国用兵，“非徒保护属邦，实以遏绝外侮”,也极力主张抗击法国侵略者。
奕诉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显然比有的主战官员只是出自“保护属邦，固守边界”而要求抗战前进了一步。
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奕诉从清廷政治舞台上除掉的借口罢了。表明到这时，西太后与奕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关于这时的翁同和，也倾向主张抗法，特别是他已与光绪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受到处分，无疑伏有西太后顾忌光绪帝的影子。
西太后将奕诉革职，把其他人排出军机处之外，同时，她任命紧紧追随她的礼亲王世择、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人为军机大臣。
次日，西太后又颁懿旨宣布，今后“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還商办。”在此，名为“商办”,实际是让奕還主持军机处事宜。
西太后罢黜奕沂，重用奕還、世锋等人改组军机处，是她排除异己，拼凑新的亲信势力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中法战争结束，在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里，也有些人看到“海军为经国要图”。他们的想法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张，也认识到建立近代海军，仿佛可以为他们增加与外国侵略者进行讨价还价的分量，而奕還又是其中的主要倡导者。对于这一建议，西太后采纳了，于一八八五年十月(光绪11年9月),在清廷中设立了海军衙门，决定先筹建北洋海军，并任命奕還“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
同时又委派庆郡王奕助、李鸿章“会同办理”,都统善庆、兵部右待郎曾纪泽“帮同办理”。到这时，经西太后的大力提拔，醇亲王奕還的势力又得到了迅速的扩展，世锋、孙毓汶，奕助等亲贵的权势也在日见煊赫。
西太后改组了原来的核心班子，确也使她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在这以后由她导演的假“归政”丑剧中，她所重用的这些人几乎都粉墨登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她建立新的统治方式，再次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特别是奕還，当然也应包括世泽等人，在关键时刻，又起到了关键性的捧场作用。
奕還虽是光绪帝的生身父，并且他对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也曾留有一定的余地，他为“避本生擅权之嫌”,对西太后命办事项“心益加惕”,处处“翼翼小心”,奕還确有一套处事手法。奕還始终把迎合西太后的旨意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可以说在政治上也是西太后的忠实追随者。
过去，奕還不折不扣地按照西太后的意图来培驯光绪帝，后来在光绪帝大婚、“亲政”的问题上，他也未因父子亲情，而稍微主特点公道。
相反，奕還竟然助纣为虐，成了西太后策划阴谋、施展诡计、渔利重金的积极参与者。在此尤应指出的是，当时西太后采取祸国殃民的手段，挪用巨额的筹建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还是通过主管海军事务的奕還之手进行的。
当光绪帝“亲政”,西太后洋作“归政”进驻颐和园之后，奕還、世泽、孙毓汶、奕助、徐桐等人，又负有在清宫紫禁城里贯彻西太后的旨意、牵制光绪帝行动的特殊使命。
事实表明，西太后在迫于压力变换手法，建立在“光绪”牌号下西太后专权体制的时候，也是以西太后为中心的派别势力形成的具体过程。
此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适应着西太后的不同需要，后党的骨干也时有变动。但是，除了到一八九一年一月一日(光绪16年11月21日)奕谓病死后，孙毓汶、奕助、徐桐等人的权势有所增长外，直至1894年(光绪20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党的阵容基本处于稳定的状态。
从后党派系势力的构成来说，共同的阶级利益，当然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基础。可是在这一根本点上，他们与当时的光绪皇帝并未出现分野之处，显然所以形成这股派系，还是与光绪皇帝有关。
面对光绪帝“执政”的现实，“凡(西)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于是便集聚在西太后的周围，形成了一股派系势力。
如果说这些人是出自私利的结合(当然并不是说促成帝党无此成分),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同时还应看到，在这些人的思想、态度方面，又呈现了一些共同点，说明他们的聚结还有其相同的思想基础。
后党的骨干成员，基本都是些与西太后一样的顽固腐朽之流。这些人，在思想上是封建传统观念的直接继承者；在政治上又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
在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他们仍然死抱着陈腐观念不放。这些人在思想上都与徐桐一脉相承，坐井观天，“不悉万国强弱形势”,在那里盲目虚骄。
在这伙群顽之中，也有的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了兴趣，并试图用来自救，可是对于社会的变革，他们仍然是极端仇视的。
西太后、奕還等虽曾高谈“海军为经国要图”,同意和倡导建立近代海军，但在实际上他们又竭力挖它的墙脚。因此，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又成了近代中国封建守旧势力的顽固堡垒。这些人对待国内的广大人民。确实气壮如虎，颇有一套搜刮、统治和镇压的手段；但对列强侵略者，他们却又显得那样的愚昧与怯懦。在这方面，顽固与屈辱又总是统一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有人说这种人“常与国家患难为缘，”可谓切中了他们的要害。
说明这些人，始终把维护自己眼前的权势和统治摆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而这一点，正是列强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统治所需要的。
可以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对国内是封建顽固派；对外，又是地道的投降派。而且正是他们，始终把持朝政，在清王朝中居于实力派地位。这一伙人，为了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一再翻云覆雨地拨弄是非，沉醉于内部的权势之争。
要揭示后党的内幕，还涉及一个地位特殊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后的太监总管李莲英。此人身为太监，但在实际上，他却成了最受西太后信宠的一个“权倾朝右”的特殊人物。李莲英的发迹和得势，与西太后不择手段地培植亲信、党羽，进行内部的权势之争，直接连结在一起，成为清王朝、西太后昏庸腐朽的一个侧影。
李莲英，是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家境小康，但其本人却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亡赖于”,十几岁时，就鬼混于乡里。李莲英在当地“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
出狱后，李莲英又通过做皮活流窜各处。
多年的江湖阅历，使李莲英学会了一套投机钻营的本领。当时，他的一个同乡名叫沈兰玉的在清宫当太监，李莲英很羡慕他。于是，他就经常到北京与沈兰玉交结，企图通过他的这个同乡混进宫中。
骄奢**逸的西太后，不仅衣着一天数变，而且经常变换发型，为要梳妆新发式，她“屡易人，不称旨”。这个情况被李莲英得知后喜出望外，感到对来运转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当即用了一段时间，走遍歌楼妓院、梨园杂场“刻意揣摹”,很快地掌握了女人各种奇异发式的梳妆要领。随后通过沈兰玉的“引进”和吹捧，李莲英便入宫为西太后梳头了。
其实，对这个深居宫廷与世隔绝的西太后来说，她并不真地了解世间出现了怎样的新发型，这一点，善于钻营的李莲英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很会窥测风向，善于揣摸“后意”的李莲英也看得很明白：在西太后时代，谁要能够取得这个“老佛爷”西太后的欢悦，他就会跃然而飞黄腾达。当时李莲英所以要不择手段地混过清宫，其内心并不是只想当个梳头太监了事，他只不过把这当作接近西太后的手段，以便求得荣华富贵。
因此，他在给西太后梳妆时，除了用上几招之外，主要是使出了他那拿手的献谀、吹拍的伎俩，从而赢得了西太后的青睐。从此以后，西太后“每晨辄令李莲英执梳挽之，否则以为不适”。李莲英的招法果然奏效，西太后很快就把他提为梳头房的太监总管。李莲英便从此发迹，走上了清宫的宦海生涯。
李莲英入宫的初期，正是太监大总管、西太后的宠宦安德海权势大张炙手可热的时候。后来安德海被杀，这对李莲英真是一件料想不到的特大喜讯，他一下子被西太后提升为太监大总管，接替了安德海的位置。到这个时候，李莲英经过多年的苦心钻营，终于一跃成了统辖清宫三千来名大小太监和宫女的总头目了。李莲英取得了太监大总管的头衔后，便进一步对“老佛爷”西太后极尽谄媚取宠之能事。西太后每年都要大搞一次“寿辰庆典”。她不顾国势衰危，民生困苦，总要花费大量财物，摆排场挥霍享乐。所以每一次这种“庆典”,又都变成国家和人民的一场灾难。可是这对李莲英来说，又正是迎合主子心意大显神通，对西太后讨好孝忠和向各地勒索大量财物的时机。
在“寿辰庆典”的正日，西太后总要进行一次所谓的“放生”活动，以示她的“恩德仁慈”。如在顾和园修成当年的那次“寿辰庆典”时，善于揣摩西太后心理活动的李莲英，很早就指使他手下的心腹太监买来鸟雀，加以驯养，后来到西太后“放生”时，自然会有几只驯熟了的鸟，在笼子打开后也不飞出去。
每当这种情景出现时，李莲英就跪下按照熟套子赞颂：“老佛爷福气大，这些鹦鹉，感动老佛爷的慈悲，情愿在宫里伺候。”这一马屁拍得恰到正处，西太后虽然有时故意作点姿态，但在她心里却是十分得意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一些正朝日益腐败，曾多次演成宦官擅权乱政的事，直到明代也发生过为患甚剧的“阉祸”。进入清代以后，雍正皇帝鉴于明代的“阉宦之弊”,曾于它内交泰殿立铁牌，作为一种“家法”“戒内官(宦官)干预政事，”并在太监的品级和数量上都作了限制性规定。
但是到了西太后当政以来，这种限制便逐渐废弛。特别是到了载活即帝位之后，西太后为“植党营私”、纵欲、揽权，竟然破坏其“家法”,对与她终目相处，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的李莲英，加以百般地庇护、纵容和推崇，至使这个太监总头目假“后权”以肆虐“渐著声势”,进而干预朝政，“营私纳贿，无恶不作。”
至一八八一年(光绪7年)的时候，李莲英就居然成了“人皆称之日九千岁”的一个“权倾朝右”、成震朝野的神秘权势者。内白军机外至督抚等大员，甚至光绪皇帝，在他面前都要矮三分。进而又造成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形：如果谁能买通李莲英，也就等于交通了西太后。
原来作为一个远支宗室、爵位最低的辅国将军奕勖，因为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他便得到了西太后的赏识，一再加官进爵，逐步晋为亲王，官职做到总理衙门大臣，成为后党的骨干。通过逢迎西太后被提为工部尚书的荣禄，因其不轨遭到处分，也由于他“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逐渐“改变”了西太后对他的看法，又步入青云，先后晋升为大学士、直隶总督等要职，也成了后党的中坚。
一八八六年五月(光绪12年4月),醇亲王奕還前往沿海“巡阅”北洋海军时，西太后又决定委派李莲英“随往”。而且在行前，西太后为了提高这个太监头目李莲英的身价，竟又打破成规授予他二品顶戴共赏给了黄马褂，使李莲英在清代太监当中获得独一无二的尊荣。
一路上，李莲英如同一个钦差到处“招摇”,同时也轰动了清廷。还有甚者，当御史朱一新对李莲英“干预外事”的行为提出指责时，西太后当即亲自出马，对李莲英的恶劣行为给以竭力的辩解和开脱，说这是“以示深宫眷注体恤之意，”驳回来一新的指责，并给予降职处分。
无论西太后怎样掩饰，它却成了当时太监干预清王朝军政的一大丑闻，是西太后不择手段地结党营私的又一次大暴露。
不仅如此，据说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行径，其中也有“李莲英之进言”。
在为光绪帝“筹办”大婚时，又经奕還等人建议，由西太后批准，任命李莲英主持“办事公所”,“专司交传接收一切差务”。
在这个过程中，李莲英也捞到了不少油水，有人说光绪帝大婚的“经费”,“十九纳之孝钦(西太后)、莲英之私囊”,是可以想见的。在光绪帝“亲政”,西太后进驻颐和园之后，还是李建英秉承主子的旨意，与那些后党官僚里应外合，布置他的亲信太监在清官“监察”光绪帝的言行，及时通过他向西太后“报告”。
嗅觉敏感的李莲英，为了表示对其主子的无限忠诚，于平时经常在“孝钦(西太后)前短德宗”,“言皇上有怨望之宗”,“言皇上有怨望之心”,甘心充当西太后的鹰犬。此外，李莲英又恃西太后的“宠幸”,一再蔑视光绪帝。甚至每当光绪帝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或请示政事时，都要在外边等候李莲英的安排，有时李莲英为捉弄光绪帝，竟然长时间不予理睬。
可以这样说，李莲英的发迹，是他的野心、钻营和西太后奢欲极度膨胀的拍合；但其得势，又与他适应了西太后“植党营私”的需要直接相关。
在此以后，凡是有关帝、后之间的纷争，李莲英无不参预其内。从而，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便在清廷形成了“内之则宦官李莲英，外之则军机大臣孙毓汶，皆西(太)后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权，视皇上(光绪帝)如应器”的局面。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既是西太后实行“植党”政治的结果；也是清封建政权和西太后越发腐败的具体写照。
与此同时，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和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结合。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对外办交涉的过程中，由于李鸿章坚持尽量不与外国侵略者“失和”的宗旨，一味地采取妥协、投降方针，从而取得了列强的欢心；另一方面，在奕助失势之后，李鸿章又以大学士的身份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而成了西太后对外收拾局面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得力人物。
因而，李鸿章的份量，便在西太后的心目中占据了越发重要的位置。在一八八五年十月西太后决定成立海军衙门，筹建北洋海军的时候，她在任命奕還“总理海军事务”的同时，又把直接筹建和经理北洋海军的大权交给了李鸿章，让他“专司其事”。结果，特别是在奕還死后，新建起来的北洋海军的统辖权，便完全落人李鸿章的手里。这样一来，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李鸿章经营的老淮军和他控制的近代北洋海军，便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军事支柱，李鸿章的势力也因之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他不仅独揽了清王朝的外交经办权，也控制了这个王朝的用兵权。
有人说，"其时外边政局的重心”已经"完全集中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身上，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仍然离不开清王朝这块封建主义的土壤；西太后更缺少不了李鸿章。到一八九四年初(光绪19年末),西太后又赏给李鸿章三眼花翎顶戴的恩荣，即是他们在政治上更加紧密结合的具体体现。
就这样，以后党为中心的封建顽固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互为依存，控制着整个清王朝的格局日益牢固。而这种格局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愈益深化的时期。
西太后已把光绪帝视为她在“家内”最大的潜在威胁而多方筑围设“防”。但从光绪帝本身来说，经西太后多年的特殊“抚育”,他已陷入了西太后布下的罗网之中，西太后的“不可侵犯”的“威严”,已在他心灵中扎下了根。
经过中法战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朝政的兴趣虽然由此萌发，进而产生了希望自立的念头。可是直到光绪帝“亲政”以来，面对不断严刻的处境，他却更加望而生畏了。“亲政”后的光绪帝，在实际上“亦不能行其志。”光绪帝在政治上的魄力，的确受到了严重的压抑。
在光绪的个人生活方面，除了旧怨之外，又由于西太后给他“强迫指定”皇后，更使他在感情上留下了新的创伤。加上在婚后，孝定皇后确又倒在西太后的一边，促成光绪帝对这皇后在感情上的疏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光绪帝对瑾、珍二妃，起初，基本是出自在感情上的投合，后来在思想、志向方面也逐渐取得共鸣，越发亲爱。就此看来，或可说这是光绪帝稍微表露了一点个人的意愿。
原来，在瑾、珍二妃入宫之初，西太后并未对他们两人表现出怎样的恶感，所以有时还让珍妃侍其旁披览奏章。后来，当西太后得知孝定皇后“不得志于德宗”遂即“迁怒二妃，遇之甚奇”,甚至使瑾、珍二妃屡受“鞭责”,在帝、后(包括西太后)、妃之间演成无休止的纠纷。
对于这种情形，德龄把它完全归结为宫廷中的所谓“醋海兴波”是不确切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后、妃之间产生纠葛，多源于风情醋意，但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
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在当时帝、后、妃之间出现的这种纠纷，还是反映了西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光绪帝所以不喜欢孝定皇后反而宠爱瑾、珍二妃，是他对西太后“控制术”的一种反抗。光绪帝的这种反抗，是十分有限的，每当瑾、珍二妃受到西太后的虐待“诉之”与他时，他又总是“勿敢言”,违心他屈从于西太后的“威严”之下。
于是，光绪帝对孝定皇后恶而弃之不得；对瑾、珍二妃爱又不能尽其情，使他陷入无法自解的痛苦之中。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皇帝在个人生活方面所以也造成这种凄凉的情景，如同他在政治上不能自立一样，既体现了西太后的暴虐，同时也说明，作为西太后塑造的一种明显后果，在光绪帝身上已形成了突出的软弱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直至光绪帝“亲政”,同西太后大肆结党营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宗(光绪帝)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固已孤矣。”但是，在各种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发展中的矛盾性也就越来越明显。
光绪帝的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他个人的思想、意志的成长发育受到了限制，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的辨别是非能力加强，不得志的境遇，却又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推力，促使他可以比较清醒地来观察周围的势态。
早在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在政治上的敏锐反应，即是一种突出的表现。随后，在围绕光绪帝“选”定皇后和“亲政”等问题，西太后一再耍弄权术，独断专行，更使光绪帝尝到了不得志的味道。光绪帝“亲政”后还“不敢自主”,显然这并不是说他不想自主。
平心而论，已被西太后牢牢控制了的光绪帝，他要自作主张也定然是十分困难的。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鉴于在西太后的拨弄下朝局越发昏暗，光绪帝进而又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在光绪帝思想中的“反作用力”也在日趋增长。
与此同时，那些“愤太后之干政”的“朝上之守正者”出于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光绪帝的周围，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逐渐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珍二妃之外，就是他的汉文师傅翁同和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和对西太后不满的工部侍郎汪鸣銮、贝勒载澍、户都传郎长麟等文职官员。
在其中，尤以翁同和居于突出的地位。翁同和一直身任光绪帝的师傅，他们二人不仅接触频繁，并且由于这个文人官员翁同和具有牢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又向往开明政治，因而对身为皇帝的光绪尤为仰重。
另外在光绪帝面前，翁同和又是一位文雅的长者，光绪小皇帝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对他给予各方面的关照。正如有的外人所说，翁同和对光绪帝“不但是老师，也是顾问、保护人”。
再说处于被包围状态中的光绪帝，不但要获得知识便于向翁同和请教；而且想了解外界形势的动向，也易于向他探讯。
于是，日久天长翁同和形成光绪帝“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的特殊密切关系，在他们俩人之间建立起手足之谊。翁同和也确有一套地主阶级的政治手腕，他能长期“周旋帝后”之间。在一八八四年(光绪10年)翁同和被清出军机处，却继续担任帝师和户部尚书。至一八八八年一月(光绪13年12月)他以前受到的“处分”被解除，后于一八九四年(光绪20年)翁同和再入军机。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帝、后，翁同和在思想上却越发倾向于光绪帝了。
因此，在“附之”光绪帝周围的人当中，唯独翁同和的官职比较显要，长时居于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之中。基于如上种种缘故，翁同和既逐渐成了光绪帝在政务活动方面的一个最靠得住的有力支持者；而且也成为逐渐形成的帝党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支柱。
志锐(1852—1912年),字伯愚，号公颖。他早年曾与江南名士文廷式等人有交结。一八七六年(光绪2年)中举人，一八八零年(光绪6年)成进士，随后授编修进入清王朝官场。在这时，他仍然“究心经世之学，思有所建”,思想较为通达。说到志锐趋向光绪帝的起因，固然与他和光绪帝具有亲属关系，但在志锐的思想中具有进取倾向，对光绪皇帝有所期待，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因此，志锐也逐渐成了帝党的中坚。
至于其他一些官员，基本是不满于西太后夺权而陆续集聚在光绪帝周围的。其中的一部人对于国内形势的态度方面，也多是趋于守旧。
但这些人具有的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都对西太后专权乱政心怀不满，在这一点上，是他们“附之”光绪帝的思想基础。
当这些人开始向光绪帝周围聚结的时候，因为只是出于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当时的光绪帝还没有胆量公开、主动地加以结纳。所以在出现帝党的初期阶段里，作为以光绪帝为中心的派系势力，尚处于一种隐蔽的状态中。
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却对在光绪帝心中潜伏的“离心力”倾向给予了新的启动。据梁启超说，光绪皇帝随着“年渐长，图治之心渐切，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在他的心中，激起了向自己的命运进行挑战的思想浪花，他要迎着强劲的逆风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了。
首先，于一八九二年(光绪18年),光绪帝把瑾、珍二妃的堂兄志锐提为和部待郎，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纳入清廷的中枢部位。后于一八九四年五月(光绪20年4月),又经瑾、珍二妃的推荐，趁“大考翰詹”的机会，光绪帝亲命将翰林院编修文廷式以一等第一名提为待读学土。
文廷式(1856—1904年),字道希，号云阁，江西萍乡人，原是江南的著名地主阶级学者之一。他既与志锐有旧交，亦与翁同和有联系，同时他还是瑾、珍二妃早年的老师。文廷式“提倡公羊之学”,也是一位很有现实感的今文经学家，他素以评论时政的“清流”著称，对“德宗(光绪帝)每以不得行已之志为憾”,在思想感情上同情光绪帝。
文廷式所以受到光绪帝的器重，固然有“二妃力也。”
但其人又确实是一个很有“才华”、颇有见地的人才。并且由于此人在当时的文化知识界享有盛名，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以他被重用，在一定程度上给光绪帝增添了助力，光绪皇帝通过他扩大了影响。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光绪帝重用了志锐和文廷式这两个人，又是通过亲情关系进行的，这都与他的处境有关。光绪帝器重他们，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给他增加多大份量，当然也不能使他彻底改变原来“势孤”的处境。并且，在围绕光绪帝周围的这些人之中，虽然翁同和的官居显位，但总的说来都是些在清廷中不操实权的文职官员，在制造舆论方面确他们有些潜力，但是在决策上又与光绪皇帝一样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如此，就光绪帝敢于按照自己的意志任用人才的本身来说，却是对他的懦弱性的一种突破，显示出他思想中的矛盾因素在进一步游离。而且到这时，以光绪帝为核心聚结起来的这个派别势力(即帝党)也趋于表面化了。
可以看出，在清王朝高层统治集团中逐渐形成后党与帝党两大派别势力，集中地反映了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但最后看出，这也是在西太后控制下的这个封建王朝自身陷入深重危机的一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