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准噶尔议和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清朝中央政权和准噶尔地方政权仍然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雍正末年爆发的贵州地区的苗族叛乱也在继续蔓延。因而，乾隆皇帝在积极整顿内政的同时，还进行了与准噶尔部议和及平定苗疆叛乱的活动。

明末清初，西北厄鲁特蒙古地方政权崛起西北，几十年间，先后侵犯喀尔喀蒙古、西藏等地，并和清朝中央政权也发生对抗。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地区的安定，康熙皇帝数度用兵，先后给准噶尔贵族势力以沉重打击。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皇帝继承其父未完的事业，把消灭准噶尔贵族政权作为自己的一个工作重点。雍正七年(1729)之后，清朝政府对准噶尔大举用兵。连续几年的战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准噶尔贵族的分裂势力，但是由于指挥失宜，调度乖方，清朝军队本身也伤亡惨重；兼之军费开支巨大，国库存银急剧下降。面对这一现状，清朝中央政府亟须休养生息，以图再举。于是，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雍正皇帝派遣傅鼐、阿克敦、罗密等大臣出使伊犁，商讨停战、议和、划界事宜。与此同时，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也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并于次年三月派使臣吹扎木喀随傅鼐等进京，商讨划界事宜。这时，边界上的战争也在实际上停了下来。

然而，因雍正皇帝的去世延缓了两个政权间的议和进程。鉴于历史上有内忧导致外患的先例，雍正皇帝去世之后，乾隆皇帝即严谕西、北两路统帅停止撤军，固守边界。同时，还连派得力大臣庆复、常德等赴北路军营，主持防御准噶尔军队内犯的领导工作。而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虽然无力内犯，但也确想利用雍正皇帝去世的有利时机，争取达成一个对其有利的划界协定。因而，乾隆元年(1736)正月，准噶尔使臣吹扎木喀再次进京商讨划界问题时，除继续坚持双方当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界的原先立场外，还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喀尔喀蒙古继续内徙，以多留双方空闲之地的无理主张。对此，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并中断了双方的边界谈判。噶尔丹策零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或派兵越界，掳掠牧民，施加军事压力；或遣人至喀尔喀蒙古地方做镇魇巫术，“妄造浮言，煽惑人心，侦探消息”。同时，他还致书喀尔喀蒙古车臣汗，无理要求清军设防戍守的边界卡伦应内移。

噶尔丹策零的这些挑衅行为，引起乾隆皇帝的警惕，他一方面令边界驻军严密防备，使其无隙可乘；另一方面则令额驸策凌复书，对其无理要求予以严厉驳斥。面对这样的情况，噶尔丹策零无计可施。后来，迫于内部要求恢复双边贸易的压力，乾隆二年(1737)年底，策零又派使臣进京，双方边界谈判重新开始。

在这次谈判中，噶尔丹策零放弃了原先所坚持的非分的领土要求，提出了“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庶几彼此两安”的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和清朝中央政府的立场很是相近，对此，乾隆皇帝表示赞许，并立即委派阿克敦、旺扎尔、额默根等使臣与噶尔丹策零来使达什、博吉图一起前往伊犁，与噶尔丹策零议定具体划界方案。经由双方反复商议，最后议定，双方边界中段以布延图河为界，南段以博尔吉昂吉勒图、乌克克岭和噶克察为界，北段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为界，准噶尔游牧不得越过阿尔泰山岭，喀尔喀蒙古不得越过扎卜堪。此外，准噶尔一方又提出，因为科布多位于双方边界上的空闲之地，而清军两个卡伦布延图、托尔和又皆在准噶尔边界之内，要求清军撤出上述两卡伦，并不得在科布多驻兵。对于准噶尔方面的这些要求，乾隆皇帝分别对待。对于撤去两卡伦的要求，乾隆皇帝以因其系康熙年间所设为由，坚持不撤；对于不在科布多驻兵一事，则表示同意，而且还允许准噶尔每年派员巡察。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答应了准噶尔入藏熬茶、进行贸易的要求。对于乾隆皇帝的宽宏大度，噶尔丹策零深为感激并采取了相应行动，于乾隆四年

(1739)十一月，准噶尔部遣还原来虏获的喀尔喀喇嘛罗布藏西瓦，与此同时，双方贸易谈判也开始进行。乾隆五年(1740)正月，双方正式签订贸易协定。不久，清朝西、北两路大军同时撤回内地。至此，中断了十几年的双边贸易重新恢复，内地的布匹、丝绸、茶叶、农具和粮食与准噶尔地区的牲畜、皮张、葡萄干、卤沙和药材互相交流。这对于推动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