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敌对

乾隆在调整统治政策、纠正父偏的同时，为了利于自己的统治，他还对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进行了惩治。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大致都曾为雍正皇帝所宠信，执行雍正败政也最为卖力，并凭借雍正皇帝的信任，他们为所欲为，其中不少人还有贪劣实迹。如刑部尚书宪德，雍正初年官职低微，因为受到雍正皇帝赏识，先后授湖北按察使、四川巡抚。在四川巡抚任内，他秉承雍正皇帝旨雍正末年，累仕至刑部尚书兼工部尚书，署正红旗满洲都统。还有兵部尚书意，对全省土地进行清丈。清丈结果，竟使全省土地由二十三万余顷激增至高起，更是贪酷异常，仅因企图贱价收买湖北按察使黄炳房产不遂，便妄参四十四万余顷，几乎增加一倍，并因此而激起民变；而其本人则宠眷不减，其在任亏空，制造冤狱。所有这些，在广大臣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乾隆为了消除臣民的不满情绪，在雍正皇帝刚刚去世，尚未举行登基大典时，便严厉指责宪德与高起“识见卑鄙，昏愦糊涂”“性情乖张，怀私挟诈”而分别将宪德、高起二人革职。此后不久，随着调整统治政策、纠正雍正败政活动的全面展开，由于一些官员的揭发，全国各地特别是河南等地官员陈祥瑞、匿水旱、报羡余、奏开垦等许多问题也陆续暴露。有鉴于这些问题涉及官员太多，无法尽行处罚，乾隆皇帝一方面对各种前朝败政猛烈抨击，将之称为“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要求各级官员“涤虑洗心，董率属僚，兴其天良，以为民劝”;另一方面，为了推动全局工作的进展，又以河南一省为重点，进行了撤换执行雍正败政最为得力的高级官员、打击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活动。

雍正在位期间，河南一省执行雍正败政最为积极。诸如陈祥瑞、匿水旱、报羡余、奏开垦、严刑狱等，无一不有。而且，河南总督田文镜极力地推行雍正的各项改革措施，被雍正誉为模范督抚，于是河南一省便几乎成了全国的模范省份。各种败政的推行给河南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针对这些问题，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皇帝首先批评“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其中多有未实”,“名为开荒，实则加赋”,一个多月后又公开点了田文镜之名，并多次对其加以指责：“河南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同时，因为接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的王士俊“接任河东，不能加意惠养，且扰乱纷更，以为干济，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遂将其解任，调回京师。在昔日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乾隆元年(1736)七月，王士俊向乾隆皇帝秘密上疏，以反对翻案为借口，对乾隆皇帝即位后调整统治政策、纠正雍正败政的全部政治活动提出了异议。他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是好条陈’之语，传之天下，甚骇听闻。”与此同时，王士俊还反对乾隆皇帝关于大学士兼管部务的规定，并对中央政府各部办事和廷臣保荐人员进行了攻击。和王士俊同时上疏的还有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傅鼐。他除了反对对雍正皇帝的各项政策进行改动之外，还对雍正遗诏中关于今后政令当从宽大部分进行歪曲，要求照此精神对《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有关条文进行修改，将各级官吏审断刑狱中误勘平人致死所受的处分也概从宽减。总之，在他们看来，雍正皇帝的各项政策，甚至一些明显的败政都是谁也不能触动的金科玉律，如果对其稍加改动，便是有违祖制，便是翻案。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是新形势下的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乾隆皇帝为了保证调整统治政策活动的正常进行，于是和他们进行了一场坚决的斗争。

乾隆在对以王士俊、傅鼐为代表的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斗争中，首先对他们反对翻案的言论痛加批驳。乾隆指出，王士俊之条陈是“借直言之名，遂己私之事”,认为“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也就是说，各朝各代的政策皆需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社会发展了，政策也应随之改变，这种改变不但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他举例说，尧以四岳之荐用鲧治水和鲧治水未成而遭舜杀，康熙皇帝政崇宽大和雍正皇帝的整饬整顿，都是不同时期各种政策之间的“维持调剂”和互相补充，目的都是“归于正直**平之道”,而不存在翻案与否的问题。针对王士俊奏折中有反对大学士兼部之言论，乾隆皇帝还非常机智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大学士兼管部务正是雍正皇帝之“成宪”,如此推断，翻雍正之案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士俊自己。

乾隆考虑到王士俊、傅鼐反对翻案代表了相当一批官吏的共同看法，为了惩一儆百，他决定对其严加惩处：将王士俊派员拿解来京，给以斩监候的严厉处分。对于傅鼐，则以其勒借商人王慎德银两为借口，革去一切职务。

为了铲除这股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社会基础，乾隆还先后对全国各地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制造冤狱、推行败政的地方官吏分别予以惩治。如乾隆元年(1736)二月，以山东文登县知县王维干“残忍刻薄，如疯如狂，肆无忌惮，且创设不经见之非刑，草菅人命，劣迹种种，确有证据”,而将其革职严审。四月，以河南信阳州知州艾淳“匿灾不报，兼有贪劣实迹”,批准河南巡抚富德之请将其参革。六月，以“隐匿灾荒，营私树党”,将前甘肃巡抚许容解京治罪。乾隆二年(1737)五月，又以广东琼州府知府袁安煜“不恤民间疾苦，贪黩不堪，声名狼藉”,违法乱纪，而将其革职治罪等。这样，经过乾隆皇帝对政治上反对势力的惩治和清洗，保证了他在即位之初调整统治思想、纠正雍正败政等各项政治举措的顺利进行，这对其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初步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

鉴于雍正朝的各种败政都是由雍正皇帝自上而下地强行实施的，几乎全国所有官员都普遍地予以执行，因而，乾隆皇帝在调整统治政策、打击政治上反对势力的斗争中十分谨慎，非常注意分寸。就惩治范围而言，仅至公然反对调整统治政策和贪劣情况严重，民愤极大的少数官员；就惩治程度而言，大多革职治罪，判处死刑者几乎没有，而且其中一些人在撤职后不久又被起用。这些，对于减少政治上反对势力的反抗，对于乾隆初年政局的稳定也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