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苗之乱

与准噶尔地方政权议和后，乾隆把视线转向苗疆事务。

在雍正统治中，贵州台拱和上、下九股以及古州一带地方改土归流最晚，而且，由于鄂尔泰、张广泗等得力官员相继调离和继任官员的草率从事，该地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除添设流官、派驻军队之外，并未对原来土司、土舍势力做任何触动；兼之以新派流官狂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苗民，加之土司残余势力又以“出有苗王”相号召，因而，到雍正十三年，该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苗民叛乱。

是年二月，古州所属八妹、高表等寨首先发生叛乱，数日之金龙玉凤双子瓶内，迅速蔓延至上、下九股和台拱各寨。叛乱苗民在土司的煽动下围攻官兵，破坏驿站，并向附近各州、县发动进攻。不长时间，连陷凯里、重安江、黄平、余庆、清平等重要城镇；距离叛乱中心地区稍远的镇远、思州等地也朝不保夕，岌岌可危。

为了镇压叛乱，雍正皇帝任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急调滇、黔、楚、粤四省军队三万余人八方支援，会同进剿；同时，又任命果亲王允礼、宝亲王弘历(乾隆皇帝)、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专门负责平叛事宜。但在办理此事过程中，雍正皇帝也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不适当地追究责任，以改土归流经理不善、“布置未协”而将鄂尔泰免去职务；二是任命丝毫没有军事才能而门户之见甚深的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赴贵州主持平叛指挥工作。张照至黔后，不组织进攻，“专主招抚”。为了攻讦鄂尔泰以泄私愤，“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与此同时，他还制造矛盾，挑拨各省救援将领之间的不和。在军事上，更是不顾全局，“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隶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粤兵，隶董芳”。以致数月之间几万大军往返调动，劳而无功。

具体率军平叛的将领哈元生等人，也犯了许多错误。在军事上，为了保护营汛不致失守，处处分兵，以致在黔部队数万，而“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二千人，东奔西救，顾此失彼”。在政治上，他们根据雍正皇帝“痛加剿除，务尽根株，不贻后患”的旨意，不分降从一律剿杀，以致反叛苗民“诅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抚”。因而，从叛乱开始至雍正皇帝去世半年多的时间里，清朝政府一直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对于雍正皇帝的错误安排，曾身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之一的乾隆皇帝心里非常清楚。于是在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二天，他便将张照从前线调回，革职治罪，并对其“新辟苗疆，当因其悖乱而降旨弃绝”的谬论严加批驳。与此同时，他选派曾任贵州巡抚并素以干练而著称的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统率军队，主持平叛工作。对于原先平叛中发生的“将已抚之苗出寨当夫者，辄行诛戮”的错误做法，也通令予以制止。这样，平叛工作开始出现了转机。

当年十一月，张广泗至军，对全部平叛工作重新部署。他首先调集全部在黔部队集结镇远，以打通云、贵往来大路；尔后又分兵三路，“以整击散”,分别攻取上、下九股及清江下流反叛生苗各寨。在平叛军队的打击下，叛军残余势力遁入人烟罕至的牛皮大箐。该地位于丹江、古州、都匀、清江、台拱之间的群山之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广泗派兵将该地包围，截断一切物资供应。与此同时，又时出奇兵，以截逋逸。至乾隆元年

(1736)夏天，终于将其剿杀净绝，并乘兵威搜剿附近熟苗，“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于乾隆元年七月，乾隆皇帝颁布谕旨：“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有鉴于“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还规定：“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这些措施，不但有利于平叛战争的进展，而且对于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在该地统治的加强也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贵州苗民叛乱被平定后，乾隆五年(1740),湖南西部城步、绥宁一带又发生了苗民叛乱。为了镇压叛乱，乾隆皇帝又调张广泗至湘。当年叛乱平定。从此，清朝政府在西南苗疆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与准噶尔地方政权议和，保障了当时西部边境的安全，同时也减轻了清朝政府的财政压力；平定贵州苗族叛乱，则保卫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因而，这两个问题的成功处理，对于乾隆皇帝即位之后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