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治积案

纵观雍正王朝，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次数多，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鉴于此，乾隆皇帝即位之后，这一最为突出的问题，作为初政各种政策调整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康熙末年，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中，以诸皇子争夺储位以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因围绕着争夺储位这一中心问题，诸皇子间便各立门户，自树党羽，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

雍正即位后斗争更加激烈，并且在原来矛盾之外，又发生了雍正皇帝和弘时父子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雍正皇帝对政敌毫不留情，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更为甚者，对于自己的主要政敌

允裸、允糖等人，则不但分别将其本人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以示侮辱并将其迫害致死，而且对其子孙也予以削除宗籍之处分。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雍正皇帝对政敌进行严厉打击固属必要，但是，将其改名和削除其子孙宗籍则显得有些过火。而且，此案涉及八旗贵族和功臣后裔甚多，既不能将之尽行诛杀，又无法禁止其私下议论。因而，尽管雍正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因在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却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皇室内部关系紧张是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的一个严重的内顾之忧。为了收揽人心，他在即位之初，便严厉指责允褪的儿子弘春、允祉的儿子弘曝“不孝不悌”,以监禁伊父、伊兄为喜。尔后，又以“亲亲睦族”为旗帜，释放圈禁的宗室，着手办理“罪黜之宗室、觉罗附载《玉牒》”,“分赐红带、紫带事宜”。根据他的指示，允械、允德等被圈禁的宗室先后被释放出狱，归还爵位；原被削除宗籍的阿其那、塞思黑、延信、苏努等人的子孙也分别发还产业，赏给俸饷，赐予红带，收入《玉

牒》。雍正皇帝第三子弘时和原封诚亲王的允祉已在圈禁中死去，这时也由乾隆皇帝下诏，分别收入《玉牒》,其中允祉还被赐复爵位。对于允福集团的一些骨干成员，如阿灵阿等人，也分别赦免本人及其家属。

与此同时，为了扭转长期以来宗室之中“互相排挤，不知向善，风俗因而弊坏”的情况，乾隆皇帝还一反其父之所为，对宗室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他即位不久，便将他的两个叔叔允祎、允禧分别晋封为郡王、贝勒。此后，又陆续扩大到其他未曾受封的宗室，甚至已废太子允仍的儿子弘晋、孙子永墩也分别给予了辅国公的爵位。对于未受封爵的宗室子弟，为了防止其“终身废弃，无由成就”,而分别加恩给予差使，“挑在侍卫章京上行走”,以资上进。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还提倡“以孝治天下”,对于宗室中的长辈，撰拟册文时不称“尔某”,以示“敬长之意”。对于孀居紫禁城内的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几个妃子，因为她们和封藩在外的儿子见面极少，则于岁时伏腊、令节生辰时，准许各王贝勒迎养于各自府邸，以享天伦之乐。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皇室内部十分尖锐的矛盾，为团结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乾隆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还对雍正年间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原先都是雍正皇帝的宠臣，对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起过极大的作用，但因为二人专横跋扈，恃功不正，隐然构成了对雍正皇帝统治的威胁。故而雍正三年至五年(1725—1727),雍正皇帝对此二人及其党羽进行了大清洗。与此同时，雍正皇帝还大兴文字狱，对和年羹尧、隆科多二人有过来往的官吏和士子加以打击。其中著名的有雍正三年发生的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案和雍正四年发生的查嗣庭的江西乡试试题案，本人和家属都分别受到诛戮和流放的处分。牵连所及，汪景祺、查嗣庭二人浙江原籍的乡试、会试被停止。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字狱也连绵不绝。雍正皇帝的这些举措，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吏和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择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在“备位藩封”时便当已有所闻，因而即位之后，首先允许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起复，“酌量降等录用”。尔后，对于各起文字狱案的涉及人员也分别放回原籍。除此之外，为了解除广大官吏、士子的猜忌心情，乾隆皇帝还连颁谕旨，反复劝导，“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若以避忌为恭敬，是大谬古人献替之意，亦且不知朕兼听并观之虚怀”。

为了制止民间的“挟嫌诬陷”和各级官吏的“见事生风，株连波累”,乾隆皇帝还采纳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的建议，除敕下直省大吏对以往文字狱案通行复查外，还特别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承审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律论”。这些规定大大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士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自己统治的巩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对雍正年间各种政治积案进行重新审理时，乾隆皇帝只对其中的曾静、张熙投书案做出了较之雍正皇帝更为严厉的处理。雍正皇帝在处理该案时，在对吕留良等人进行严厉惩罚的同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曾将曾静、张熙二人免罪释放，并让他们作为活教材，分别到全国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乾隆皇帝即位后，考虑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且他们原来在著作中曾强烈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雍正皇帝的专制统治，“实为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兼之以《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也弄巧成拙，产生了不少副作用，于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下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二人秘密押解至京，凌迟处死。与此同时，又下令各地停止宣讲《大义觉迷录》,所有颁发原书，概行收缴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