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承继父业，为政尚宽 宽严相济

乾隆皇帝即位后，在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极力辅佐下审时度势，于是对已故雍正皇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大幅度的调整。

雍正皇帝是一位杰出的圣君，是对清朝历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明主。他在位期间，为了改变康熙末年以来朝政废弛的现象，“竭虑殚心，朝乾夕惕，励精政治，不惮辛勤”。先后通过制定秘密建储制度、奏折制度，创建军机处，制止八旗下人对旗主的私属关系，推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改土归流等重要制度、政策和法令，以一个改革者所应具有的胆略，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机构和赋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改革，在经济上，使得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在政治上，也使皇权进一步强化，为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雍正皇帝的各项改革措施对于清朝历史的发展和全盛局面的形成虽然有其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指出，由于时间仓促、思虑不周和情况不明、用人不当等许多原因，不少改革措施或在制定之初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在执行之中弊端百出；而且，由于这次改革涉及面较广，又是以加强皇权为目的，不少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受到了限制和损害，因而，雍正皇帝的各种改革措施在当时便招致了相当多的议论和反对，雍正皇帝本人也几乎成为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众矢之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整个社会的安定，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清朝统治的巩固。对于这些问题，雍正皇帝本人不能纠正，其他人包括尚在“备位藩封，谙习政事”的弘历和雍正皇帝的几个亲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虽有察觉，然而由于雍正时期个人所处具体环境的限制，也都无力加以纠正。只有在雍正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过渡完成之后，才使这些问题的纠正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以巩固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在几位总理事务大臣的辅佐下，在坚持雍正皇帝改革的基本成果的同时，对雍正时期的各种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各种政策的调整中，最先转变的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争夺和巩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雍正皇帝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崇尚严猛的治世思想。应该说，这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他蒙上了刻薄寡恩、“好抄家”的恶名。继续坚持这种治世思想，无疑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而，雍正皇帝刚刚去世，以乾隆皇帝为核心的最高统治集团便首先着手改变雍正皇帝治世思想的工作。在由他们起草的雍正皇帝的遗诏中便可出这一信号，遗诏声称：

……从前朕见人心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

在这份遗诏中，乾隆皇帝把其父雍正打扮成宽严互济政治的提倡者，并假托雍正之口，把对政敌的打击和各项改革措施归结为“人心浇薄，官吏营私”的结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办法。尔后，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这一思想进行阐释和发挥。一方面进一步将雍正皇帝的严猛思想及对政敌和违法官吏的严惩归结为被惩治者的咎由自取，或者将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委过于具体办事官员的“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以改变雍正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统治思想的转变可能导致的各级官员的思想混乱和政务废弛的现象，而对他的宽严相济的思想做了更加具体的解释。他指出，“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也就是说，宽、严两种治术都是最高统治者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两者互相补充，交相为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离开了这个目的而讲宽、严，不是国家政务“日渐废弛，鲜能振作”,就会流于刻薄，有害民生。关于宽、严两种治术的具体内容，他认为：“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纵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宽非纵弛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在他看来，理想的宽严相济之道应该是“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对雍正皇帝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纠正父偏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