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准噶尔

就乾隆皇帝自我标榜的“十全武功”而言，其中最有意义的还是乾隆二十年(1755)到乾隆二十四年(1559)进行的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回疆叛乱这两次战争。通过这两次战争，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大大扩展，进一步加强了西北边防，也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清朝政府在全国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准噶尔地方政权一直是清朝政府实现全国进一步统一的主要障碍。为此，康熙、雍正两朝先后派兵，进行平定。这些战争虽然严重地打击了准噶尔地主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行径，但是清朝政府本身也损失较大。为了休养生息，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曾与准噶尔地方政权停战议和，划界通商，但是，这不过是在双方势力不相上下时的一个临时措施。乾隆十年(1745)以后，准噶尔政权的内讧打破了双方势力的平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康熙、雍正两朝的未竟之业，乾隆皇帝进军西北，进行了一场消灭准噶尔地方政权的战争。

乾隆十年九月，称雄西北达十八年之久的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病死。从此之后的十来年间，围绕着争夺汗位这一中心问题，准噶尔贵族集团内部展开了一场大厮杀。噶尔丹策零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三子策妄达什，女儿乌兰巴雅尔。其中，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是其正妻所生，因而得以袭继汗位。但其继承汗位后，昏聩无行，残暴嗜杀。其姐乌兰巴雅尔时常对其加以规劝，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不但不听，反而将她连同其夫赛音伯勒克一同拘禁起来。同时，他还视庶兄喇嘛达尔札如同仇敌，欲行杀害。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的这些暴行引起了各级贵族普遍的不满和反杭。乾隆十五年(1750)春，在准噶尔部贵族和众宰桑的支持下，喇嘛达尔札乘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外出行围之际发动政变，将其废弃，自立为台吉。

喇嘛达尔札上台后，也大行诛除异己，在杀死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的主要支持者达什达瓦的同时，又向本部贵族达瓦齐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发动进攻。为了进行反击，乾隆十七年(1752)年底，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联合起来，率军偷袭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札，达瓦齐乘机登上汗位。

达瓦齐篡位后，为了报复，同样大开杀戒，先后杀死喇嘛达尔札的亲信多人。同时，为了争夺权力，又从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起与阿睦尔撒纳反目成仇。他先是派遣沙克都尔曼集台吉率兵攻打辉特部居住地塔尔巴哈台，在阿睦尔撒纳失败逃跑时，又使宰桑巴雅尔、玛木特等人进行追剿。

准噶尔内部的长期内乱给广大部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少准噶尔部民为求生存，纷纷在其台吉、宰桑的带领下投降清政府，入边避难。其主要者有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达什达瓦被杀后，属下宰桑萨喇勒率其部民一千余户投诚清廷；乾隆十八年十月，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及车凌孟克率众三千户入边求抚；乾隆十九年(1754)七月，在与达瓦齐争斗失败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携带兵丁四千、老弱二万余口投奔大清王朝。

准噶尔部的内乱和大批人员先后降清，大大削弱了准噶尔政权的军事实力。与此相反，经过乾隆前期十几年的和平发展和乾隆皇帝的积极整顿，清朝国力进一步强盛。这样，出兵消灭准噶尔地方政权以实现国家进一步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对于是否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皇帝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准噶尔内乱发生之初，乾隆皇帝虽然对事态发展密切注视，但其态度却偏于自保。如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在得知噶尔丹策零死讯后，乾隆皇帝认为：“乘伊有丧之际发兵征讨，此事朕断不为!……惟当示以大义，固守边疆，严谨卡伦。”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被杀死之后，为了防止准噶尔部统治者进攻内地以转移属下人民视线，乾隆皇帝又指示边防军队加强侦察、巡防活动。乾隆十八年以后，准噶尔内部更加混乱，投降者增多，到了乾隆十九年七月，总数已不下一万余户、四万余人。此时，乾隆皇帝的态度也因而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此次准噶尔内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伊处人心离散，事会有可乘之机”。如果错过这一天赐良机，等到准噶尔内部安定之后再发兵征讨，“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兼之以降人众多，安插困难，“若令附入喀尔喀游牧，非惟喀尔喀等生计窘迫，数年后必有起衅逃避之事，则喀尔喀等转受其累矣”。因而，乾隆认为“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逼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为此，他置大多数廷臣的反对于不顾，毅然决定乘乱出兵，对准噶尔政权进行讨伐。根据他的指示，乾隆十九年(1754)夏天以后，清朝政府停止了双边贸易，清朝戍边部队将边卡向外移设，京城和内地各省军队也开始向西北边境调动。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时机愈加成熟了。

乾隆十九年七月，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率部投降加速了乾隆皇帝平叛计划的实施。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四汗之一，势力强大，在与达瓦齐作战失败之后，他率部东迁，投降清朝政府，企图借清朝政府之力，达到其“专制西域”、为四部总汗的目的。对于阿睦尔撒纳的这一企图，乾隆皇帝心中非常清楚。但是，因为他是当时准噶尔各支势力中唯一可以和达瓦齐相抗衡的势力，在准噶尔部众中有较强的号召力，故而乾隆皇帝对其来归十分重视。在得知阿睦尔撒纳前来投降的消息之后，他即刻谕示驻边大臣策楞等人：“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伊若来降，明岁进兵，大有裨益。”在其率部进入清朝统治地区之后，又指示有关官员即刻接济牲畜、口粮、茶叶、布匹，妥善安置全部部属，并安排其入觐事宜。

乾隆于十九年十一月，在刚刚结束东巡盛京不久，不顾鞍马劳顿，又再次赶赴热河避暑山庄，接受阿睦尔撒纳觐见，将其加封为亲王，并倾听其关于对准噶尔进兵的意见。阿睦尔撒纳提出，应于明年春初进兵，那时，准噶尔地区青草未萌，马畜疲乏，易于成功。根据阿睦尔撒纳的建议，乾隆皇帝对出兵日期做了重要改动，由次年四月提前至次年二月。同时，还分别将阿睦尔撒纳等投降人员委以重任，各赴前线，筹备进兵事宜。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五万余人，兵分北、西两路，齐向准噶尔地区挺进。其中北路以定北将军班第为统帅，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先锋，由乌里雅苏台进兵；西路以定西将军永常为统帅，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为先锋，由巴里坤出师，约期会于伊犁北部三百余里的博罗塔拉。由于经过长期的准备，出征的清军士气饱满，进展迅速。

与此相反，准噶尔台吉达瓦齐却因预料“大军前来，须待明年草青”而日在醉乡，未做任何防御，直至清军出兵一个月后，达瓦齐才得知清军出兵的消息，急忙征调军队，布置防御事务。然而，由于多年内乱，准噶尔内部早已人心涣散。因而，从清军出兵之日始，大批准噶尔部众在其台吉、宰桑的带领下，纷纷向路过清军投诚。“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对于投诚人员，乾隆皇帝则“视其所带人数，酌量加恩”,从而使进军更为顺利。

五月初，清军渡过伊犁河，攻克准噶尔首府伊犁。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达瓦齐带领余众万人退往伊犁附近的格登山，企图凭借险要地势负隅顽抗。阿睦尔撒纳则穷追不舍。五月十四日，阿睦尔撒纳派遣厄鲁特降人阿玉锡、济尔噶尔等二十二人夜探敌营。此时，达瓦齐军队已是惊弓之鸟，深夜中听到炮声四起，以为是清军主力前来进攻，所属部众四下溃散，各自逃命，达瓦齐本人则率残部两千余人越过天山，逃遁至回疆。次日，阿睦尔撒纳乘机急进，招抚达瓦齐溃散部众，并缴获其遗弃兵仗器械不计其数，雍正年间由青海叛投准噶尔的罗卜藏丹津也一起被清军所擒获。六月间，达瓦齐也被南疆乌什城主霍集斯所擒献，至此征讨准噶尔之役以全胜而告终。

出兵不到三个月，准噶尔全境**平，消息传至京城，乾隆皇帝极为振奋。在得知攻克伊犁后的当天，乾隆皇帝便亲诣畅春园，将此特大喜讯告诉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尔后，又对与事诸臣加官晋爵，普加封赏。其中阿睦尔撒纳原已封为亲王，无可再加，但为了酬劳其功勋，又赏食亲王双俸，封一子为世子；班第、萨喇勒各晋一等公；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因为力赞用兵，再授一等公爵，“以为力矫积习，为国任事者劝”。为了庆贺胜利，乾隆皇帝还指示臣下议定告祭天、地、太庙、社稷、陵寝礼仪，办理凯旋、筵宴、赏赉，恭上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御制碑文勒石太学，在大兵所过之处及伊犁等地勒石纪功，以及开馆撰修《平定准噶尔方略》事宜。

与此同时，对于准噶尔平定之后的善后工作，乾隆皇帝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安置和部署。其主要内容是：一、本着众建头人而少其力的精神，将准噶尔旧地及其所属人众按原来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四部分别任命四汗。

二、在伊犁留驻大臣班第、鄂容安及察哈尔、喀尔喀兵丁五百名，其余征讨部队全部撤回内地。三、伊犁至哈密、巴里坤至乌里雅苏台俱设台站。四、划定喀尔喀与厄鲁特游牧界限，以免引起新的争端。五、四卫拉特所纳赋税，各汗自行掌管；各卫拉特原向噶尔丹策零交纳的赋税，改行交官。根据这一方略，从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起，各路出征军队陆续撤回内地，留守大臣班第、鄂容安等着手安排各部归顺的台吉、宰桑至热河入觐事宜。

然而，就在乾隆皇帝和朝廷内外都喜气洋洋地欢庆胜利的时候，由于平叛大军的撤离，一场由阿睦尔撒纳掀起的遍及准噶尔全境的更大规模的叛乱又发生了。其实，阿睦尔撒纳之所以投降清朝政府，是想借清朝政府的军事力量以实现其取代达瓦齐、专制西域的目的。因而，在其投降之初，极力怂恿清朝政府迅速出兵、大张挞伐的同时，还使其党羽散布“事成之后，封阿睦尔撒纳为汗”的舆论。对于阿睦尔撒纳的这一企图，乾隆皇帝认为：“若果如此，是仍如达瓦齐矣?”因而，乾隆为了利用阿睦尔撒纳的军事力量，同时又限制其分裂割据的野心。他虽然将其委任为定边左副将军，但同时却派遣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与之同行，对其行踪密加防范；又让班第等人随时将其“言语举止密加查察，据实陈奏”;同时，还对其企图扩大个人势力的非分行为和要求时刻加以限制。如西征开始前，阿睦尔撒纳出于多取属人、占据地方，以期达到日后独霸准噶尔的目的，要求乾隆皇帝“赏给印文”,前往招降“从前离散”的部众。对此，乾隆皇帝虽然同意其招降原属部下，但却拒绝发给印文、敕书，以防其利用乾隆皇帝的名义扩大个人势力。

然而，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出兵之初，刚行至塔本集赛一带地方时，便屯兵不进，专以招降属人、扩大势力为事。尔后，随着平叛战争的不断胜利和达瓦齐政权的崩溃，阿睦尔撒纳企图篡夺胜利果实的阴谋活动也进入了**。进入伊犁之初，他便“纵属下肆心劫夺，不行禁止”,并将达瓦齐所有财产据为己有。对于官军派人清查达瓦齐财物，则设法阻挠。他为了另行其政，不穿清朝官服，“将所赏黄带、孔雀翎置而不用，并不将已经内阳受恩之处告知厄鲁特人众”,隐以总汗自居，用兵、行令不用定边左副将军印信，而是“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对于清朝政府的撤兵命令，则借口拖延；对于安排归顺台吉、宰桑人等入觐事宜，则加以篡改，将不附于己者悉令入觐，而将其亲信党羽则留下不遣。与此同时，他还越权行事，“私调精兵九千人，防守哈萨克”,并在致哈萨克、俄罗斯等国的文书中皆不言降顺清朝，“但谓率满洲、蒙古兵来定准噶尔”。除此之外，他还将服从清朝政府指挥的归顺将领萨喇勒等人视若仇敌，“潜行猜疑”,想方设法诛除异己，“素性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众心怨恨”。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达到割据西域的罪恶野心，他还背着清朝政府官员，“与各宰桑头目私行往来，行踪诡秘”,并通过其亲信死党大造反清舆论，“如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驻扎，伊等宁剖腹而死，不能贪生，别事他人”。阿睦尔撒纳的种种倒行逆施表明，在达瓦齐叛乱平定之后，他已成为准噶尔地区分裂、割据势力的又一代表。

为了铲除这股分裂、割据势力，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底，旨谕防睦尔撒纳入觐，以使其离开准噶尔；同时又密令班第、鄂容安乘机将其铲除。因为大军已撤，班第、鄂容安兵微将寡，无力铲除，只好任其起程入觐。阿睦尔撒纳启程后一路迁延，迨至八月十九日行至乌陇古地方，诡言回游牧治装，从额尔齐斯地方逃出，公开树起叛旗，直扑准噶尔首府伊犁。三四天后，在其死党的煽惑下，伊犁也发生了喇嘛叛乱。班第、鄂容安等人突围不胜，自杀殉国，萨喇勒被俘。此时，西路军统帅永常率五千军队驻扎在乌鲁木齐，竟被这场叛乱吓破了胆，不但不率军赴援，反而狂遁巴里坤。这样，大兵撤离准噶尔不过两个月，准噶尔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恢复对准噶尔地区的统治，乾隆皇帝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战争。

为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二十年九月，任命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勒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玉保为参赞大臣，以西路为重点，向伊犁地区发动进攻。同时，为了孤立阿睦尔撒纳等一小撮叛乱贼众，乾隆皇帝分别将噶勒藏多尔济、车凌、沙克都尔曼集、巴雅尔封为绰罗斯汗、杜尔伯特汗、和硕特汗和辉特汗，征调所属厄鲁特部队，对阿睦尔撒纳进行讨伐。

在清朝军队和厄鲁特军队的联合打击下，各路叛军或被剿灭，或者由其台吉率领投诚，要求擒贼以赎罪。此时，由于有和卓木叛乱回族军队的呼应和支援，阿睦尔撒纳势力更加强大，屯军博罗塔拉，并企图进军伊犁。是年十二月，叛军与从贼营反正的萨喇勒军队在伊犁附近的诺罗斯哈济拜牲地方相遇，经过两天激战，阿睦尔撒纳攻占伊犁。得知这一消息，乾隆皇帝指示各路进剿部队向伊犁靠拢，以对阿睦尔撒纳形成包围之势。阿睦尔撒纳见势不妙，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弃城而出，向西北哈萨克方向逃跑。此时，负责追击的清军将领玉保与其相距仅一日路程。为了摆脱清军，阿睦尔撒纳玩弄诡计，使人至清军营中告知，阿睦尔撒纳已经就擒，不日即将擒献。受其欺骗，玉保等人以为大功告成，则驻兵不进，并以红旗驰报全军主帅策楞。策楞得报后，也不核查虚实，率尔露布告捷。

是年二月中，这一“捷讯”传至京师，乾隆皇帝甚为高兴，于是将与事诸臣分别加官晋爵，并以军务告竣颁诏中外。这天，乾隆皇帝原来计划动身前赴曲阜，也因此事而临时改变主意，改赴易州泰陵，向雍正皇帝的亡灵去报告这一“特大喜讯”。就在西征部队和朝廷上下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阿睦尔撒纳已安全地逃入哈萨克境内。不久之后，事实澄清，乾隆皇帝羞愤交加，将策楞、玉保解押入京治罪，以达勒党阿为定西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继续进行平叛战争。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达勒党阿率兵二千，哈达哈率兵四千，分别从西、北两路进兵哈萨克。当年七月，西路达勒党阿大败哈萨克、阿睦尔撒纳联军。不久，又以寡击众，再度重创哈萨克、阿睦尔撒纳联军，并几乎擒获阿睦尔撒纳本人，仅因阿睦尔撒纳再施诡计，战场之上“恐被大兵认识，改换蓝纛”,战败之后，又诡使人来言，哈萨克即将执献阿睦尔撒纳。达勒党阿被其所愚，“遽下令驻兵”,“阿逆复徐飚去”。

由于征讨阿睦尔撒纳的战事屡屡以失败为果，兼之以此时又先后发生了喀尔喀贵族青滚杂卜和原先受封的准噶尔地区绰罗斯汗、辉特汗的叛乱活动，乾隆于二十一年秋，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进剿阿睦尔撒纳，而将主要兵力用于青滚杂卜等内地叛乱的平定。

青滚杂卜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喀尔喀和辉特部郡王。在清朝政府出兵讨伐达瓦齐时，他被派令带军随同阿睦尔撒纳自北路进攻。由于在出兵攻打准噶尔之初，清朝政府曾多次向喀尔喀征调马匹、骆驼、兵丁、跟役人等，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的骚扰，青滚杂卜等部分喀尔喀贵族的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以连年用兵为累”,因而在进军途中，很自然地便与对清朝政府怀有二心的阿睦尔撒纳逐渐亲近起来。征途之中，他多次向阿睦尔撒纳泄露班第、鄂容安等重要清朝官员对阿睦尔撒纳的看法。阿睦尔撒纳叛乱发生之后，乾隆皇帝追究责任，将科尔沁亲王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削爵，将另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处死，并数次密令有关官员将青滚杂卜擒拿治罪。仅因青滚杂卜当时手握重兵，出于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安定喀尔喀内部局面的需要，乾隆皇帝才不得已而收回成命。对此，青滚杂卜更为疑惧不安。于乾隆二十一

年(1756)七月，他铤而走险，公开举起叛旗，带领部属返回原游牧地区。在他的影响下，一些随军出征的喀尔喀王公如车登扎布、车布登等亦纷纷撤回所属守卡兵丁，抢劫台站财物，劫夺过往客商布匹、茶叶。一时之间，北路台站自十六站至二十九站悉行断绝，邮驿不通，准噶尔地区的平叛部队军需断绝，形势极为严重。

为了平定叛乱，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宗教影响，使章嘉呼图克图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同喀尔喀各王公会盟，使各部王公“晓谕属下擅弃卡座、台站人等仍回各处当差”,以制止叛乱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又孤立青滚杂卜；另一方面任命超勇亲王额驸策凌之子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调集军队，对叛乱分子进行军事征讨。这样，叛乱发生不久，青滚杂卜即极感孤立，转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代奏，请求宽宥。对此，乾隆皇帝断然予以拒绝，他说：“此而可宥，国法安在!”严令成衮扎布“速遵节次所降谕旨，擒拿青滚杂卜，以昭国法”。在清军的沉重打击下，不少叛乱分子先后投降，青滚杂卜被迫只身遁逃中俄边界杭哈奖噶斯地方，并在当年十一月底被追击清军擒拿归案，这场由蒙古王公掀起的叛乱被极为迅速地平定下来。

在青滚杂卜发动叛乱的同时，准噶尔地区的叛乱活动也此起彼伏，一时之间，平叛官军的处境极为困难。都统和起阵亡，原统帅策楞、玉保等革职逮问，途中也被杀害。兆惠率军从伊犁撤退，中途被叛军包围达两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发动叛乱的各部准噶尔台吉、宰桑之间还自相攻杀，形势异常混乱。为了平定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任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其弟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军七千人，分两路出师进行征讨。由于准噶尔各部台吉旋抚旋叛，乾隆皇帝对其极为痛恨，因而在平叛活动中，也暴露了他残暴嗜杀的本性。早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他在谕旨中即要求兆惠等人“凡遇背叛贼人，悉行剿灭”。次年三月，正式平叛活动开始后，诛杀范围又扩大到了参与叛乱的各部台吉、宰桑的下属部民。“辉特人等，原非善类……不如即行剿灭，永绝根株!”“厄鲁特人等反复无常，实为覆载所不容，至达什车凌与哈萨克锡喇、尼玛等同谋叛逆，尤为罪不容這。其属人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

根据乾隆皇帝的这些指示，清军对准噶尔部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不但参与叛乱的台吉、宰桑及其部属被剿杀无遗，而且投降清朝的准噶尔各部民人也大量地被杀戮。凡认为不可靠者，皆先将其头目送赴京师，所属人众，移往内地，一过巴里坤，即将丁壮诛戮，至于妻女老弱，分赏官兵为奴。这一活动，从乾隆二十二年年初即已开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进军回部后仍在继续。恰在此时，准噶尔地区“痘疫盛行，死亡相望”,因此，准噶尔部平定之后，当地人口锐减，经济破坏也极为严重。

在准噶尔地区各部叛乱达到**的时候，阿睦尔撒纳又像幽灵一样，乘机从哈萨克返回准噶尔，并于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到达博罗塔拉。为了进一步扩大战乱，他一方面派人前往喀尔喀，企图与青滚杂卜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向哈萨克借兵，以壮大自己军事实力。

对于阿睦尔撒纳的这些活动，乾隆皇帝极为关注，他认为“叛贼一日不除，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因而，在达勒党阿、哈达哈撤兵之初，乾隆皇帝便遣使传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巴巴，令其擒献阿睦尔撒纳；同时，又命兆惠酌量派兵往袭哈萨克，使叛军不得安宁。因为准噶尔各地变乱蜂起，兆惠被迫自伊犁撤军，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准噶尔各地叛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军开始对阿睦尔撒纳发动攻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参赞大臣富德率兵与阿睦尔撒纳军队接火，“剿灭贼党甚众”,阿睦尔撒纳不敢迎战，“望风而遁”。此时兆惠闻讯，也率军来追。乾隆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后，指令兆惠、富德两路合为一路，追击阿睦尔撒纳。为了防止其外窜俄罗斯，乾隆皇帝还令兆惠、富德预先堵住其退往俄罗斯的道路。在清军的追击下，是年五月，阿睦尔撒纳退往老巢塔尔巴哈台，不久，复投哈萨克。

此时，由于哈萨克汗和阿睦尔撒纳之间已经发生矛盾，兼之以受到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感召，阿睦尔撒纳一入哈萨克境内，哈萨克汗即派人散其马匹，欲将其擒献清朝政府。阿睦尔撒纳发觉后，非常狼狈地抛弃衣物，率领少数亲信徒步逃入俄罗斯境内。几个月后，因出痘死在那里。为了拿获叛乱元凶，当年九月，乾隆皇帝命理藩院行文俄罗斯萨纳特衙门，要求引渡阿睦尔撒纳。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俄罗斯遣使告知阿睦尔撒纳已死，并将其尸身送至恰克图，要求清朝政府派人验看。随经乾隆皇帝遣使验看无误，回京复命。至此，持续三年之久的准噶尔叛乱以叛乱头子阿睦尔撒纳身死异域而宣告结束。

这次准噶尔地方政权叛乱平定之后，为了加强对准噶尔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于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两路事务。伊犁将军之下，于乌鲁木齐设都统，统率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及吐鲁番等地驻军；于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率塔城地区驻军。这对于防止沙俄政府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巩固国家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当地的经济，根据乾隆皇帝的指示，清朝政府先后从内地迁来大批移民，分别兴办军屯、旗屯、回屯、民屯、商屯等各种形式的屯田，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各种屯田数字已达五十六万多亩。不少地区“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羊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揍”,呈现一片兴旺景象。

总之，准噶尔部叛乱的平定和西域安定局面的形成，对于大清王朝中期全国经济的繁荣，对于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也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