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西藏

大金川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西藏形势又紧张起来。于是，乾隆皇帝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西南边疆。

乾隆初年，主持西藏行政事务的是西藏贵族颇罗鼐。康熙、雍正两朝统治时期，在反对准噶尔入侵与平定西藏地方势力反清叛乱的历次战争中，颇罗鼐累建功勋，因此而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赏识和器重，先后由一般的扎萨克台吉提拔为主持西藏行政事务的贝子、贝勒、多罗贝勒。乾隆四年，乾隆皇帝又以他“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防卡，甚属黾勉”,而将其晋封为郡王。

颇罗鼐在当政期间，依靠清朝驻藏大臣，团结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人士，共同抵御准噶尔分裂势力的侵扰，在一个较长时期中，西藏地区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为了酬答颇罗鼐为维护国家统一所做出的贡献，乾隆

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特准封颇罗鼐一子为长子，“日后袭爵，总理彼处事务”。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颇罗鼐病故，乾隆皇帝又赐银一千两料理后事，并派大臣索拜前往祭奠。作为一个对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藏族民族英雄，颇罗鼐将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颇罗鼐死后，颇罗鼐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主持全藏行政事务。因为他是以次子袭封王位，便把自己的兄长、主持阿里克地区事务的珠尔墨特策布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意。

为此，他先后多次向驻藏大臣诬告其兄欲图杀害他所补放的官员，抢夺商贾财物，“用兵把守通藏道路，声言欲来西藏”。为了维持西藏地区的安定局面，乾隆皇帝颁布谕旨各加训斥，责令其兄弟和好。对此，珠尔晕特那木扎勒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恩将仇报，迁怒于驻藏大臣和驻藏官军，将其视为自己独霸西藏的主要障碍。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驻藏大臣纪山赴拉萨上任，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倨傲不恭，“直至一月后始出见，颇有轻忽之意”;此后，又对驻藏大臣的活动严加监视，“广布私人，凡驻藏大臣一举动，辄侦逻之”,甚至还提出撤出驻藏官军的无理要求。与此同时，他还采取阴谋手段，遣人刺杀其兄，诡称其病死，以欺骗朝廷。对于反对他的这些倒行逆施行为的宗教界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第达等行政官员，不是怀恨在心，就是伺机报复，“诬捕抄没，分给亲爱之人”,以至“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藏中有异己者，将尽逐之，势且延及达赖喇嘛，为雄长一方之计”。因此，从他袭封郡王之后，西藏地方政权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场武装叛乱正在酝酿之中。

应该指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分裂活动与驻藏大臣纪山的姑息纵容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面对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分裂活动，纪山非但不对其加以限制，反而与其结交为盟。为了取悦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入藏之初，他即非常低下地与其设誓盟好，“甚至具折请安、奏事，皆与一同列名”。除此之外，他还馈送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八轿，并派自己的轿夫前往“教演番奴抬轿，以肆其志”;时常和其一起“宴会观剧，日在醉乡”。尤其严重的是，他还出卖原则，泄露机密，欺骗朝廷，多次将乾隆皇帝关于西藏问题的许多重要指示泄露给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并在上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为其开脱，从而使乾隆皇帝无法得知西藏事态发展的真实情况。

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于乾隆十四年年底将纪山调回，改派傅清、拉布敦二人为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至藏就任后，开始对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不法行为进行限制。对此，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愈加愤恨。为了达到分裂祖国、自立名号的罪恶目的，他进一步加快了其组织武装暴乱的步伐。他一方面“潜遣其心腹坚参扎锡等通款准噶尔，称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汗，且求其发兵至拉达克地方，以为声援”;另一方面设计将四百余名汉兵逐回内地，并声称“其余若不知机早回，必尽行诛灭”。与此同时，他行令西藏各地“沿途汉、土兵民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即将发生。

眼见“塘汛文书，禁绝不通，悖逆情形，渐益昭著”,形势异常险恶，傅清、拉布敦两位驻藏大臣除将上述情形于乾隆十五年九月急报乾隆皇帝之外，还当机立断，决定在没有得到乾隆皇帝有关指示的情况下便宜行事：“俟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由打克萨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剪除此孽。”

傅清、拉布敦于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以议事为名，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传至驻藏大臣所在地楼上，当即拔刃将其杀死。跟随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前来的亲信党羽卓呢罗卜藏扎什见状大惊，跳楼逃跑，传唤同党，聚兵围楼，枪炮齐发。在叛乱暴徒的武装进攻下，两位驻藏大臣当场壮烈殉国。与此同时，叛乱分子在卓呢罗卜藏扎什的带领下抢劫仓库，大肆屠杀居住在西藏的满、汉兵民，以致叛乱发生的当天，库银八万五千余两被洗劫一空，驻藏满、汉官员、兵丁、商民一百二十八人也一起遇害。

叛乱贼众的暴行激起了西藏广大僧俗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他们迅速地团结在达赖喇嘛的周围，并向叛乱分子发动了武装反击。十月十四日，达赖喇嘛组成临时政府，收集余兵，安抚人众，着手进行平叛事宜。卓呢罗卜藏扎什等叛乱分子眼见叛乱不得人心，只好四散逃命。十月十八日，达赖喇嘛传令沿途台站“照旧应付官兵”,严禁杀害汉人。此后不久，叛乱头子卓呢罗卜藏扎什等十三人先后被捉拿归案。当月二十三日，叛乱贼众已擒获过半，所劫国库银两也追回二万余两，整个西藏形势开始好转，在驻藏官兵和西藏广大僧俗人众的联合反击下，这场叛乱极为迅速地被平定下去了。

乾隆皇帝收到傅清、拉布敦二人要求便宜行事、乘机除掉叛乱头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秘密奏折时，已是当年十月初八。出于加强中央对西藏地区控制的目的，他对二人关于除掉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建议表示同意，但却认为他们选择的方式“甚属冒险”,并令其“不可轻动”。因为拉萨至北京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制止他们的行动，为此，他飞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预调川兵，一旦闻知西藏事发，即刻率军出发。十一月初，西藏叛乱和傅清、拉布敦殉国的消息传至成都，策楞、岳钟琪当即挥师入藏。为了安定地方，乾隆皇帝指示他们“惟务搜除逆党，以安地方。凡非亲信逆党，一无株及。被难民番，优加恤赏”。根据乾隆皇帝的这一旨意，策楞到达西藏后，团结广大僧俗人众，彻底清查叛乱分子余党，西藏形势进达瓦齐像(准噶尔部最后一位汗王)一步安定下来。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控制，乾隆皇帝还乘平叛胜利的有利时机，先后指示入藏官员策楞、兆惠等废除弊端甚多的藏王制度，“众建而分其势”,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根据这一旨意，乾降十六

年(1751)三月，策楞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款。其主要内容是：一、废除实行十几年之久的藏王制度，将其权力转移至集体负责的噶隆之手；二、噶隆办事，应在公所。所办重要事务，皆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钤用达赖喇嘛印信、钦差大臣关防遵行；三、补放或撤换第巴等重要官员，皆须按规定办理，并经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批准；四、增设管理军队的高级官员——代奔名额，以防专擅，并对噶隆、代奔等官员各给敕书，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官员的控制；五、禁止各级西藏贵族随意占有或役使一般平民等。

这些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在处理西藏事务中的地位。同时，也赋予达赖喇嘛以一定的职权，使得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乾隆时期西南边疆的安定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产生了积极作用。

应该指出，在这次平定西藏叛乱的过程中，两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不怕牺牲，当机立断，先发制敌，才使这次叛乱的规模大大缩小，叛乱时间也大大缩短，从而使之成为乾隆时期多起平叛战争中付出代价最小、收效最快的一场战争。为了表彰他们二人为维护祖国统一所做出的贡献，乾隆皇帝分别将他们追赠为一等伯，著入贤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乾隆十六年四月，又在拉萨、北京两地建立双忠祠，以示全国各族人民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