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固疆御边，平定叛乱 征瞻剿金

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他在乾隆十年(1745)以后，便将目光转向了统治较为薄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凭借其父雍正以来长期安定局面下积攒起来的雄厚的物质财富，乾隆皇帝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平叛战争。通过这些战争，不但使得清朝政府的直接统治区域大大扩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对于中国疆域的最后底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上、下瞻对之役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平叛战争。上、下瞻对地处四川西部雅砻江上游的群山之中，各有二十多个寨子，多年以来，一直是藏族人民聚居地区之一。该地南邻里塘，北界甘孜，东接道孚、炉霍，西连白玉，是内地入藏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满清政府入关以后，为了争取当地土司势力的支持，对于该地原有的土司、土舍制度全部予以承认。由于当地社会发展阶段颇为原始，至雍正、乾隆时期，尚且部族林立。土司内部和各个土司之间经常为承袭和争夺土地而互相争斗，同时部民之间的劫夺之风也极为盛行。而且，一些势力较大的土司，如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班滚等还长期拒绝向清政府交纳贡赋。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但严重地影响了清廷对当地和西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而且也使当地民人和往来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商旅，甚至官员和兵丁都深受其害。为此，雍

正八年(1730),雍正皇帝曾派军队前往进剿，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但是到了乾隆初年，由于当地土司势力的发展，拒交贡赋，施放“夹坝”(劫掠者)的现象又渐趋严重。乾隆九年(1744),驻藏官兵在换防返川途中，所携行李又被下瞻对土司班滚所放“夹坝”抢劫一空，甚至驻藏大臣傅清赴西藏上任时，“尚须拨兵护送，甚不成体统”。为此，四川巡抚纪山、川陕总督庆复等当地官员多次要求派兵剿除其害。为了确保西藏往来内地交通道路的安全，乾隆十年(1745)年初，乾隆皇帝决定再度派兵进剿。这样，从乾隆十年七月至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清朝政府进行了征剿上、下瞻对的战争行动。

为了有效地组织军队征剿，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年四月，指令调遣当地汉、土官兵和西藏番兵一万四千名，调拨军需银米五十万。七月下旬，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由四川提督李质粹统率，兵分三路向瞻对发起进攻。其中，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由南路从里塘进攻，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由北路自甘孜进攻，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由中路自沙普隆进攻，李质粹亲率部分军队驻扎东俄洛，以调度、策应。在清朝政府的军事压力下，军事进剿最初尚颇顺利。当地土司势力发生分化，上瞻对应袭土司肯朱及其所属头目骚邦达等亲赴中路袁士弼军营献寨投诚，上瞻对另一土舍四郎的母亲则赴北路宋宗璋军营投诚。

然而，由于指挥作战的庆复、李质粹等人布置失宜，使得这一良机转瞬即逝，不但下瞻对土司班滚凭借险要地势对进剿清军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而且原先表示愿意投诚的上瞻对土舍四郎也和班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清军；兼之以当地地势险要，碉卡林立，“或在山顶，或居山腰，地势险恶，墙垣坚固，借此抗拒官兵，我兵难施技勇”,致使清兵每破一碉、每取一寨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战争因此被长期拖廷下去。与此同时，清军内部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一是指挥作战的四川提督李质粹为了掩饰自己军事指挥的无能而谎报军情，夸大战绩，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称不是昨日杀敌若干，就是今日克碉几座，而实际上却无尺寸之功。二是各路将领之间互不协作，影响了战局。三是进剿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来源不一，未加整顿，军纪不严，赏罚不明，号令不一。其中，西藏千名进剿番兵，开战不久，便因带兵的台吉冷宗鼐生病先归，无人统率而各自散去。至乾隆十一年二月，“出师逾七月”,“军饷用至百万”,而战场形势却是“将弁气沮，士卒离心”,“贼势日张，夹坝四出”。

乾隆皇帝在得知这些详情后极为震怒，从乾隆十一年二月以后，他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了扭转战局的措施。除增兵、增饷之外，还派遣内大臣班第、努三等人到前线，以加强对战争的领导。在乾隆皇帝的严令督促下，三月以后，清军加强了进攻。当月，官军攻克兆乌石、甲纳沟等寨，战场逼近下瞻对土司班滚的巢穴如郎。眼见大势已去，四月，下瞻对土司班滚、恶木劳丁、姜错太等人自焚所盘踞的泥日官寨后潜逃他地。四月二十三日，官兵克复下瞻对泥日官寨，这场历时十个月之久的征讨瞻对的战争才告结束。

征剿瞻对战争结束后，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乾隆皇帝采纳川陕总督庆复的建议，将原属瞻对的一些险要村寨划归临近各土司。其他地盘，由中央政府委任忠顺于清廷的土司肯朱、俄木丁等进行管理。同时，还规定其应纳贡赋，以确定其对清朝政府的臣属关系；每年派员巡查，以加强对当地土司的监督；拆毁现有碉、卡，以防止当地土司进行反抗；禁止抢劫，以维护当地治安和商旅的和平往来。这样，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瞻对地区一直维持着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对于当地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对于清朝政府对当地和西藏地区控制的加强，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下瞻对之役结束不久，从乾隆十二年开始，乾隆皇帝又进行了平定大金川叛乱的战争。

大、小金川地处四川西北大渡河上游，和上、下瞻对一样，该地也是藏族聚居地区之一，并盛行土司制度。除大、小金川两土司外，其他相邻的土司尚有杂谷、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沃日、巴底等。其中大金川土司势力最强，经常对附近土司进行抢掠，侵占土地，侵占财物。如乾隆四年

(1739)七月，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兵攻打革布什咱。乾隆九年(1744),除继续攻打革布什咱外，又挑起了与巴底土司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乾隆皇帝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上、下瞻对地方，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愈加猖獗。乾隆十一年年底，他使用阴谋手段诱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企图吞并其土地、部民；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他又“勾结党羽，攻围霍耳、章谷”。清朝地方官员派兵镇压，莎罗奔竟悍然向官兵开战，并攻打附近另一土司沃日。为了维持清朝政府对当地的统治，乾隆皇帝决定增兵镇压。他一方面指令四川当地官员速派军队，以救沃日之围；另一方面以攻打瞻对的汉、土官兵为基础，增调川、黔、陕各省军队，调拨粮饷一百二十万，计划向大金川大举进攻。为了加强指挥，他还选派素以干练而著称的名将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直接部署攻打大金川事宜，“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

由于未曾预料到清朝中央政府会直接出兵大金川，因而，大金川虽曾多次向邻近各土司发动进攻，但其内部防御能力却相对不足。乾隆十二年四月，松茂协副将马良柱率兵一千五百名解沃日之围后，一度乘势直下小金川、丹噶，逼近大金川。此时大金川人心浮动，“贼众四散”。清军本可乘此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直捣大金川巢穴刮耳崖。但可惜的是，当时正值指挥作战的庆复、张广泗交卸之际，对此无暇顾及，而率兵解沃日之围的马良柱又无力顾及于此，致使这一时机失之交臂。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郎卡等人遂得以借此机会从整旗鼓，精心布防，“尽据险要，增碉备御”;兼之以指挥作战的乾隆皇帝和张广泗等在战略调度、战役指挥上也都犯了许多错误，使得本来极易解决的大金川问题反而变得十分复杂起来。

首先是直接指挥作战的张广泗在军事指挥上犯了许多错误。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张广泗接管军权。此时，经过陆续征调，前线清军已经集结三万余人，和大金川兵力仅有七八千人相比，已占压倒优势。凭借明显的军事优势，张广泗制定了分兵七路，从西、南两个方向同时进攻的作战计划。是年六月底，清军发动军事进攻，至当年八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西路军已进至距离金川中心刮耳崖只有二十多里的地方。但由于自五月以后，大金川争取了一个修建战碉的机会，兼之以大金川地势极其险要，“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因而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几乎毫无进展，“去巢愈近，贼守弥固，各路虽据报有攻击斩获，而未能直捣贼巢”。

在这种情况下，张广泗不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改变战术，另寻他法，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继续坚持分路进兵的同时，又极为笨拙地将主要兵力用以攻打叛军碉楼、山卡。在他的指挥下，各路军队“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或是挖掘地道，至敌碉下埋药炸碉。因为大金川各地碉楼、山卡甚多，进攻军队不敷分配，这样，张广泗又多次向乾隆皇帝伸手要兵。至乾隆十二年年底，在营兵力已有五万有余，“日需米面五百石”。当时，由成都一带运米至军，每石运价高达二十五两，单是军食一项，每天即耗银二万五千余两。因而，增派军队不但未对战役进展起到多少好作用，反而极大地加重了清朝政府的财政负担。

除此之外，张广泗还信任小金川汉奸良尔吉、王秋等人，“专为莎罗奔耳目，军中动息辄报贼预为备，所向扦格”。另外，张广泗治军过严，赏少罚多，以及徇庇所属黔省将弁，这在广大出征将士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而明显地影响了他们的作战情绪。“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所有这些，都大大延缓了战争的进程，使得张广泗的“九、十两月进取贼巢”的诺言变成了空话。由于川北天气早寒，九月间，丹坝一带大雪飞舞，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暂且休战，以使士卒过冬，待来年开春再行剿平。

在清朝政府军队屯兵不进的同时，由于有了与清兵主力部队直接交手的作战经验，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并不断向各路驻守清军发动偷袭。“各营驻扎逼近贼卡之处屡被侵犯。……彼据险扼吭，转得乘我之隙，以逸待劳，以寡扰众；而我军应接不暇，不能制敌，而反为敌所制。”而在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等相继阵亡，张广泗原先计划二三月间攻克敌巢的设想又一次落空了。张广泗羞愤交加，为了挽回战局，又增调部队，积极布置，拟于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间兵分十路进攻大金川。

前线战期一拖再拖，使得乾隆皇帝对张广泗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怀疑。同时，更使他感到焦躁不安的是前线部队大都是由客兵及蛮司士卒所组成，“本非世受国恩，为我心膂”,“劳役不已，奏凯无期，版筑方殷，锋锐莫展。肘腋之患，良可寒心”。为了防止“大兵聚久，变患易生”,乾隆皇帝渴望早日结束战争。为此，乾隆十三年正月以后，他先后派遣兵部尚书班第等人赴金川帮助料理粮饷，又起用废将岳钟琪、傅尔丹两人到前线助战。是年五月，他又以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军营，总理一切军务储精事务。乾隆皇帝添派班第、岳钟琪、傅尔丹等人至军助战固属必要，然而，派遣讷亲前往前线视师一举却很不高明。讷亲出身贵族世家，就其能力而言，远在鄂尔泰之下。他之所以在雍正、乾隆年间屡蒙升擢，并于乾隆

十年(1745)鄂尔泰死后擢升为首席军机大臣，完全是因为他适应了这一时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加强的需要，办事勤慎，一以乾隆皇帝的意旨为准，不敢稍有逾矩，而在实际上，却毫无行政才干，在军事上更属外行。这样，由于乾隆皇帝的用人不当，不但使清军在前线作战中毫无起色，反而又继续遭受了一系列的新挫折。

讷亲于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至金川军营。当时，清军正在按照张广泗的布置发动进攻。讷亲到达军营后，一不对张广泗错误的分路进兵计划进行必要的更动；二不对当时敌我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周密调查，而是专横武断地撇开张广泗，限令全军三日内夺取刮耳崖。在他的错误指挥下，清军虽然竭尽全力进攻，但却毫无进展，反而遭到了重创。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等相继阵亡。在遭到重创之后，讷亲又由原来的专断而变为推委，“仍倚张广泗办贼”,“张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

同时，讷亲还不辨攻守之势，竟然仿效金川而大筑碉堡，大建山卡，且名之曰以碉逼碉，以卡逼卡。尤为可笑的是他还异想天开地想邀请终南道士、西藏达赖喇嘛来施用巫术破敌，念咒退兵。可见其尽搞歪门邪道，因而士卒作战情绪进一步下降。当年闰七月底，清军出动三千人进攻大金川喇底一带山梁，行进途中，“忽闻贼番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压下声援。三千余人拥挤奔回，多有伤损”。至此，讷亲黔驴技穷，一筹莫展，对于攻打金川能否取胜也失去了信心，因而在上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加调精锐三万”明年接办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提出了撤兵，“俟二三年后，再调兵乘困进捣”的建议。清朝军队进退维谷，处于极为被动的形势之下。

面对四万清军“既不能分路进攻，又不能长驱深入”的被动局面，乾隆皇帝气急败坏。是年九月，他先是降旨令讷亲、张广泗二人回京述职，在其离开军营后，随即将他们革职拿问，先后处死。同时，他改派军机大臣、自己的妻舅傅恒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主持征讨事务。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先后调拨京城、东北各省驻防满洲八旗兵九千和陕甘、云贵、两湖绿营兵二万五千名，陆续开赴金川前线，并添拨军饷二百万两，以济军需。与此同时，还严谕在金川军营的岳钟琪、傅尔丹于傅恒未至之前“相机进兵”,“奋勉建功”。

傅恒到达前线军营后，首先下令将良尔吉、王秋等内奸分别处死；尔后，又将讷亲、张广泗以碉逼碉、分路进攻等不切实际的战略安排全部予以废弃，决定分南北两路，选精锐之军深入，重点进攻大金川巢穴勒乌围、刮耳崖。北路由岳钟琪统率，自丹坝进攻；南路由傅尔丹统率，自卡撒进攻。

此时，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战争消耗，清朝政府和大金川战争双方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地步。就大金川而言，由于物资匮乏，作战人员大大减少，已经无力抵抗清军的大规模进攻。因而，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底开始，陆续派遣头目至清军营中请降。就清朝政府而言，由于战期一拖再拖，广大将士兵丁和民众的不满情绪都明显增长。尤其是四川一省，“连年困于征发，民力实已劳疲不支”,阶级矛盾开始激化。此外，两年战争，军费开支近两千万两，国库存银急剧减少，至乾隆十三年年底，“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所有这些，都使乾隆皇帝极为忧虑：“设有奸徒，从而煽惑，以易动之民，当困疲之际，内地稍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各省协拨银两，已动及留备”,“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金川战争成了乾隆皇帝身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因而，乾隆皇帝不但对上年兴兵攻打大金川一事后悔不已，而且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前景也极为悲观。他说：“上年办理，实属错误”,“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在他看来，“自今若能直捣勒乌围，擒其渠首，固为快惬；或鼓勇摧解，屡有克捷，贼酋穷迫乞命，因而开三面之网，俯准纳降，亦可绥靖边徼”。换句话讲，只要象征性地取得一些胜利，为他挽回一些面子即可收兵回京了。为此，在傅恒离京赴军后不久，乾隆皇帝即连颁谕旨，劝令傅恒还朝。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乾隆皇帝还搬出向不参与政事的崇庆皇太后，由她降谕，令傅恒罢兵。这样，傅恒在金川军营不过待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利用莎罗奔乞降的有利时机，使原为莎罗奔上司的岳钟琪带领随从四五十人轻装进入勒乌围，与莎罗奔商定纳降事宜。二月初，岳钟琪亲自导引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郎卡等人至傅恒营中请降。傅恒代表清朝政府纳降后，仍使莎罗奔等人为大金川土司，然后匆匆奏凯还朝。至此，这场历时两年、调兵八万、耗帑几近两千万的战争才算草草结束。

大金川战役是乾隆皇帝即位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平叛战争。由于乾隆皇帝和主要负责官员讷亲、张广泗的错误指挥，使得广大劳动人民和出征兵丁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国家也为此多耗了许多银钱，实际战果也远不像乾隆皇帝本人所吹嘘的那样辉煌。但是，这场战争毕竟是为了巩固统一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虽然未能达到彻底消灭当地土司割据势力的目的，但是却使当地土司的叛乱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有所收敛。因而，这场战争对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对于乾隆皇帝统治的加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