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下江南

除北上秋狝、东巡谒陵之外，对乾隆时期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还有乾隆皇帝的巡幸江南活动。继其祖父康熙皇帝之后，从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也对江浙地区进行了六次巡幸。江南地区物产丰富，为全国财赋重地，历代清朝统治者都对其深表重视，这当是百年之间祖孙两代皇帝频繁巡幸的共同原因。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南巡还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雍正、乾隆之际，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一度颇为紧张。首先，在经济上，针对江南大户历年赋税积欠相当严重的情况，雍正、乾隆两代皇帝曾先后两次对之进行清理，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江南地主阶级的物质利益。其次，乾隆皇帝即位之后，为了解决八旗生计，一度采取措施扩大八旗子弟入仕途径；同时，还以整顿科举弊端为借口，减少内地各省府、州、县学生员名额，限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入仕，也使以“人文渊薮”而著称的江南地主阶级的政治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自雍正以后以至乾隆初期，江南地主阶级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矛盾不断，极不融洽。在经济上，他们凭借人多势众和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百般阻挠和破坏清理积欠活动的顺利开展，或者完旧欠新，或者新旧并欠，使得清理积欠活动无法继续开展。对于在政治权益上所受到的损害，他们也同样不能容忍。乾隆七年、八年间(1742—1743),六科给事中杨二酉、御史杭世骏等人先后上书，对乾隆皇帝侵犯汉族地主阶级权益的内满外汉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乾隆十五年、十六年之间(1750—1751),又有人炮制了伪孙嘉淦奏疏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其中开列“五不解，十大过”,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乾隆皇帝本人。该奏疏稿虽然未必一定是出自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手，但是，其在江南地区广泛流传的现象说明，伪奏疏稿的有关内容在江南地主阶级中产生了共鸣。对此，乾隆皇帝一方面继承其父雍正皇帝的举措，以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重点，大兴文字狱，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效法其祖父康熙皇帝的旧规再次南巡，并借巡幸之机采取一些让步措施，对江南地主阶级普加笼络，从而使自己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首先，蠲免积欠。乾隆皇帝南巡之前，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关系紧张的主要症结是积欠情况严重。鉴于整个国家财政情况不断好转，为了消除江南地主阶级的不满情绪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乾隆十六年

(1751)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即下令豁免乾隆元年以来江苏积欠地丁钱粮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钱粮三十五万余两。浙江一省虽无积欠，也蠲除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以示奖励。同时，还将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历年积欠钱粮二百余万两也概予蠲免。此后，随着国家财政情况的进一步好转，历次南巡，也无不以蠲免积欠钱粮为要务。对于两淮、江浙商绅，因为他们每逢庆典、军需、河工等大项开支，皆频捐巨款，报效朝廷，乾隆皇帝也大沛恩膏。首次南巡时，即将其中原有三品职衔者皆加“奉宸苑卿”衔，未至三品者加“按察使”衔，其他人则各按本身职衔加顶戴一级。除此之外，为使他们在经济上也得到实惠，乾隆皇帝还分别免除其未完税务，每引加赏盐五斤至十斤不等。总计六次南巡，共免除所经过州、县逋负钱粮两千余万两。通过这些南巡活动，大大缓和了中央政权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也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其次，重视文教，选拔人才，量授官职。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清理科举弊端，全国各省进学人员普减十分之一，因此引起了包括江南地主阶级在内的各地地主阶级的普遍不满。为此，南巡期间，乾隆皇帝竭力表示自己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学术发展的关心。首次南巡，即向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各颁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等书。同时，他还以三吴两浙为人文荟萃之地，民多俊秀，“应试之人日多而入学则有定额”为由，特命增加上、下两江和浙江三省府、州、县学岁试文童录取名额。进献赋颂者，还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进行考试。考中者，直接赐予举人、进士头衔，授予官职。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四库全书》告成。这时，乾隆皇帝又专拨库帑百万两，雇手抄三份，珍藏于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以供士子“观摩誉录”。乾隆皇帝的这些措施使得江南一带士子感到他们处处都受到了特殊优待，因此，对乾隆皇帝的态度也改为竭诚地拥戴，乾隆皇帝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再次，对巡幸经过的各地官员普遍加恩施惠。乾隆皇帝历次南巡，在籍、致仕官员都前来迎驾。因为他们是当地人望，各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而每到一地，必定接见这些人员。赐坐、赏饭、赐人参貂皮、晋封官爵、赐子孙功名出身等不一而足。对于贪污受贿或其他原因而受到处分或被革职的官员，为了减少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乾隆皇帝也大施其怀柔、拉拢等手段，凡途经各省文武官员曾受罚俸、住俸、降级处分者，皆准开复；革职家居者，则根据情由，或复其原职，或赏赐新衔。对于现任封疆大吏，因为他们负有诸多的重任，则更是表示重视，或赏赐金银，或题诗给匾，以表示器重和倚赖之情。这些措施使得大批封建官僚感恩戴德，无不“浃髓沦肌”。因而整个南巡过程中，乾隆皇帝和江南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当融洽的气氛之中。

最后，祭扫明孝陵和历代名臣祠墓。乾隆皇帝每次南巡，总要绕道江宁，祭奠明孝陵，以表示自己对这个前朝开国皇帝的尊重。对于巡幸沿途三十里以内的历代名臣，诸如晋代名臣卞壶，唐代名臣张巡、许远、陆贽，宋代名臣曹彬、范仲淹、宗泽、岳飞、韩世忠，明代名臣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方孝孺、于谦等，也分别由翰林院撰拟祭文，遣官致祭。通过这些活动，乾隆皇帝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历代帝王特别是明朝统治者的当然继承者，以消除江南汉族人民的反清意识；另一方面又借此机会向江南地区的广大士民普遍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以求得在思想上巩固自己对全国的统治。

乾隆皇帝除了上述各种活动之外，在历次南巡中，他还多次视察黄河、淮河和运河的治理情况以及浙江海宁海塘的修建工程。根据他的指示，以治黄和海塘修建为重点，江南各地先后兴修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举措，对于减轻当地水患的为灾程度、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之，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基本上消除了江南地主阶级对大清中央政府特别是对乾隆皇帝本人的不满情绪，实现了笼络江南地主阶级、进一步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因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后，乾隆皇帝对南巡之举甚为满意，将其与平定准噶尔叛乱一起作为自己在位五十年中举足轻重的两件大事。

然而，尽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在笼络江南汉族地主阶级、巩固自己统治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由于乾隆皇帝在南巡过程中大肆挥霍，也使多年积攒起来的国家财富大量消耗。另外，各级官员为了讨得乾隆皇帝欢心，在办理乾隆皇帝南巡过程中滥用民力，大肆铺张，也都给江南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和反对。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乾隆统治后大期清王朝的衰落。因而，乾隆皇帝归政之后，面对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于自己六巡江南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他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表示出他对历次南巡病国殃民的深深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