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

在乾隆皇帝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四处巡幸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谒东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木兰秋狝五十二次，东巡曲阜举行阙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区十四次，平均每年出巡两次还多。乾隆皇帝这种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而且在两千多年的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极为罕见，对于乾隆时期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巡幸热河避署山庄和木兰秋狝是乾隆皇帝各种巡幸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巡幸活动。从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初举木兰秋狝到他驾崩，除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偶有间断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十三年(1778)因孝圣宪皇后丧期未曾举行之外，基本上都是每年一次。巡幸季节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还长达三五个月。

因此，尽管其巡幸次数不如谒陵次数多，但是其绝对巡幸时间却远远超过包括谒陵在内的各种巡幸活动。以其每次巡幸避暑山庄的时间为两个半月计算，五十二次巡幸，总计时间约在十年以上，相当于乾隆皇帝执掌朝政全部时间的六分之一左右。因此，可以说整个乾隆时期，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之所以极为重视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首先是因为它在巩固国家统一、团结各少数民族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木兰秋狝始于清朝入关之初，当时，清朝统治者根据多数蒙古贵族未曾出痘，“以进塞为惧”,而“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的情况，往往借出塞秋狝之机接见各部蒙古王公、台吉，举行宴会，赏赐银两，调解各部蒙古王公之间的争端，从而使中央政府与蒙古各部之间的联系有所加强。三藩叛乱被平定以后，随着清朝统治的进一步巩固，铲除准噶尔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地方政权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各部喀尔喀蒙古也率众内附，需要处理的蒙古事务空前增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康熙皇帝除多次举行木兰秋狝之外，还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后，在京师和木兰围场中间的热河兴建了避暑山庄。这样，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为了完成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未竟之业，先后规划并进行了平定准噶尔地区的达瓦齐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喀尔喀王公青滚杂卜叛乱和回疆地区的大、小和卓木叛乱等重要的军事行动。随着各次平叛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空前增加，民族事务更加繁多。这样，巡幸避暑山庄、木兰秋狝又在原来的联络蒙古各部王公的作用之外，在联络藏族、回族、青海蒙古上层僧俗人士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适应这一形势，乾隆皇帝即位不久，便首先对原来山庄的各处建筑加以修葺。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又在修葺的基础上，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与此同时，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中的政治活动也空前增多，除接见各族王公贵族，封赐爵号，赏赐缎匹、银两，举行宴会之外，规划各次平叛战争、接见各部归顺人员以及安排各部王公入觐也都无不在避暑山庄进行。其中接见各部归顺人员，如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十九年(1754)之间，杜尔伯特部落长车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三车凌的求抚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来降，以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前来归顺。至于各族贵族王公入觐热河者，则更是不胜枚举。其主要者如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达瓦齐叛乱之后各部厄鲁特台吉、宰桑之入觐，乾隆二十四年(1759)回疆叛乱平定后各城伯克之入觐，乾隆四十五年(1780)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六世及内外蒙、厄鲁特、青海蒙古各部之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六十年(1795)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蒙古广大僧俗贵族之入觐等。除此之外，其他各族上层贵族前来避暑山庄入觐、扈从木兰秋狝者也络绎不绝，不胜枚举。

因为需要处理的事务太多，有时乾隆皇帝还于一年之内两次巡幸避暑山庄。如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东巡盛京，拜谒祖陵。为了接见内迁的杜尔伯特部台吉三车凌等，乾隆皇帝提前动身，在热河避暑山庄驻留两月之后才前往盛京；而在谒陵途中，又得知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率部前来归顺的消息，于当年十月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又再赴避暑山庄接受阿睦尔撒纳等归顺人员的觐见，征询他对于进兵准噶尔的看法，加封其为亲王、北路参赞大臣，其他随降人员也分别授予爵位并各加赏赉。在一切活动结束之后方才回到北京。总之，终乾隆之世，凡在乾隆皇帝巡幸期间，避暑山庄一直热闹非常。乾隆皇帝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活动，对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之所以重视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还在于塞外的巡狩生活能够锻炼人君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奋斗意志。清朝以武功开国，历代皇帝尤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几乎都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自己辉煌的一生。正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促成了他们事业的成功。有鉴于此，康熙皇帝在位期间，虽然清朝统治已经巩固下来，但是他“惟恐八旗之众承平日久，耽于安乐，不知以讲武习劳为务”,因而多次北上秋狝，“较围行猎之典，岁频举行”。雍正皇帝即位后，虽然因为致力于内政的整顿而没有举行秋狝活动，但是仍从思想上对之极表重视，并一再告诫乾隆皇帝“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列祖列宗的开国业绩和祖、父两代皇帝的殷殷嘱托，给了年轻的乾隆皇帝以极为深刻的教育。其中，康熙皇帝晚年之时“较射习网，阅马合围”,不肯一日休息，更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精神和行动都是本朝累代“相传之家法”。因此，为了磨砺自己和整个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八旗子弟的吃苦耐劳精神，地处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的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便成了一个绝好的场所。每到秋狝季节，乾隆皇帝总是亲自率领八旗子弟行围狩猎，并“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为了使广大官员和八旗兵丁都对木兰秋狝表示重视，他除了多次颁布谕旨进行训诫之外，还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奖惩。如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木兰秋狝之前，乾隆皇帝做出规定，将从此次扈从行围的八旗兵丁中选拔骑射较优者充任前锋、护军、前锋校、护军校；乾隆十八年(1753)九月木兰秋狝过程中，因为扈从行围的领侍卫内大臣公丰安、侍卫班领副都统扬桑阿、随从侍卫侯田国恩、领侍卫内大臣阿里衮等“畏缩不前”,“不能骑射”,分别予以削爵革职，令其效力赎罪。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秋狝活动的正常举行，他还对汉唐以来历代帝王兴建“离宫别苑”以逞己欲的现象痛加指责，指斥其只能“破国亡家”,“是可戒，无足法也”。对于个别官员谏阻巡幸避暑山庄、木兰秋狝者，则严加呵斥，指斥其用意在于“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惟沾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这样，在乾隆皇帝躬身木兰秋狝活动的影响下，各级贵族、官员和八旗军队中的颓废习气都有一定程度的扭转，对于乾隆前期政治比较健康的发展与平定边疆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叛乱战争的胜利进行，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