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独揽

无论是在政治机构还是在经济实体中，用人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正缘于“用人权力”的重要，乾隆曾经声称“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也就是大臣、地方官员的任免，完全由他亲自裁决。这反映出专制统治在乾隆朝的高度集中统一。正是这种集中和统一，为乾隆六十多年的治政生涯奠定了基础。

大清王朝疆土辽阔，行政区多层次分布，而皇帝却只有一个，因而要想管理好这个国家，使专制统治意志得以顺畅贯彻，必须善于用人，因为仅凭个人的才能和精力，不管多么勤奋，也没有办法操纵这一庞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在治政过程中，乾隆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最为至要，因此要重视对人才的发掘培养，让他们在皇权意志下帮助他管理国家。

乾隆一生培养了不少贴心能臣，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琢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琢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持续不断地培养能够承上启下的江山社稷重臣，维持国家沿着一定的轨道发展下去，这轨道必须符合社会实际，能够有效地把国家统治调整到最好状态，从而促使整个社会繁荣稳定，可以说这就是乾隆的为政之道。

在处理纷繁的政治事务时，乾隆主要依靠军机大臣，特别是满洲军机大臣如鄂尔泰、讷亲、傅恒等人，可以说一刻都不能没有他们。而这些大臣的确能够倾心为政，忠心辅佐，文武才全，朝中为相，出征为将，帮助乾隆把大清王朝推向了封建社会的最后繁荣。

抓紧手中权力，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建立一套有效地选拔、考察官吏的制度。清朝考核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员的考察称为“大计”,经过考核，将不称职的官吏分为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为、不谨、贪、酷八种，根据不同缺点给予相应的处置。乾隆认为京察、大计是荐举人才、参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认真执行。

为了能够选拔优秀的官吏，乾隆曾经多次连篇累牍地训话，要求部院堂官及督抚大员改掉姑息瞻徇的弊习，在京察、大计中做到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他对京察各位官吏多次亲自裁定，接着还宣布对于一向不用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员进行考核，以政绩确定职称升降，并且传谕京官，可以在所上奏的密折中明确部属官吏贤良与否。

乾隆于四十八年(1783),再次谕令，规定凡京察、大计中保举的政绩卓异官员，如果发现有贪赃犯法行为，原来保举上司要受到处罚，以惩失察之过。终乾隆一朝六十多年间，历次考核中因为“不谨”“疲软”被革职的，因为“年老”“有疾”被勒令休致的，因为“才力不及”“浮躁”被降职调任的，加上另外受到其他处分的官员，总数达到六万多人，超过了圣祖康熙统治时期对不称职官员处理的数目。

对身边的文臣，乾隆要求尤其严格。即位后刚一年，他就发布上谕：“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于是，他亲自出题对文臣近侍进行考试，要求自“少詹讲读学土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要参加考试，而且不允许以生病为由借口回避。考试完毕后，他又亲自批阅试卷，成绩出来后按照优劣分别升降官职。乾隆六十多年的治政生涯中，类似的考试进行了多次，有效地选拔出了一批真才实学的儒士。

乾隆认为题补官员不但要重才能，更重要的是要有优秀的整体素质。主要应该选拔“年力精壮，心地明白”的人。因此，但凡遇到所题补的官员年老、隐瞒实际年龄的，就对推荐大臣从重加以处罚。对那些衰庸年老而恋其位的官员，他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衰庸年老官员“留一日即多误一日之事”,因而制定有关条例限制他们继续占留位置。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分别谕令规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的要进行详细甄别，“京察”二、三等六十五岁以上的官员要带领引见，乾隆要亲自裁定他们是否继续留任。他非常重视文职官员中知县、武职官员中总兵的年龄结构，为此解释道：“知县为亲民之官，一切刑名、钱谷、经手事件，均关紧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听其滥竽贻误。总兵有整饬营伍、训饬兵丁之责，岂可任年老衰颓之人因循贻误。”对于边疆的办事司员，年龄上的要求更是严格，超过六十岁根本就不允许保送。相比之下，漕运职司人员条件稍微放宽，而其他任何“亲民”官员超过规定的年龄，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再使之留任。

巩固专制统治，在用人上要有原则，乾隆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如果有官员敢于贪酷、公然违令枉法者，就是皇亲国戚也要严惩不贷。同康熙帝相似而与雍正帝有异，乾隆用人时将才放置德后，注重以德取人。他认为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做那些结党营私的事情，官吏清廉，一心奉公，甚至“公而忘私”。在乾隆朝，受信任重用的大臣中就涌现出很多清廉官员，他们颇能忠心任事，才德俱佳。

乾隆初年，协办大学士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的奏折，震动朝野。在疏中对朝廷官员提出八项约束条件：“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劳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这八项约束条件之所以出自朝臣，就反映出臣下自觉严格要求，拥戴皇上，使国家大治的良好政风。

在乾隆朝，江苏武进人、一品大学士刘纶可谓清廉自守的典范，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平时在家穿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的，只有上朝才穿一身官服以示体面。有一年寒冬的一天，军机章京王昶半夜因有急事前往刘纶家，刘家室内寒冷异常，刘纶让家人给王昶拿酒喝以御寒，可喝酒时却无下酒的菜肴，找了半天，“仅得白枣数十枚侑酒”。刘纶清廉到这种程度，令人难以相信。

吏部尚书甘汝来是江西奉新人，身为官吏升迁主管部门的当权朝臣，却对于收受贿赂之事从来无染，恪尽职守，最后病逝于官署内。兼管吏部的大学士讷亲，当时亲自把甘汝来的遗体护送到家。当讷亲走进甘汝来家庭院时，看到一位老妇正在缝补衣服，误认为是甘家奴婢，呼喝道：“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老妇顿时愕然，讷亲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老妇失声痛哭，讷亲这时才知道她就是甘汝来夫人。讷亲问夫人家里有没有钱，以备收殓使用，夫人回答：“有。”于是拿出一个小袋子，把里面的银两全部倒出，仅仅八两，并且解释说：“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两),相公俭，计日以用，故所余半月费也。”大学士讷亲听到这里感动得哭了起来，代替夫人收殓了甘汝来尸身，并且呈报皇上。乾隆知道此情后，特赐一千两银子，命令内务府办理甘汝来丧事。

乾隆朝名臣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祖籍山东诸城，其父曾任四川布政使。刘统勋为人忠厚刚直，且具有侠肠义骨色彩。他是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后供职上书房，官至大学士，深受乾隆信任，为官十分清廉。乾隆元年(1736),刘统勋任左都御史时，曾连上两疏弹劾三朝宰相张廷玉和总理吏、户两部的尚书公讷亲，揭发两人独揽大权、于朝中遍植亲党的罪状，因而震惊朝野。此外，刘统勋还多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外出，办理重大案件，勘察河务工程，督运军饷，都能够雷厉风行，执法如山，圆满完成任务，贪官污吏多因怕他而有所收敛。乾隆三十八年(1773)初冬的一个早上，天还未放亮，刘统勋就动身上朝了，当轿夫走到东华门外时，感觉情况不对劲儿，打开轿幔看时，发现刘统勋已经坐逝在轿子里。乾隆闻讯，亲自到刘家吊唁，亲身目睹刘家之俭朴，回到宫中乾隆面带泪痕，对众大臣说道“刘统勋乃不愧为真宰相”,“朕失去一股肱”!

在大清朝，总督巡抚都是封疆大吏，掌握一省乃至数省大权，地位极为显赫。乾隆为此曾说：“盖人君总其成于上，而分其任于督抚。”其意是说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固然是统治意志的中心，而皇帝实现对全国各个地方的统治，则是依靠督抚等要员来完成的。国家政令的通达与否，社会能否整体稳定发展，督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用好督抚成为治国用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乾隆选拔督抚，在才德具备的前提下，特别注重他们的执政能力，看他们能否干出成绩。这样政绩优劣便成为品评督抚的重要条件，政绩好坏也就是看他们对皇权意志是否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

我们可以从一些实际例子中了解乾隆在用人时，如何贯彻他的意志。譬如陕甘总督一职，控制着整个西北地区，从民生到边防，从修治到邦交，无不显示出这一职位的重要，选人得当自然成为用人的一个重点。因而在挑选陕甘总督时，乾隆特别注意什么样的官员能担此重任。这一职务原由汉军镶黄旗人黄廷桂长期担任，黄廷桂便颇为乾隆欣赏。乾隆发兵平定准葛尔部时，因为前线缺乏粮米而焦虑，当时已经离任的黄廷桂报告说，他在担任甘肃巡抚时，曾购买粮谷三百万石，分别储藏在河东地方，此时正好可解前线之急。于是，他便采取有效的运输方式，保障了前线粮米的供应。运粮车十家抽一，给予优厚的脚价运费，还允许民间百姓到前线贩卖其他日用杂物，所以民夫运粮相当踊跃。后来，黄廷桂因为运送军需而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病倒在床，仍然不住地唠叨马驮、运粮、进剿、擒拿贼首诸多事务，去探望他的文武官员没有不为之感动的。黄廷桂尽管没有亲临前线杀敌立功，乾隆称赞他运送粮米及时，并且丝毫没有惊累百姓之处，因而功劳最大，遂授予骑都尉世职，三等忠勤伯，赐予双眼孔雀翎、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显示出皇上的特别恩宠。黄廷桂去世时，乾隆亲书挽联：“鞠躬尽瘁今诚已，葛亮而来此一人。"

在乾隆统治期间，自学成才的安徽桐城人方观承，跟随平郡王定边大将军福彭征剿准噶尔时，职位并不高。后来乾隆发现他颇具才能，于是非常赏识，逐渐提拔为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任二十年，政绩十分突出，没有辜负乾隆的厚望。直隶境内有条永定河，人称“小黄河”,因水流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水文呈现黄河中下游状态而得名。永定河原称“无定河”,因经常泛滥，康熙统治时期曾多次整修河堤，就连“永定河”的名字也是康熙帝为了庆祝河工完成而赐予的。

水利工程是一项持续工作，尤其是对泥沙不断沉积的永定河来说，更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建设整修。针对永定河在当时的再度泛滥，方观承上疏称，需要将六工以下北大堤改移下口，使水行地中，方能畅通无阻。但乾隆认为河堤只能加厚，不能再加高了，反对方观承的建议。这是因为乾隆没有亲自视察工地所做出的决定，后来亲临河工视察时，才知道他的成见不对，知道北方与江南治河方法有所区别，因此采纳了方观承的方案，使永定河的治理得以顺利完工，减轻了水患灾害。

直隶地区北部与蒙古接界，内地百姓经常到边外租种蒙古王公的土地，因为地租问题经常引起纠纷，方观承为此制定交租法令，并且上疏奏请在热河设立民治机构，以保障人民应有的权益。

乾隆出巡四方首先要经过直隶地区，京师八旗兵出征也是如此，因此直隶地方差务频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方观承对此往往布置周密，保证各项差务及时又有条理地完成，并使百姓不受扰累之苦。乾隆由此对方观承颇为信任，认为国家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能臣。

有一次，天津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而天津属于直隶的一部分，御史就上疏弹劾方观承。乾隆亲自为他辩护，称：“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方观承之勉力支持也。”其意是方观承做得已经相当好了，换成别人恐难有如此的成就。作为一朝之君，在保护能臣的同时，也体现出他的治政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