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党争

对于一个封建帝国的专制皇帝来说，皇权自然至高无上。但是一个贤明的帝王，每一项决策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乾隆也是如此。

在荣登帝位之后的一定时期，乾隆每言必称“敬天法祖”,每日必读前朝实录，迅速稳定了朝中大臣；但他又以另一种方式对雍正时期的国政方针推行着大胆改革，以缓和隐蔽的方式，把父皇的统治政策几乎搞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令人吃惊的是国家大政方针虽然出现了巨大变化，唯有人事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这在一般政治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新君用旧臣，在推行统治意志时，往往要冒较大的风险，但乾隆却稳坐龙椅，实现了平稳过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的臣子依然是雍正时的旧臣，连朝廷重要的关键人物也都没有什么变动，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鄂尔泰、张廷玉等仍在朝中稳居要职。

由于雍正统治时期严禁皇子结交朝臣，致使乾隆登位之初没有亲信重臣，似乎是一种缺憾，但又是一种优势。他曾说道：“今朕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这样倒可以避免新旧交替之间的倾轧与摩擦，减少推行新政时所存在的自然压力和阻力。旧臣之间当然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只是没有那么激烈罢了，朝中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即是如此。当然，此时两人的门户对立和雍正初期的朋党不同，虽然对皇权统治有不良影响，但不会对皇权构成直接的威胁，它只是基于师生、亲族、民族而形成的派系利益集团。

鄂尔泰、张廷玉二人位极人臣，民间甚至传言朝中实权由二人掌握。朝鲜使者回国报告说：“阁老张廷玉负天下重望，有老母，乞归养而不许，彼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意思就是张廷玉要告老还乡侍养老母，但乾隆皇上不批准，人们都说朝廷中只要有张廷玉在，大清就平安无事。虽然事实上未必如此，但也足以说明张廷玉势力影响之大。

乾隆即位之初，乾隆尽管不满权臣明争暗斗的现状，但因当时满汉官员大多分属鄂尔泰、张廷玉门下，少数人家史贻直等虽不附权要，也自立一门。因而此时如果大动干戈，势必造成朝中乏人的状况，皇权的稳固就谈不上了。鉴于此，乾隆只好另生计谋，暂时以屈求伸，在亲信势力没有培养成熟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操纵鄂尔泰、张廷玉二派中的臣僚。

乾隆初年，聚集在张廷玉周围的都是汉族官员，而聚集在鄂尔泰周围的都是满族官员。因此，鄂尔泰、张廷玉两派的门户对立也是满汉官僚之间矛盾的一种反映。为此，乾隆指出：“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人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

张廷玉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安徽桐城人。他本人是康熙晚年的进士，康熙末年已担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四年(1726)升任文渊阁大学士，曾辅佐雍正帝即位，长期为皇上起草谕旨文书，长于文字，又勤劳敏捷，能很好地贯彻皇上的意旨，被雍正视为股肱之臣。对西北用兵时，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制度也多由张廷玉策划起草。另外，他还负责编撰《清圣祖实录》,对雍正参与争夺皇位的事实进行了巧妙的掩饰。身为军机大臣，张廷玉还兼管吏部、户部。

张廷玉一门朝中显贵颇多，多为科举出身，子弟门生占据着许多朝廷要职。其弟张廷璐是礼部侍郎；张廷球是内阁学士；其子张若霭和张若澄都工书善画，入直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张若淳是军机章京，后历经外任，官至侍郎、尚书，的确是“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前后十余年，赏赐至不可胜记，又第及园墅、命紫禁城骑马，皆朝列所稀有者”。这是对张氏家族权倾朝野的最好诠释。

张廷玉势力的日长必然会引起其他朝臣的担忧。乾隆六年(1741),左都御史刘统勋奏称：“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责备恒多。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仁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稍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饬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这充分说明了张廷玉集团势力的庞大，党羽众多，已引起众臣的广泛关注。张廷玉的势力主要分布于内阁六部，党羽主要是科举出身的汉族九卿官员和汉族督抚，有的已经成为一品、二品朝廷大员，像吴士功、张照、汪由敦等人。

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姓氏西林觉罗。因是康熙朝举人，康熙皇帝授予他内务府郎中官职。雍亲王胤祺即位之前，曾想和鄂尔泰结交，然而遭到他的拒绝，这不但没有引起雍亲王的不满，反而赢得了他的信任，雍正登位之后，认为鄂尔泰为人刚直不阿，才可大用。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从一个小小的郎中直线提为云贵总督，地位令人瞩目。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成效显著，为了统一事权，雍正特授他为云、贵、桂三省总督。鄂尔泰果然不负雍正厚望，在西南任上卖力工作，设置州县，稽察钱粮，平定士官叛乱，功勋卓著。在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被调回京师，出任首席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

鄂尔泰权倾朝野，宗族势力随之极度膨胀起来。其弟鄂尔奇担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在军机处任职，后历任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等要职；次子鄂实也是参赞大臣；三子鄂弼历任山西巡抚、署西安将军，四川总督；四子鄂宁历任巡抚、总督；五子鄂忻是庄亲王允禄的女婿；侄子鄂昌历任湖北巡抚、甘肃巡抚；侄子鄂乐舜曾任山东巡抚；鄂尔泰的女儿嫁给宁郡王弘皎为妻，“自从龙入关，重侯累相，武达文通，在丰沛故家中遗泽最远”。由此可见鄂尔泰家族既是皇亲国戚，又大多是权倾朝野的显贵，因而和张廷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鄂尔泰政治集团主要以地方满人督抚和京中部分汉官为主。他六十大寿那天，“百官皆欲制屏称觞”,为了表示答谢，鄂尔泰曾作诗道：“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鄂尔泰的门生中，著名人物有尹继善、仲永檀、史贻直、胡中藻等人。

乾隆初政期间，鄂尔泰、张廷玉分别是满汉大臣中的领袖人物，要稳定大局就少不了得到二人的鼎力相助。此外，张廷玉和鄂尔泰还是乾隆做皇子时的老师，有训诲之功，刚刚登上帝位，乾隆也不便一下把脸面撕破，那样会对他的皇权巩固产生不利影响。不过乾隆也认识到不能任他们横行朝野，扰乱朝纲，于是采取了相互抑制、权力均衡的方针来对付两党纷争。

对于抑制张廷玉、鄂尔泰二人的策略，乾隆曾有明确阐述：“鄂尔泰、张廷玉素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会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意思是说，要对付这两个集团，要凭借他的权力，控制得当，既不让一方击败另一方，也不能使他们两败俱伤，而是要权衡利弊，让他们互相牵制，最终达到互相促进，竞相为朝廷效力的目的。因而在乾隆初年，他对两位权臣的对策就是稍加警告，要他们洁身自好。

同时，乾隆还警告其他大臣，言称对鄂尔泰、张廷玉“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借以表明对两位辅政大臣也并非绝对信赖。不过话虽这么说，他对两位大臣仍然以礼相待，以示用人不疑。

随着乾隆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他逐渐开始着手加以整治朝纲，张廷玉、鄂尔泰两大派首当其冲。早在雍正统治期间，因为办理苗疆事务不力，鄂尔泰引咎辞职。雍正帝曾派大臣张照顶替鄂尔泰安抚苗疆之乱，可张照因是张廷玉的同党，是鄂尔泰的政敌，到达贵州后并未集中精力平抚乱民，而是挟门户之私见，存心报复，殚精竭虑地搜罗鄂尔泰的罪状，想推翻“改土归流”政策。

因为乾隆赞成鄂尔泰对苗疆施行“改土归流”政策，于是对张照的行为十分不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照在京时，见皇考申饬鄂尔泰，因其向来料理原未尽善。继有解任之旨，张照遂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借此对张照进行了打击和批判，斥责张照“浮躁妄行”,革职入狱。鄂尔泰一派见状认为机会到来，想借此整治张廷玉一党，置张照于死地，不料乾隆对张照的惩治适可而止，没有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形成一党压倒优势的局面。而是置身两党之间，竭力平衡双方势力，为自由驾驭诸朝臣提供便利，是乾隆这一时期的基本策略。

鄂尔泰在苗疆问题上的失误，雍正皇帝在临终时予以原谅，命他仍以大学士的身份辅佐新君。乾隆即位之初，也替鄂尔泰撑腰，减轻了他的罪责，鄂党由此大受鼓舞，只想以张照为突破口，杀杀张廷玉一派的气焰。

张照革职入狱后，乾隆派遣鄂尔泰的党羽张广泗前往苗疆治理。张广泗上疏弹劾张照阻挠军机，结党营私等罪状。鄂党中的哈元生也上疏揭发张照曾诱他参劾鄂尔泰，鄂尔泰由此自然对张照有切齿之恨。乾隆洞悉两党明争暗斗的境况，于是警告张广泗称：“今朕用鄂尔泰为大学士，又总理事务，张广泗又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而有迎合之心。”“人臣事君之道，惟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

乾隆的警告使鄂党不敢太放肆，但张广泗借着平苗疆叛乱立功之机，污蔑张照督理苗疆时肆意挥霍粮银。于是，乾隆让张照赔补，张照不服进行申辩。乾隆就命人对此查清落实，了解到是张广泗有意落井下石，夸大了事实。乾隆给张照平反后，命他在武英殿修书处任职，后来又授予内阁学士职，入值南书房。张照复职后，历任刑部侍郎、刑部尚书职务。至此为止，一场纷争算是得以了结。张照事件可以说是乾隆权力均衡原则的一个典型例子。

为了揭露鄂尔泰、张廷玉遍植私党、干预朝政的行为，乾隆曾向他们发出过严正警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念。”要求他们以后要忠心体国，不得包庇纵容私党。同时也向依附于鄂尔泰、张廷玉的满汉大臣们警示：“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接着再次告诫鄂尔泰、张廷玉二臣：“更当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提醒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

乾隆六年(1741),当左都御史刘统勋建议限制张廷玉党羽的膨胀发展时，乾隆借机让刘统勋当着众大臣的面宣读这道奏折，命张廷玉本着“闻过则喜”的诚恳态度虚心接受。为此他还说：“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乾隆的制衡策略的确高明，所采取的方法和说教有理有据，为人易于接受，以缓和的方式慑服了朝中众大臣，起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