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加强皇权，抑制党争 乾纲独断

乾隆即位以后，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甚至不惜大翻前朝之案，但根本目的与先世祖宗并没有任何差别，那就是加强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统治。为了达到乾纲独断，他在管理朝廷的方法上推出了一些有一定新意的政治举措，紧紧抓住国家管理机制脉络的主脉，使皇权意志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而地方政情也有效地反馈到皇帝那里。

即位之初，乾隆把军机处的设置一度当成前朝弊政撤销，国家政务由总理事务王大臣处理。但不久弊病就显露了出来，这些王公大臣要么是亲王，要么是前朝重臣，长期占据要职，朝野势力膨胀，形成权力网络，长此以往就不易操纵，从而对皇权形成无形的威胁。另一方面，乾隆每天处理国家要务，必须阅览大量的奏折，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如果依靠总理事务王大臣，便有大权旁落之虞，而如果完全靠他详细批阅、处理、转发，就不能有效地调动朝臣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他的负担也会显得过重。因此，一个能够贯彻皇权意志、高效率工作的秘书机构就显得必不可少。鉴于以上考虑，乾隆于二年决定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军机处。

乾隆当政之初，虽然不比雍正那么老到，而在控制臣僚方面并不比其父逊色。为了保证满洲权贵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他特别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洲人。军机处能否效忠皇帝，还要看皇上的领导才能和控制手段。乾隆规定军机大臣可以排除资历因素，超擢皇帝的亲信重臣。同时，他还把宗室成员像允禄、允礼、福彭等人排斥到军机处之外，以免任何有权欲和野心的人可能侵犯皇权。这一切，他都一无例外地做到了。

涉及权力问题，任人唯亲是在个人智能贤否前提下的必然选择。基于此种考虑，乾隆十年(1745)以后，他把皇贵妃高佳氏的弟弟傅恒安排到军机处，使之逐渐成为军机大臣的领班。他没有选错人，傅恒自上任之日起，为朝廷尽职尽责地工作，直到去世。在当时，乾隆还改变过去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遴选六位军机大臣，分别管理相应的职事，使权力分割维持均衡状态，方便了皇帝操控。

制度确立以后，还有一个进一步健全的问题，乾隆非常注重这一点。比如军机处大印的管理问题，印文由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存放，需要使用印文时，值班军机处章京用镌有“军机处”字样的金钥匙取出大印，用后立刻交回。在保密问题上，军机处听差只选择十五岁以下不认识字的少年充任，并且专门派有御史往来稽查，不容许任何人窥探。如果发现有人打通关系向军机处探听情报，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治。自从军机处恢复以后，办事效率大大提高了。过去处理公文需要经由内阁、总理王大臣等多层环节，现在环节减少了，他的命令可以由军机处直接发出，下面的公文、密折可以通过军机处直接送到他手中。

乾隆还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逐渐削弱朝廷及地方上的权力，把这些权力高度集中到军机处，从而加强了皇权统治。军机处在国家日常政务的处理上有极大的权力，如帮助撰写上谕，处理各地送到的奏折，审核翰林院及内阁所拟订的诏旨，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及时为皇上准备政务参考文献资料，陪同皇上出巡四方，记录及积累有关档案，甚至参与科举考试及奉旨出京办理公务，等等，可以说完全是皇上的机要秘书。皇上选用人才，军机处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军机大臣对地方各级官员的任用、罢免有权提出建议。军机处逐渐成为辅佐皇帝亲自行使强权的常设机构，也是全国政治高度集中的中枢部分，这样在权力上内阁就不能与之相比了。

军机处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权力，其实是皇帝本人权力意志的具体体现，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其权力的扩大就是皇权的扩大。恢复军机处以后，乾隆不但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剥夺了，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使内阁不能再干涉内政，成为一种摆设。同时，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都不能是专职的，被选任到军机处后仍然身处原来职务。

如果说恢复军机处是乾隆加强皇权的开始，那么健全秘密奏折制度便是又一举措。秘密奏折制度则早在顺治年间就已经建立，规定写奏折的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虽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实际执行后，发现此举非常有利于皇帝掌握下情，于是以后各朝便延续下来。一般题奏的过程是题奏本章先由通政使司上达，经过内阁票拟以后，再由皇帝本人裁断。而密折制度却与之截然不同。密折可以直接送达皇上面前，除了启奏者本人，之前没有谁知道奏报的任何有关内容。皇帝接到密折后亲自批阅处理，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及时地掌握有关情况，做出相应决策。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能够对各级官员起到威慑作用，政府官员担心不良作为会被秘密纠参上去，自然注意约束言行，实心为政。

为了真实了解庶务，通达下情，乾隆在即位的第三天就果断决定恢复“密折制度”。他在谕旨中规定：“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又说：“其从前向等官员准其奏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者，俱着照前折奏。”并且命令将折奏言事官员的范围扩大，说：“于大臣九卿科道外，并准葛尔部属参领及翰林等俱得奏折言事，以收明目达聪之效。”

此外，乾隆还采取了几项措施加强奏折的保密性。首先，他坚持满洲官员奏事使用满文的原则，不使用汉文，这减少了不懂满文的汉族官员了解密折内容的可能。其次，严禁大臣于本章中引用皇上在密折中的批语，而且不准上密折的人将具奏内容及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最后，为了防止密折在呈送过程中泄露秘密，他要求必须把密折放在一个特制的匣子里，这只匣子只有具折人和皇上才能开启。

在批阅密折时，乾隆不但非常认真，而且能够很好的保密。凡是属于机密不发的密折他就亲自缄封，有时甚至努力把密折内容记到脑子里，然后烧掉密折，以防有人偷窥，把秘密泄露出去。

实践证明密折制度对处理封建王朝一些重大国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官员在密折中纠参朝廷重臣贪赃枉法，既避免了案犯打击报复参奏的官员，又可以有效地惩治贫官，为国家政治机制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这样，密折制度就对强化皇权、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奏本文书的废弃，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密折制度显得更加重要，大臣官员如果遇到机密政务，马上以密折的形式奏报乾隆，从中了解到皇上的具体意图，然后再以题本的形式正式向中央部院衙门具体上奏。而这时的公开奏报只是为了完成最后的批准手续罢了。换句话说，这是密折制度的最后一道手续，只不过此时已是公开奏报而已。

密折制度对乾隆的乾纲独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反映出清朝历朝之所以没有出现过朝臣篡越皇权现象的原因所在，从而避免了历史上经常有的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权和宦官当政、大臣朋党侵权等政治弊端。